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一章 问题

第一节 宗教认信与社会分层

纵览宗教认信混杂的国家的职业统计，就会极为频繁地发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多次在天主教的报章文献，以及在德国的天主教会议上得到热烈的讨论，那就是：现代企业中，资本占有者和企业主，以及熟练的上层工人，特别是接受过较高的技术或商业训练的员工，都带有非常强势的新教特征。不仅是在宗教认信方面的区别与国籍上，因而文化发展层次上的差异相合的地方，像在德国东部的德国人与波兰人之间，而且几乎是在处于繁盛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地使居民依其需求进行社会分层和职业分划的所有地方（情况越是如此，下面这一点就越是清楚），我们都能看到宗教认信统计的数据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现象。当然，新教信徒在资本占有的、对现代工商企业中领导层和上层劳动中的，相对而言远远更大的那种参与，亦即远远超出其占居民总数百分比的那种参与，部分地要归于历史方面的一些原因了。这些根据处在遥远的过去，而在这些根据之侧，宗教认信方面的归属显得并不像是经济现象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倒显得像是这些现象的结果。对那些经济功能的参与，一部分以资本占有为前提，一部分以昂贵的教育为前提，一部分（而且大部分）以这两者为前提，这种参与如今是与对继承的财富的占有，甚至是与优越的条件相关联的。恰恰帝国的一大部分最富裕的，在自然与交通条件方面得天独厚，在经济上也最为发达的地域，特别是多数富裕城市，在十六世纪都转向了新教，而此事对经济领域中生存斗争的后续影响，至今仍对新教信徒们有利。可这样一来又产生了一个历史方面的问题：经济上最为发达的地区对教会革命的这种特别强的敏感，其根据何在？而在这里，答案绝非如人们最初可能相信的那么简单。脱离经济传统主义的做法无疑显得像是一个因素，这个因素一般而言必定在相当本质的意义上，促进了同样也对宗教传统产生怀疑，以及反抗传统上的种种权威的那种倾向。但由此就要考虑到如今常常被遗忘的一点了：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消除教会对一般生活的支配，而毋宁意味着以教会支配的另一种形式代替了此前的形式。而且准确来说，是以在能设想出来的最广泛的程度上，袭入家庭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的，对整个生活方式一种烦不胜烦而又严肃的规整，替代了最宽适的，实际上在当时很少能感觉到的，通常几乎还只是形式性的一种支配。天主教教会的支配——“惩罚异端，但宽容罪人”，这种支配在过去要比当今执行得更严格——在当今被完全处于现代经济状况下的诸民族所容忍，而全世界在十五世纪末都知晓了的、最富裕的和经济上最发达的那些地区，同样也曾容忍了它。加尔文教的支配，如其在十六世纪的日内瓦和苏格兰那样，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荷兰的大部分，在十七世纪的新英格兰，也一度在英国本土发挥效力，对于我们而言，它是教会控制个人的所有可能的形式中，最无法忍受的一种。那时不管是在日内瓦，还是在荷兰和英国旧的城市贵族的广大阶层，得到的完全就是这般的感受。在经济发达的地方产生的那些宗教改革者感到要谴责的，不是教会——宗教方面对生活的支配太多，而是太少了。事情如何变成这般？那时正是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而且正如我们还会看到的那样，在那些地方正是那时经济上飞黄腾达的“市民”中产阶级，不仅容忍了那时他们还闻所未闻的清教暴政，而且在为它辩护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英雄气概，一种如其本然的市民阶级此前很少了解，此后也不再了解的英雄气概——“我们最后的英雄主义”，就像卡莱尔不无理由地说的那样。

但进一步来看重要的是：可能就像有人说过的那样，在现代经济内部，新教信徒对资本占有和领导职位的那种更强的参与，如今部分而言要被简单理解为他们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总体而言更好的财产配备的后果，那么另一方面的一些现象就显现出来了，在那些现象那里，无疑就不存在这种因果关系了。下面这些现象（我们仅列举几例）就属于此列：首先完全普遍、有据可查的是，在巴登就像在巴伐利亚和（比如说）匈牙利一样，身为天主教徒的父母们与身为新教信徒的父母们给孩子们选择的高级课程相反，这些课程在种类上就很有差异。虽然对于下面这一点，即在“高级”学校的中小学生与毕业生中天主教徒所占的百分比，在整体上远远低于他们在居民中所占的总比重，注1人们可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归于上述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财产差异；但下面这一点，也就是即使在天主教徒高中毕业生内部，出身于现代的，专门而言是为技术研究和工商业类职业作准备之用的，一般而言乃是为市民职业生活而打算的那些特定而适用的教育机构（实科中学、实用中学、高级市民中学）的人所占的百分比，也很醒目地大大低于新教信徒的百分比，而文理中学所提供的预备教育则为他们所偏爱——这种现象由此无法得到解释，而反过来说，这恰恰可以解释天主教徒较少参与资本主义的行业这一点。但更为显著的是一种观察，这种观察有助于理解天主教徒为何在现代大工业的熟练工人阶层中占有较少比例。工厂很大程度上从手工业者的后代那里得来其熟练劳动力，因而使这些后代为其劳动力的成熟作准备，并在准备完成后收回这些劳动力，这一众所周知的现象，在新教信徒工匠那儿表现得远甚于天主教徒工匠那儿。换句话说，在工匠中，天主教徒表现出更强的留在手工业中的倾向，因而相对而言会更多地成为手工业师傅，而新教信徒则更多地分流到工厂中去，结果便是在那儿充任熟练工人和职业公务人员中的高层。在这些情况下，无疑存在着因果关系，使得养成的精神气质，以及教育的方向（虽然在这里受到了家乡和家庭宗教氛围的限制），决定了如何选择职业，以及往后的职业命运。

注1：在1895年巴登地区的总人口中，37%是新教信徒，61.3%是天主教徒，1.5%是犹太人。但在1885—1891年，国民小学层次以上且非义务教育的学校中，学生的认信情况如下（依据奥芬巴赫前引文献，第16页）：

在普鲁士、巴伐利亚、符腾堡、帝国直辖区（1871—1918年间指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译注）、匈牙利出现了完全相同的现象（参见奥芬巴赫前引文献，第18页起）。

但天主教徒在德国较少参与现代营利生活的现象如今是如此之显著，就更加与历来的，包括现今的经验都大相径庭了：在民族或宗教上占少数的人，作为“被统治者”与另一个“统治性的”群体相对立，由于他们自愿或不自愿地被从政治上有影响力的职位上排除出去，通常都被强力驱赶到营利之路上，他们中那些有天赋的人，由于在国家公职的层面上无法施展抱负，就寻求在这里得到满足。很显然，融入俄国和东普鲁士毋庸置疑的经济发展的波兰人（与被他们统治的加利西亚地区相反），更早些时候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的胡格诺派，英国非国教派和贵格会，以及（最后但不可忽视的）两千年来的犹太人，其情形便是如此。但在德国的天主教徒那里，我们看不到一点点这种效应，或者至少没看到任何显眼的效应，而且在过去的那些他们或者被迫害，或者只是被勉强容忍的时候，他们在荷兰和英国，均未与新教信徒针锋相对地显示出经济方面任何特别突出的发展。毋宁说存在着这样的事实：新教信徒（特别是稍晚些时候要另加讨论的，他们当中的一些流派），不管作为统治阶层，还是作为被统治阶层，不管作为多数群体，还是作为少数群体，都明显特别倾向于经济理性主义，而在天主教徒那里，无论他们境况如何，都是看不到这种倾向的。因而，造成不同态度的原因，就主要方面而言，必须到那持久的内在特征，而不是只到认信时外在的历史—政治境况中去找寻。

因而问题首先就在于，目前要探究，在宗教认信特征的诸要素中，现今或过去在前述方向上曾起作用或者部分还在起作用的，是哪一种。人们现在凭着一些肤浅的观察，由于现代的某些印象，便可能会如此表述那种对立：天主教更大的“遁世性”，禁欲的特点，这些特点必定显示出它的最高理想，也给它的信仰者培养出对此世之利益的某种更大的漠视。实际上，这种说明又符合了当今用来评判两种宗教认信方式的日常流行的图式。在新教方面，人们利用这种观念来批判天主教生活方式中的那种（实际的或表面上的）禁欲理想；在天主教方面，人们则以“唯物主义”的指责回敬，据说唯物主义是新教将一切生活内容都世俗化后引起的后果。现代的一位作者也相信，就像这种对立在两种宗教认信方式对营利生活的态度中表现出来的那样，应该如此这般表述这种对立：“天主教徒……更镇静；他们没有那么强的营利之心，更偏爱一种尽可能有保障的生活历程，即便收入不多，而不是一种危险而骚动，但可能带来荣誉与财富的生活。俗谚诙谐，尝云：要么吃好，要么安眠。在前述情况下，新教信徒喜欢吃好，而天主教徒则愿意安然而眠。”实际上，“愿意吃好”这一说法，虽然还不够，但至少部分正确地刻画了德国当前对教会很淡漠的那部分新教信徒的动机。不仅事情在过去便久已大为不同，众所周知，对于英国、荷兰和美国的清教徒们而言，恰恰“世俗欢乐”的反面是其特征，准确地说，就像我们还会看到的，这个反面是对我们而言最为重要的性格特征之一。而且比如说，法国的新教长久地，并在某种程度上至今都保持了某种特征，一般而言，加尔文派教会都具有这种特征，而在信仰斗争的年代，那些“十字架下”的人们普遍都具有这种特征。然而（或者，我们还将必须问一问，或许正因此？）众所周知的是，法国新教曾是法国实业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担当者，而且在免于迫害的小范围内一直如此。如果人们愿意将生活方式中的这种严肃态度，以及宗教兴趣的这种强势支配情形称作“遁世”，那么法国加尔文派教徒至少和德国北部的天主教徒同样地遁世，对于后者而言，他们的天主教无疑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真心关切的，这已到了世界上其他民族无一可比的程度。而二者都在同样的方向上，与占支配地位的那个宗教派别区别开来：那些其下层最享受生活，其上层则直接与宗教为敌的法国天主教徒，以及今天那些献身世俗营利生活，其上层则对宗教极为淡漠的德国新教信徒。没有比这里的对比更能清楚地表明下面这一点的了：如此含混的一些观念，比如（所谓的）天主教的“遁世”，（所谓的）新教的唯物主义“世俗欢乐”，以及这里许多类似的观念，简直百无一用，因为它们部分在今天，部分至少对于过去而言，都完全是无当的。但如果人们愿意用它们，那么除了已经作出的说明之外，必定还会有其他一些观察甚至会触发如下想法：一方面是遁世、禁欲和虔敬，另一方面是对资本主义营利生活的参与，这两方面之间的截然对立，是否会翻转为一种内在的亲缘性？

实际上，从一些外在的要素出发就可以看到，出身于商人圈子，而又恰好拥护基督教虔敬的内在形式的人的数量之大已经相当醒目了。在虔敬派的那些最严肃的信仰者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相当数量的人就是如此出身。在此，人们可以想想“拜金主义”对种种内在的且并不适于商人职业的秉性的某种反向影响，而且无疑地，在圣方济各以及许多虔敬派信徒那里，“皈依”的经过在主观上对于皈依者自身而言，常常就是这般表现出来的。而类似地，人们也可以试着将直到罗德斯为止的那种同样极为常见的现象，即资本主义大企业家出自教士家庭，解释成对他们青年时期所受的禁欲教育的一种反动。然而这种解释方式若是碰到下面这种情况，就失灵了，即练达的资本主义业务意识，与一生持之以恒地规约自己的那些最强烈的虔敬形式，在同一些人和人群中碰到一起时；而且这样的情况并非什么零星事件，而简直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那些新教教会与教派的整个群体之标志性特点。加尔文派在其现身的地方总是特别能显示出这种关联。它很少在宗教改革于某个国家扩展之时（就像一般意义上的某个新教认信团体一样）被束缚于某一个特定的阶级之上。然而很有特色，在某种意义上也很“典型”的一种情况是，在法国胡格诺派教会中，有为数众多的僧侣和实业家（买卖人、手艺人）可算作改宗者，特别是在迫害的年代依然如此。西班牙人早就知道，“异端”（亦即荷兰的加尔文派）“促进了商业精神”，而这又完全符合佩蒂爵士在其探讨资本主义在荷兰的勃兴之原因时提出的那些看法。格泰因正确地将加尔文派聚居地称为“资本经济的培育所”。在这里，人们的确可以将这聚居地主要源于法国和荷兰占优势的经济文化这一点，或者将流放或脱离传统生活关系所产生的强有力的影响，当作决定性因素。光是在法国本土，就像从科尔伯特的斗争中得知的，在十七世纪情况就完全如此了。即便奥地利（不用说别的国家了）也偶尔直接引进信仰新教的工厂主。并非所有新教派别看起来都在这方面同样强烈地起作用。加尔文派在德国似乎也在这样做；在伍伯塔尔及其他地方，“改革的”宗教认信方式与其他信仰表白相比，似乎曾经很有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正如无论在大体上，还是在个别方面的比较似乎可以表明的那样，它比路德宗更有裨益。对于苏格兰，巴克尔，特别是英国诗人济慈，都重点强调了这种关系。更加显著的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需回想便知，在那些既以“生活淡泊”，又以财富闻名的教派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那里，在其以宗教规整生活的做法，和事务意识的强烈发展之间有某种整体关联：尤其是在教友派和门诺派那里。前者在英国和北美扮演的角色，在荷兰和德国落到了后者肩上。在东普鲁士本土，虽然门诺派断然拒绝服兵役，但由于他们是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承担者，腓特烈· 威廉一世也只得听之任之，这只是众所周知的表明上述那一点的无数事实之一，当然考虑到这位国王的性格，这就算是最强的一桩事实了。最终对于虔敬派来说，强烈的虔敬与同样强地发展了的事务意识及事务兴隆之间的关联同样有效，这一点也家喻户晓了：人们只需想想莱茵河的局势和卡尔夫就明白了；因此，在这些仅为完全初步的阐述中，例子已经够丰富的了。因为这点为数不多的阐述全都表明了一点：“劳动的精神”、“进步的精神”或者像人们以其他方式称呼的那样，人们习惯将这种精神的唤醒归功于新教，它不应像今天常常被理解为“生活乐趣”或“启蒙”意义上的无论哪种别的意思。路德、加尔文、诺克斯和沃特的那种老式的新教，与人们今天所谓的“进步”真的不太相关。它与现代生活的所有方面都直接敌对，但今天最激进的宗教也不打算扼杀这些方面。因而，若是能在旧式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定模式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之间找到某种内在联系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可到它（表面上）多少具有唯物主义或反对禁欲的“世俗欢乐”中，而毋宁必须到它纯粹宗教性的特征中去寻找。孟德斯鸠说英国人将“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重要的三桩事推到了极致：虔敬、商业和自由”（《论法的精神》第二十卷，第七章）。难道他们在营利领域的优越性（以及他们在自由的政治制度方面的能力，这属于另一种整体关联了），有可能与孟德斯鸠所承认的，他们在虔敬方面的声誉合为一体吗？

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时，大量可能的关系就立即出现在我们面前了，让人感到还是有些模糊。眼前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将这里对我们而言模糊不清地浮现的东西清楚地表述出来，当然得在每一种历史现象展示的不可穷尽的多样性中允许的范围内这样做。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就迫不得已必须舍弃我们迄今一直在运用的那些含糊的一般观念，并尝试探究那些伟大的宗教思想世界的标志性特征，与我们在历史上基督教的各种不同形态中碰到的诸种差异。

但在此之前还必须注意几点：首先是关于对象的特征，这里的问题在于对它作一历史的澄清；然后是关于这样一种澄清在这项研究的框架内，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