三

在韦伯的理论体系中，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是一个重要的比较参照体；这一点在韦伯关于支配形式、官僚体制和宗教等一系列讨论中明显可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是韦伯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开端，作者将同一思路延伸至他的《中国的宗教》等研究著作。

虽然本书在西方思想界有巨大影响，但在中国场景下阅读韦伯，这本书尤为艰涩难懂，阅读起来“隔膜”颇大。我认为，这是因为这本书讨论的两个核心问题，即理性资本主义与宗教观念的文化沉淀，均与中国社会文化相去甚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颇为陌生，难以从日常生活的身心感受中体会领悟。

韦伯在另外讨论中国宗教的著作中指出，中国历史上有活跃的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但这些均属于传统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没有导致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在中国，货币经济不但没有削弱传统主义，反而强化了它。这是因为货币经济与官僚俸禄结合之后，为支配阶层创造了特殊的获利机会。因此，家产制支配形态下的财富累积，不是一种理性的经济营利，而是一种政治性的掠夺资本主义。由此发展而来的不是历史上带有市民色彩的阶层，而是“处处伺机于纯粹政治性的官职剥削”。韦伯进而言之，国家的重商主义规制虽然可以培育出产业，但无法培植资本主义“精神”，因为中国传统经济中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经营的法律和社会基础，而且缺乏制约和抵制官僚权力的其他独立力量。换言之，传统的官商结合制度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背道而驰的。

依此视角来看，韦伯意义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从未获得发展的空间。中国读者更多熟悉的是传统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活动，或浸染成长于由此而来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中。这为理解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讨论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中国读者理解这本书的第二个困难缘于对宗教精神及其在社会生活中意义的陌生感。韦伯笔下的加尔文主义以及其他宗教信念渗透到西方社会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基本伦理和职业操守，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动力，塑造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韦伯注意到，美国社会中各教派是那些具有宗教伦理特质的人们组成的自愿性团体，经世俗化过程而成为身份象征，在历史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新教精神传统与教会正式威权或行会很是不同，提供了现代市民阶层的精神风格以及个人主义的历史基础，并为相应的民主制度提供了基础。当代西方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仍可追溯到宗教信仰的沉淀，虽然这些宗教根基已经隐而不现。如韦伯强调指出的那样，只有认识到伦理背后的宗教渊源，才能真正理解这一伦理的强大力量。例如今天我们不时听到的关于学者从业天职感的呼声，正是那个遥远时代精神传来的回响。

与此相比，历史上的中国家族社会长期以来提供了基本的组织形式，血缘边界清晰，亲疏层次分明；行动规则多是来自各种角色关系的相对主义的文化定义。因此，中国读者对于西方宗教传统和相应的文化观念知之甚少，对深蕴于宗教信仰根基之上的习性和价值观很是陌生，几近无从体会。有学者提出儒家士大夫文化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联。在我看来，士大夫的家国情怀与韦伯笔下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再次提醒读者注意韦伯的立场：宗教信仰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不是唯一的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唯一的发展途径。韦伯意义上的“理性资本主义”不是也不应该是各种文明高低优劣的价值判断。本书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中西文明有不同的发展途径，而文化观念是比较、理解这些差异性的重要线索：一方面，资本主义精神、理性经济活动、官僚组织、法理支配形式等构成西方文明的诸多方面，都可以在其宗教信念中找到渊源。另一方面，这一比较制度分析也启发我们从文化层次认识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诸方面及其精神渊源。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习性，如长老制度、等级制度深深镶嵌于文化传统设施中，在中国情境中被自然化或超自然化了，也因此被合理化了。

所谓经典作品，其价值不是那些具体观点或结论，而是提供了一种思维角度和方法，激发读者的想象和思考。韦伯著作正是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和方法，唤起了相关的问题意识。我们不断重读经典，不是一再地接受其具体内容，而是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的问题与经典中的视角和思路碰撞，以期得到新的感悟启迪；经典作品也因此获得新的活力，这正是韦伯理论以及其他思想学说具有鲜活生命力的缘由。

周雪光

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