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伟大的思想通常与伟大的时代携手并行。韦伯从事学术活动的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正逢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式在欧洲各国确立，重组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改变了世界面貌和格局。欧洲思想界也因此独领风骚，极大地发展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阐释。在这个大背景下，韦伯以独到的思路探讨资本主义的起源，即从观念文化层次着眼来认识和理解经济现象，并特别强调前者对经济活动、组织制度的深刻影响。这一思路与同时代的其他伟大思想家如马克思、涂尔干等迥然有别，独树一帜。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始于这样一个观察：在十九世纪前后的欧洲各地，基督新教盛行的区域通常伴随着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宗教信仰与事业精神同时体现在同一类人群身上。由此引出本书的命题：基督新教所产生的职业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有因果关系。韦伯提出，新教信仰塑造了人们社会生活的伦理规范，沉淀为欧洲社会特有的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一命题在学术界和思想界引起很大争论，引发了韦伯随后的一系列回应和阐释。这些写作构成了这本书的内容。

韦伯讨论的起点是区分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市场经济，包括货币经济，自古即有，但属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或自给自足，无力扩张；或贪得无厌，冒险无忌。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产生的理性资本主义亦追求营利，但体现出理性的经营方式与生活方式。

韦伯提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来自独特的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方式，这一伦理的核心即努力经营但同时禁欲的情操，即“把劳动当作绝对的目的本身”的“天职观”。蕴含于宗教信仰的伦理规范对个人行为产生强有力的约束，若有违反，则被认为有悖义务。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经济秩序需要对挣钱的‘天职’的这种全力投入”，这一风格（ethos）特别适应理性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从而成为资本主义之精神，体现在企业家和劳动者双方身上。

这本书的其余篇幅进一步阐释和论证这一命题，以此“探明通过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实践所产生的那些心理动力，这些动力为生活方式指明了方向，并将个人固定于这种方式中了”。韦伯特别关注的是，上述诸环节间的逻辑链条是怎样发生的：为什么新教导致特定的“天职”职业观；这些宗教观念如何转化为伦理而塑造人们的生活方式；又如何成为理性资本主义精神。

“天职观”起源于十六世纪路德宗教改革。路德将宗教从教会中解放出来，将人们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视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内容，即“天职”。但路德的职业观将职业劳动与宗教原理分离开来，不主张营利活动，无法摆脱传统主义的束缚。韦伯把分析目光引向了清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与路德教义相比较，清教教义规范表现出严肃的现世关怀，以现世生活为己任，与现代理性经济活动密切相关。

然而，韦伯不是停留在这里，而是提出新的问题：清教教义的目的并不是倡导资本主义精神，而是倡导清教徒生涯与事业的核心追求，即“灵魂救赎”。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是：以禁欲主义为核心的新教教义，如何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道德伦理，进而体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

如此，韦伯进一步延伸解释逻辑的链条，向深处开掘。加尔文教提出了关于清教徒灵魂救赎的入世克己论，即通过世俗职业劳动来自证为上帝选民，由此塑造了人们的“天职”职业观和禁欲行为，依上帝之名，行职业使命。这一职业观，在心理效果上将营利追求从传统主义的伦理屏障中解放出来；在行为上则将日常生活彻底理性化了。换言之，在追求灵魂救赎的宗教活动过程中悄然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即随着这些宗教追求而来的信念，超越了自然状态，在微观上转化为人们据以行动的伦理，渗入了人们的意识和潜意识，塑造了人们的理性行为和生活方式。在文化层面上，它们形成了独特的市民职业风格，沉淀为人文观念、民族气质。韦伯敏锐地注意到，这些文化特质先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而存在。例如，为神荣耀而创造财产的生活方式，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但只有在禁欲的基督新教中才找到内在一致的伦理基础，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那种态度在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中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形式，而现代资本主义企业反过来又在它那里找到了最合适的精神动力。”两者相辅相成，成为“庇护着现代‘经济人’的策源地”。

韦伯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讨论是其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经历了一个与其他文明不同的理性化过程，即自中世纪以来的祛魅化过程，从自然、巫教等观念逐渐走向了理性化、系统化的观念体系。理性生活方式使得人们克服自然状态，摆脱不合理的欲望以及对世俗与自然的依赖，使人的行动为持久的理性和伦理所约束，尤其体现在宗教信仰与经济理性主义的关联之上。例如，天主教的教会圣礼仪式体现了克里斯玛权威，而加尔文教所倡导的世俗生活中的职业劳动则反映了祛魅化的努力。与其他宗教派别相比，新教伦理强调排斥情感、坚守理性的生活处世；将狂热而真诚的内心秉性引向在世俗职业生活中追寻禁欲理想，从而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推动了西方社会在科学技术、理性组织和生活方式诸方面的理性化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韦伯并不认为唯有新教伦理才能诱发理性资本主义，也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只是来源于宗教改革，或者作为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就是宗教改革的一种产物。韦伯提出，本书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概念和讨论，也不是这一现象唯一可能的解释，而是强调两者间有相辅相成的内在关系。这些主张与韦伯反对历史决定论，主张历史过程的多重途径、多重因果关系的立场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