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一个宏大的主题，即人们的精神活动，包括宗教信仰，如何转化为基本的伦理道德，影响到日常生活方式，进而沉淀为民族性格，形成“西方市民阶层及其特质”。处理这一宏大主题，涉及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韦伯在这一时期尤其关注并致力于发展社会科学方法，本书体现了这方面的一系列尝试：其论述风格兼具德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传统与缜密的理论思辨逻辑，展现出韦伯标志性的比较制度分析、理想类型等一系列方法。

一方面，韦伯受到德国社会科学独特的历史主义影响，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放在具体历史过程中考察；我们从文中关于历史上欧洲各地经济活动以及各教派教义的演变的讨论可见一斑。另一方面，韦伯提出了一系列“理想模型”，例如“传统资本主义”与“理性资本主义”的分类，凸显不同现象的类型特征，通过比较制度方法来条分缕析地剥离各种可能的混合因素，确定新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间的因果关系。韦伯特别指出，这部著作不是历史主义的叙述，而是“以一种按照‘理想类型的方式’贯穿起来的顺序来展示宗教思想”……以便“在研究它们那些最连贯的形式的时候，发现它们的一些特殊后果”。在这里，韦伯遵循了社会科学方法，以注重逻辑一致性的方式将这些讨论对象加以呈现，而不是着眼于实际历史发展的过程。

在确定了基本命题后，韦伯提出了下面的分析路径：首先找到宗教信仰的某些形式与职业伦理间的特定“亲和力”，然后考察这些亲和力对物质文化发展及其方向的影响。这些努力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现代文化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可归结于宗教动机，即宗教信仰（清教教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关系。

韦伯比较制度分析的方法贯穿全书始终。在本书起始，韦伯比较了天主教和新教与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不同关系，并将这一差异延伸至日常生活的不同侧面。例如，父母在子女教育种类上的不同选择显示出不同的精神风格，从而影响了子女的职业观。另外，作为“被支配者”群体，德国的天主教徒并没有走向经济理性主义；而在其他地区，同处“被支配者”地位的新教徒则显露出这一倾向。如此多方位的比较分析指向了宗教信仰特质所产生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此时此地历史—政治状况的影响。

在随后的分析中，韦伯逐步比较了不同教义的内容，借以分辨哪些要素导致了理性主义倾向。韦伯指出，新教与天主教的区别不在于“禁欲”，而是禁欲与营利追求同时落实在同一教派之上。在讨论“天职观”时，韦伯将路德教义与加尔文教义加以比较，指出前者逃避现实的出世取向与后者积极入世的理性活动；然后进一步讨论这一观念对营利活动的影响，从不同方面阐述这一观念如何导致了价值观念的变化（职业观，获利合法化）。在随后的讨论中，韦伯进一步比较分析了禁欲教派中的虔敬派与加尔文派，指出前者强调情感，因此与传统主义更为切合，有助于培养“忠于职守”的官员、职员和家庭手工业者，以及家长做派的雇主。相比之下，加尔文教派的宗教基础更为理性、内在一致，与“市民资本主义企业家的那种生硬正派而又积极的意识”更有亲和性。

韦伯通过这些理想类型的多层次比较提炼，阐述了一个重要因果链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体现在职业观上的理性生活方式之上，而后者恰恰产生于基督新教特别是清教的禁欲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