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罗马文学
约在公元前二千年，拉丁人部落定居意大利中部拉丁姆地区，其后伊特鲁利亚人、希腊人、高卢人陆续迁移到意大利，共同构成早期意大利的主要居民。
罗马历史一般分为三期。第一期是王政时期（公元前753—510），这时期中各拉丁村落结成同盟，又合并其他地区，建立了罗马城邦。当时罗马还处在从氏族向阶级社会过渡阶段，开始出现奴隶，居民分为贵族与平民两个集团。第二期是共和时期（公元前510—27），王政被推翻，建立了奴隶制贵族共和国。共和国初期（公元前510—264），古典的奴隶制已初步形成。平民为反对债务奴役，争取政治权利，和贵族进行激烈斗争。在这阶段内，罗马征服了意大利。共和国中期（公元前264—133），社会进一步分化，豪门贵族和从事商业金融的富裕平民（称为“骑士”）掌握了政权，形成新贵族的寡头共和国政体。为了这两个阶级的利益，罗马开始向地中海地区扩张，经过三次布匿战争，三次马其顿战争，罗马征服了西部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成为庞大的强国。共和国末期（公元前133—27），战争的结果使奴隶数量激增，出现了大田庄制。对奴隶剥削的加剧引起不断爆发的大规模奴隶起义，如西西里奴隶起义和斯巴达克领导的起义。大田庄制使小农经济破产，农民流入城市，造成失业现象。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城乡下层联合为民主派。骑士阶级为争取政治权利，利用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反对元老贵族。在错综的国内阶级矛盾、军权实力派滋长和版图扩大的情况下，城邦共和制无法维系，让位于独裁和帝国制度。第三期是帝国时期（公元前27—公元476），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初期从屋大维执政到公元一九三年，是帝国繁荣时期，也称“罗马和平”时期，生产发达，帝国疆界扩展到最大范围。皇帝以加强军事独裁和官僚机构来维持统治，同反对帝制、坚持共和的元老院贵族之间展开激烈斗争，自由民的民主运动重新兴起，皇帝往往以残酷恐怖手段镇压反对派。罗马对外省，经济上通过官僚体系进行压榨，政治上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对人民的反抗实行镇压。但各行省经济迅速发展增强，罗马本土在帝国中逐渐失去主导作用。奴隶来源削减，越来越多地采用隶农制。帝国后期经济衰落，奴隶、隶农、贫农起义，外省人民运动不断发展，蛮族屡次入侵，腐朽的奴隶制帝国在这些力量的冲击下终于覆灭。
罗马文学的语言是拉丁族的语言——拉丁语。它包含了伊特鲁利亚、希腊、高卢等语言因素。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所用的口语相差颇为悬殊，文学语言的特点在于简练有力，语法结构严谨。拉丁语原有轻重音，在希腊诗歌影响下，罗马诗歌也采用了以长短音为准的“音量制”。随着帝国的扩张，到了公元四世纪，拉丁语在西方各省代替了当地的土语，最后发展为法兰西、西班牙、葡萄牙等“罗曼斯”语种。东方各省仍以希腊语为主要语言。
罗马神话可以说并不存在。最早的意大利的神祇是同宗教迷信分不开的。古罗马人认为每个地方或场所都有它的神祇，例如家神、灶神、囤神、门神。罗马人从事农牧业，因此认为田地、山林、泉水、河流也都有神祇居住掌管，如作物和羊群之神法乌努斯、林神狄安娜。人们必须向这些神祇祭献，才能求得安宁和保护。
同希腊文化接触后，许多原来的罗马的神便同希腊的神融合起来，具有了希腊神的特点（即人格化）和属性。罗马人信奉的天空之神尤皮特便等同于希腊的宙斯，他的妻子尤诺等同于赫拉，海神奈普图努斯等同于波塞冬，冥神狄斯等同于普鲁托（又称哈得斯），罗马人崇奉的春天女神维纳斯等同于阿弗洛狄忒，酒神巴库斯等同于狄俄尼索斯，火神伏尔康等同于赫淮斯托斯，林神狄安娜等同于阿耳忒弥斯，神的信使麦尔库利等同于赫尔墨斯，如此等等。
这些希腊和罗马的神到了后代，有些以希腊名称传世，这是因为罗马人没有类似的神而原封不动地接受了希腊传统，如阿波罗、文艺女神缪斯；有的恐怕是出于偶然，如希腊冥神普鲁托流传而狄斯不传。有些以罗马名称传世的，或因是罗马所独有，如囤神佩那特斯，或因历代诗人、艺术家广泛使用，如战神玛尔斯（即希腊的阿瑞斯）、小爱神丘比德（即希腊的埃洛斯）。
罗马最早的文学是在劳动和举行宗教仪式时所唱的诗歌和原始的、笑剧式的对话，但留传绝少。留存下来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是戏剧。共和国中期，罗马国势扩张，进行大规模的武力掠夺，奴隶主积聚了大量财富，生活日趋奢侈。贵族、骑士和他们所豢养的大批食客需要娱乐。这样，在早期的节日歌舞、民间戏剧的传统和希腊戏剧的影响下，罗马戏剧获得了一定的繁荣。由于元老贵族权力强大，压制民主，戏剧很少直接涉及当时重大的政治问题。[19]
早期罗马戏剧主要有悲剧和喜剧两种，有的是模仿希腊的，也有以罗马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悲剧都已失传，流传下来的喜剧主要有普劳图斯和泰伦斯的作品。他们对欧洲文艺复兴和以后的戏剧很有影响。
提图斯·玛求斯·普劳图斯（公元前254？—184）出身于意大利中北部平民阶层，早年到罗马，在剧场工作。后来他经商失败，在磨坊作工，并写作剧本。他写过一百多部喜剧，流传二十部。这些剧本都采用希腊新喜剧、尤其是米南德的喜剧的题材和背景，来反映罗马社会生活。他的主要作品有《孪生兄弟》，这出戏通过幼年失散的一对兄弟被人错认的情节，反映了罗马上层社会的生活和精神面貌。喜剧的主人公对妻子不忠，偷窃她的衣服首饰赠给妓女。作者通过一个为阔人帮腔帮闲的食客的形象，说明这种人是真正的奴隶，奴隶可以打断锁链，而食客却被饮食的链条永远牢牢锁住。《吹牛的军人》写一个雅典青年所结识的妓女被一个军官霸占，青年的奴隶设计使青年重获妓女，军官受到奚落。奴隶在剧中调兵遣将，是主要角色。《一坛黄金》叙述老人尤克里奥发现藏金，失而复得的故事，刻画了一个吝啬鬼患得患失、疑神疑鬼的心理，最后他把金子送人，心里才得安宁。普劳图斯的喜剧从平民观点讽刺社会风习，特别针对当时淫乱、贪婪、寄生等现象，予以针砭。他嘲笑富人、贵族，对奴隶表示同情。他所创造的人物完全是罗马社会的人物。他生动地刻画了军官、兵士、水手、大小商人、高利贷者、奴隶、婢女、食客、庸医、老鸨、妓女、浪荡青年、老父、主妇、吝啬鬼、战俘、厨师等，也刻画了天神、家神等神话人物。他善于创造喜剧性情节，但是其中有时也有不近情理的地方。他又善于利用旁白、独白揭示人物心理，如尤克里奥失金之后叫道：“我完了，我死了，我被人谋害了……我到哪儿去？我在哪儿？我是谁？……你们笑什么？……我受不了了！”作者的语言俏皮，风格粗犷。
普布留斯·泰伦提乌斯·阿非尔，通称泰伦斯（公元前190？—159），是出生北非的奴隶，随主人到罗马受贵族教育，不久获释。他写过六部喜剧，绝大部分是改编或翻译米南德的作品。他的喜剧多是通过父子、兄弟等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反映老少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老的一代企图维护古老的贵族道德，年轻一代则生活放荡。作者为年轻一代的行为不检辩护，主张宽恕容忍。
泰伦斯的代表作为《婆母》和《两兄弟》。《婆母》一剧写青年潘菲路斯生活荒唐，勉强从父命和一女子结婚。婚后不久得一子，夫妻都不能肯定婴儿的父亲是谁，最后发现父亲正是潘菲路斯自己。剧中两家父母都对青年的妻子表示爱护与同情。作者认为要维护正常家庭关系，家庭成员应相互体谅，尽管青年行为不检点，也是可以原谅的。《两兄弟》写米丘和狄米亚兄弟二人，兄无子，过继了弟弟一子。兄教子从宽，弟从严。兄子行为不羁，抢劫奴隶商的一个女奴。后来发现他是为了弟弟而抢劫的。最后狄米亚悔悟。作者认为宽容可以防止子弟欺骗父母。他站在贵族立场，认为穷人所以不干荒唐事，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富人有钱，就不免要干荒唐事，应予以原谅。泰伦斯喜剧结构周密完整。他刻画人物内心矛盾比较细致，如《婆母》中潘菲路斯又孝母，又爱妻，又恋妓。他擅长叙事，语言流畅。
罗马戏剧到帝国时期，虽有奥维德、塞内加等作家，但由于政治自由减少，缺乏群众基础，迎合少数贵族趣味，而日渐衰落。
共和国末期和屋大维统治时期被称为罗马文学的“黄金时代”。共和国末期，政治斗争，尤其是贵族派和平民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随着阶级矛盾复杂化和帝国的扩张，罗马统治阶级的法律得到发展。这些因素促成了雄辩术的发达。西塞罗把古代雄辩术推到了高峰。
马尔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公元前106—43）是罗马政治家、哲学家和最重要的散文作家。他的著作充分反映了共和国末斯罗马动荡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上，他基本上站在贵族元老派的立场，主张贵族的“贤人政治”。他以律师从政，当选为执政官，后来在“后三雄”与元老派斗争中被杀。在哲学上，他折衷希腊学院派、斯多噶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伦理学，把这些思想介绍给罗马，成为中古和近代欧洲哲学思想同希腊哲学思想之间的桥梁。他的主要散文成就是他的演说辞和书信。他遗下书信九百封，其中主要的有《致阿提库斯书》十六卷、《致友人书》十六卷，反映了共和国末期社会政治生活，描绘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风格接近口语。他的演说辞共存五十八篇，一部分是法庭演说，另一部分是政治演说。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反对民主派喀提林演说四篇和模仿狄摩西尼而作的反对安东尼（《菲力匹克》）演说十四篇。他的演说按照修辞程式组织材料，词汇丰富，句法考究，一句中讲求妥贴排列从属子句，局部之间要求对称，以累积说服力量，而在句尾特别注意音调的抑扬顿挫，称为“西塞罗式的句法”。他也善用提问、直接向对方致词、比喻、讽刺等修辞手段。他认为演说主要是打动听者的感情，而不是诉诸理性判断，因此他不惜用诬蔑或歪曲事实的手段。他的演说文的风格被后代一些作家和演说家奉为榜样。
该尤斯·尤利马斯·凯撒（公元前102？—44）是在共和国末期贵族和平民的复杂斗争中出现的军事冒险家。他也是一个杰出的散文作家。他的历史著作《高卢战纪》七卷记述罗马人征服高卢人和日耳曼人的过程。《内战纪》三卷回忆他和庞培的战争。凯撒的散文风格和西塞罗不同，他不用修辞的藻饰，而以简明精炼、朴实无华著称，反映了罗马人讲求实用的特点，成为拉丁散文另一种典范。
提图斯·卢克莱提乌斯·喀鲁斯，通称卢克莱修（公元前99？—55？），是共和国末期的主要诗人之一。他的作品反映了民主派对贵族元老的反抗。贵族如西塞罗主张“使公民相信，神是万物的主宰和统治者”，利用宗教控制人民，卢克莱修却提倡唯物论、无神论。他的唯一作品哲理诗《物性论》六卷，每卷千余行，提出“无不能生有”，宇宙一切都由原子组成这一基本的、唯物的论点。他说，灵魂也是物质的，随躯体而死亡，人死后失去感觉，死后的恐怖和神罚都是迷信。他用大量篇幅解释雷、地震、瘟疫等最易引起迷信的现象。他描写了万物和人类的起源，歌颂人类文明，对人类前途充满信心。卢克莱修用生动的比喻解决了表达抽象概念的困难，例如用远山放牧的羊群来比喻静止的物体，构成这物体的原子却像单只的羊一样在运动着。他又用字母与词的关系比喻原子与万物的关系。全诗规模宏伟，风格崇高。马克思称他为“真正罗马的史诗诗人”[20]。
内战时期，一部分贵族青年对现实表示不满，沉湎于爱情生活，追求个人幸福。贵族阶级的旧道德和家庭伦理也濒于破产。此外，罗马诗人又受到希腊化时期侧重内心感受、雕琢辞藻的诗风的影响。这些因素促成了罗马抒情诗歌的繁荣，当时诗人辈出，形成潮流，其中以卡图鲁斯最为杰出。
该尤斯·瓦利留斯·卡图鲁斯（公元前84？—54？）出生于富有的骑士家庭，在罗马和贵族交往，追求一个贵族出身的有夫之妇，她在他的诗里被称为莱斯比亚。卡图鲁斯的诗作现存一一六首，其中有致友人的，有悼念亡兄的，有讽刺凯撒的，有庆祝别人婚礼的，还有希腊小型史诗的翻译，而以致莱斯比亚的诗最为著名。这些抒情诗的特点在于作者善于捕捉各种不同的情感，如欣悦、狂喜、失望、平静，而用警句式的语言表达出来。他用优美的文字歌颂生活中的欢乐，如六十一首《结婚曲》。他的诗歌也反映了罗马贵族的道德堕落。
屋大维建立元首制，在共和的外衣下实行军事独裁，受尊号，称“奥古斯都”，实际上已向帝制过渡。屋大维四十几年的统治（公元前31—公元14）是在长期内战之后，他停止了苛捐杂税和土地没收，使动荡的罗马保持暂时的稳定。这一时期，罗马奴隶主意识到国家的“光荣”，在内战时期受损失最大的小土地所有者对新政权也寄予幻想。在前一时期文化成就的基础上，罗马文化达到了它的最高峰。为了笼络民心，巩固统治，屋大维重视文化工作，保护那些为其政权服务的文化活动。针对内战后罗马公民颓废苟安的倾向，他试图利用古代宗教和道德，培养公民的责任感，宣传罗马的历史使命。他的亲信麦凯纳斯把当时最杰出的作家吸引到他的周围，为元首的文化政策服务，但是他们的创作并不完全符合元首的政策。此外，代表贵族元老保守势力、反对元首独裁的美萨拉也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批文人，但是他们终于和元首妥协，他们的创作往往使人消极地逃避到享乐主义中去。
这一时期的文学缺乏前一时期的哲学探索精神和激烈政治辩论的热情，而更多地肯定现存秩序所带来的和平生活和强大的国力；文学风格不及前一时期的遒劲和豪放，而技巧更趋成熟，追求表达的完美，强调内心的感受。
普布留斯·维吉留斯·马罗，通称维吉尔（公元前70—19），是罗马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他出生于意大利北部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在罗马学法律，后来改习哲学和文学。内战时期，他的田产被没收去犒赏老兵，他向屋大维申诉而重获土地。他认识了麦凯纳斯，成为麦凯纳斯文学小组的成员。他一生写过三部作品：《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
《牧歌》（约成于公元前42—37）是在希腊田园诗影响下写成的。它由十首短歌组成，采用牧羊人对歌或独歌的形式。十首诗中有情诗、哀歌、哲理诗、酬友诗，但也有一部分描写农村凋敝的现实，反映了小土地所有者厌恶内战、对大奴隶主消极抗议的情绪。在第九歌中，诗人借牧羊人的口说道：
我们今生居然经历到了未曾梦想过的事，
一个陌生人变成了我们的土地的占有者，
他居然说，“这是我的地，你们老农户，搬走。”
在这样颠三倒四的世界，我们认输，我们悲痛。
我们现在正在把这群羔羊给他送去，愿他倒霉！
作者感激元首使他重获土地（第1歌），歌颂黄金时代的重新到来，庆祝罪恶与恐怖的结束，希望毒蛇毒草不再伤害羊群（第4歌）。但诗人同时怀疑黄金时代是否能实现，目前的和平能否持续。这给作品蒙上一层感伤的色调，成为作者的风格特点。由于内容和形式的新颖，《牧歌》出版后传诵一时，引起权贵的注意。
《农事诗》四卷（约成于公元前37—30），每卷五百余行，分别写种谷物、种橄榄和葡萄、畜牧、养蜂等农事，属于赫希俄德的教谕诗的类型。维吉尔此诗是应麦凯纳斯之约而写的，为屋大维吸引农民回到农村的政策服务。诗人虽未描写大田庄制度下奴隶的劳动生活，但他同情并肯定劳动，认为“劳动战胜了一切”；他对照战乱生活与和平宁静的农村生活，歌颂意大利丰饶的自然资源，表达了奴隶主阶层的爱国情感；他描写一年四季的自然景色和动植物的习性（如蜂群的劳动和战斗），保存了当时的一些农业知识。诗中也有些神话插曲（如俄耳甫斯下冥土寻找妻子）。在对自然的看法上，他和卢克莱修不同，他仍然相信神的主宰力量。这部作品的风格特点在于诗人对种种自然现象很敏感，赋予生产劳动以诗意，表达了独立小农的情趣。
维吉尔的主要作品是史诗《埃涅阿斯纪》十二卷，近万行，写于诗人一生最后十一年，至逝世时尚未修改完成。诗人遗嘱将诗稿焚毁，但屋大维下令保存。前六卷模仿《奥德修纪》，写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在特洛伊灭亡后夫妻离散，携带老父、幼儿、随从和家族的神祇在海上飘泊七年，经历千辛万苦，到达了迦太基，女王狄多盛情招待他，他向女王追述了特洛伊陷落和自己飘泊的悲惨经历，并和女王结婚。但由于神的指令，他必须离弃狄多到意大利重建邦国，致使狄多自杀。埃涅阿斯抵达意大利后，参拜神庙，在神巫引带下游历地府，见到亡父的灵魂，亡父向他预示了罗马的未来。后六卷仿《伊利昂纪》，写主人公到了拉丁姆地区，受到国王拉提努斯的款待，神意要他和国王的女儿结婚，激怒了她早先的求婚者鲁图利亚王图尔努斯，因而引起双方的战争，全诗以图尔努斯被埃涅阿斯杀死结束。
这部史诗的主题是谈帝国的命运。诗人歌颂罗马祖先建国的功绩，歌颂罗马的光荣，并说明罗马称霸的使命是神所决定的。他把埃涅阿斯的儿子尤鲁斯写成是凯撒和屋大维这一族的祖先，因而肯定了屋大维的“神统”。主人公埃涅阿斯的全部艰辛的经历说明缔造帝国之不易，更应珍视帝国的和平，表现了奴隶主的爱国精神。全诗是颂扬屋大维并为其政策服务的。
史诗主人公虔诚、勇敢、克制、大度、仁爱、公正不阿，作者认为一个理想的政治领袖应该具有这些品德。埃涅阿斯和奥德修同是流浪者，但他负有重大使命，是神的意志的执行人。同样是大将，他不像阿喀琉斯为了争夺一个女俘的私事而放弃责任，却是克制了自己的感情，服从使命。从《埃涅阿斯纪》开始，欧洲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所谓责任与爱情的冲突的主题。
史诗虽然写罗马的光荣，但作者也不时流露出哀伤情绪，例如主人公在迦太基看见尤诺神庙上刻着特洛伊故事，叹息道：“人间一切都引我伤心落泪”等。诗中比较生动的人物是失败者狄多和图尔努斯，作者对他们寄予很大同情，使读者感到作者对“罗马和平”、帝国光荣能否维持抱有一定的怀疑。
这部史诗的风格不像荷马史诗那样活泼明快，而是严肃、哀婉、朦胧的。作者细腻地描写了狄多和图尔努斯之死、主人公和长嫂的告别、在地府遇到亡魂等情节。他爱用幻景、梦境、预言、暗示、讽谕等手法。他也着重人物心理的刻画。
史诗故事性强。比喻往往采用大自然中的现象，切合人物性格或情节，如把杀死特洛伊老王的皮洛斯比作春天蜕皮的毒蛇，出现在阳光里，新鲜、年轻，但闪动着三叉舌。
维吉尔史诗没有人民口头文学的特点，是欧洲“文人史诗”的开端，使古代史诗在人物、结构、诗歌格律等方面进一步获得了定型。
维吉尔的严肃性和宗教思想，使他成为在中古时期末被排斥的少数古典作家之一。但丁认为他最有智慧，最了解人类，在《神曲》中让他作为地狱和炼狱的向导。此后，他对文艺复兴和古典主义文学影响最大。
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通称贺拉斯（公元前65—8），是奥古斯都时期最主要的讽刺诗人、抒情诗人和文艺批评家。他父亲是获释奴隶。贺拉斯在内战时期参加过共和派军队，共和派失势，他和元首统治妥协，受到麦凯纳斯的庇护。
他的早期作品有《长短句》一卷十七首和用六步诗行写成的《闲谈集》（又称《讽刺诗集》）二卷十八首。其中最早的诗歌表现了共和派的倾向，但不久诗人就转而歌颂屋大维。他和维吉尔一样反对内战，要求宁静和平的生活。他的根本思想是亚理斯多德的中庸小康和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反映了奴隶主中的小土地所有者的理想。他从这个观点出发，在早期作品里主要讽刺罗马社会的风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如暴发户的炫耀、寄生阶层的追逐遗产和金钱、社会的淫靡、投机讹诈、生活腐朽等现象。作者自称师承公元前二世纪罗马讽刺诗人鲁齐留斯[21]等，但缺乏鲁齐留斯的政治热情和尖锐性。
使贺拉斯享有盛名的是他后期的《歌集》又称《颂歌集》四卷百余首，和《诗简》二卷二十三首。《歌集》主要是抒情诗，中心主题是醇酒、恋爱、诗歌、友谊，都可归结为个人享乐。根据他的中庸思想，他认为享乐也不宜过分。他怕贫困，也反对饕餮；既要依附权门，又要有一定的独立。最理想的生活是田园生活，知足长乐。
颂歌中有一部分被称为“罗马颂歌”，赞美帝国统治者所提倡的道德如淳朴、坚毅、正直、尚武、虔诚等，宣扬奴隶主的爱国精神，赞颂屋大维。他这一类的代表作是《世纪之歌》，那是典型的庙堂文学，为适应屋大维的需要而写的。
贺拉斯的《诗简》内容驳杂，比较重要的是论文艺的部分，《诗艺》即是其中的一封。
贺拉斯继亚理斯多德之后重申文学模仿自然之说。他肯定文学的教育作用，即寓教诲于娱乐之中。他针对当时贵族奴隶主追逐财货、道德败坏的风尚，以及专以布景华丽、场面热闹取胜的舞台，提出戏剧应当宣扬公民道德，歌颂英雄业绩，写爱国题材的主张。这都是符合屋大维的政策的。
在创作方法上，他强调作家应有生活感受和刻苦的功夫。创作要合乎“情理”，作品要注意整体效果，创新不能超过“习惯”所允许的范围。他重视程式，提倡沿用现成题材，强调判断力，形式和语言必须仔细推敲。这些主张在当时有积极意义。但作者总的倾向是保守的；他不忽视内容，但更注意形式的完美。贺拉斯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原则，对文艺复兴，特别是对古典主义文学起过很大的影响。
贺拉斯的诗歌以表达的准确和恰到好处见称。他说：“如果你安排得巧妙，家喻户晓的字便会取得新的意义。”
普布留斯·奥维第乌斯·纳索，通称奥维德（公元前43—公元18），是奥古斯都时期第三个重要诗人。他出生于富裕的骑士家庭。早期作品内容轻佻，风格纤巧，反映了罗马奴隶主贵族和富有阶层糜烂淫逸的生活现实。《爱情诗》三卷，包括哀歌体诗四十九首，设想各种情景，追求爱情，以享乐主义为主导思想。《古代名媛》是二十一首用哀歌体写的诗，大半是作者设想古代传说中的女子如珀涅罗珀、狄多写给丈夫或情人的书信，表示离恨或责备对方无情。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有一定戏剧性，但无真实感情。这部作品在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极有影响。《爱的艺术》三卷也是用哀歌体写的，把求爱写成一种学问，反映出罗马奴隶主精神上的堕落颓废。奥维德早期作品违反了屋大维“重整道德”的政策，在他五十岁那年被放逐到黑海之滨。
在放逐前，奥维德完成了哀歌体的《岁时记》六卷，属教谕诗一类。作者的目的在于肯定并歌颂罗马的各种制度。自正月至六月，他在每月下写出本月的天文现象、历史事件和宗教节日的起源和仪式等内容，这对了解罗马风习有一定参考价值。
奥维德的主要作品是《变形记》十五卷，用六步诗行写成。这是由二百五十个神话故事组成的故事集，其中五十个较长。全部故事从天地创造一直写到当代罗马，使这部作品成为古代神话的汇编，后世欧洲文学家、艺术家多从这里寻找素材。作者根据毕达哥拉斯一切生物死后灵魂相互转替的唯心学说，从思想上把各个故事联系起来，因而故事中的人物无不变为动物、植物甚至顽石。作者最后把凯撒化为天上的星辰，用此来歌颂帝国。书中著名的故事有日神之子法厄同的故事，阿拉克涅变蜘蛛的故事，金羊毛的故事，描写农民日常生活的菲勒蒙的故事，皮格玛利翁的故事等。作者用故事中套故事、人物轮流说故事、对话、描写器物上的故事画、写完一个故事又写一个性质相反的故事等方法，把各种故事串联起来。他注意描写人物心理，尤其是嫉妒和复仇。故事的叙述富于想象力，他的风格受到当时流行的修辞学的影响。这部作品在中古和文艺复兴时期都很流行。
奥维德在流放年间写的哀歌体的《哀怨集》五卷、《庞图斯[22]诗简》四卷，备述流放之苦，哀求释放。奥维德最后死在流放所。
以上三个罗马文学中的主要诗人都属于麦凯纳斯集团，此外还有抒情诗人普洛培尔提乌斯和美萨拉集团的抒情诗人提布鲁斯，他们的诗歌都表现了柔弱、抑郁的情绪。
罗马在屋大维死后的二百年间，即帝国初期，文学史上称为“白银时代”。宫廷趣味占统治地位，到二世纪前半叶达到高潮。贵族青年以公开朗诵空洞无物的诗歌为时髦，文学更加成为少数人的消遣，颓废倾向更为明显。这时一部分贵族作家仍然向往共和国时代，但在专制淫威箝制言论自由的情况下，他们的思想多倾向于斯多噶派的内心宁静和坚忍，有时悲观绝望，流于宗教迷信，有时则又阿谀奉承，正如恩格斯所说：“同普遍的无权地位和对改善现状的可能表示绝望的情况相适应的，是普遍的意志消沉和精神颓废。”[23]在充满阴谋、暗杀、恐怖的时日，歌颂帝国或追求“幸福”的抒情诗中断了。而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是反映奴隶主下层思想的讽刺文学和反映旧共和派不满情绪的作品。外省发展的结果，外省作家增多了。
鲁齐乌斯·安奈乌斯·塞内加（4？—65）是罗马最重要的悲剧作家。据说他参加过元老院贵族反对尼禄专制统治的活动，尼禄命令他自杀。作为哲学家，他宣扬斯多噶伦理学，以内心宁静克服生活中的痛苦，表现了这一时期罗马贵族的软弱、悲观。他宣传同情、仁爱，甚至认为奴隶也应得到平等，以调和阶级矛盾，他被称为“基督教的叔父”[24]。他的哲学书信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散文有很大影响。他写过九部悲剧，都不是为了上演而写的。他的代表作《美狄亚》以流血复仇为主题。《费得尔》描写强烈的情欲。《特洛伊妇女》反映了命运的残酷。他的悲剧素材多半采自希腊悲剧，内容是宣扬作者的斯多噶伦理学，讨论生死、情欲、自由意志、罪恶、惩罚等问题。有些剧本也攻击了暴君。总的说来，塞内加的悲剧充满屠杀、恐怖、出卖、复仇。人物的情感保持高度紧张，作者强调人物的内心痛苦，并采用鬼魂和巫术的场面来渲染悲剧气氛。他的悲剧还有锋利的对白、长段的演说辩论等特点。
另一旧贵族作家该尤斯·彼特隆纽斯（死于公元65年）是尼禄的亲信，后以畏谗自杀。小说《萨蒂里卡》一般公认是他的作品，现存原作的一部分，基本上是散文，夹杂诗歌。小说通过主人公恩柯尔皮乌斯的自述，广泛描写了一世纪意大利南部半希腊化城市的生活。他是个流氓窃贼，和两个同伙到处行窃，干了许多荒唐勾当。全书主要部分写主人公到暴发户、获释奴隶特里玛尔奇奥家参加的一次宴会。当时获释奴隶数量日增，靠投机、放高利贷、买卖奴隶致富。作者站在贵族立场，讽刺这些人的庸俗趣味。特里玛尔奇奥的田地大得“连乌鸦都飞不到头”，奴隶多得“分了四十个等级”，在他的田庄上，一天出生七十个小奴隶。作者大力描绘了宴会的奢侈。小说中穿插一些民间流传的故事和文学批评，最著名的故事是讽刺以弗所地方一个寡妇在丈夫陵墓里和看守犯人尸体的兵士恋爱的故事。书中人物的语言符合他们的方言特点。小说里的猥亵成分反映了当时贵族堕落的精神面貌。本书可以说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一部流浪汉小说。
和以上作家的倾向相反的有该尤斯·尤利乌斯·菲德鲁斯（公元1世纪前半期）。他是希腊北部出生的奴隶，在屋大维宫廷服役，获释。他是罗马唯一重要的寓言诗人，著有《寓言集》五卷，大都仿伊索的动物寓言。他站在罗马受压迫阶层立场，借寓言讽刺罗马社会和政治。《寓言集》中最著名的有狼和羔羊的故事，揭露告密者“捏造理由陷害无辜的人”。青蛙因为缺水反对太阳结婚，“如果它生出小太阳来，未来不堪设想”，用以讽刺权臣想娶皇帝的亲族，夺取皇权。菲德鲁斯在欧洲寓言的发展中占有一定地位。
继贺拉斯的《诗艺》以后，罗马文学中一篇比较重要的文艺理论作品是《论崇高》，也是用书信体写的。作者相传是希腊人朗吉努斯（1世纪末），用希腊文写作。他提出崇高的风格主要决定于庄严伟大的思想和强烈激荡的感情，然后借助技巧，才能产生伟大作品。那些认为财富、名誉、权势是幸福的人不可能有伟大的灵魂，产生伟大作品。作家若只是注意修辞就等于诡辩或存心欺骗。他认为当代文学所以败坏，是因为作者内心被情欲所支配。论文还强调作品应为更广大读者所接受，说明作者反映了民主潮流的文艺观点。
这一时期，具有民主倾向的讽刺作家有马希尔和朱文纳尔。
马尔库斯·瓦利留斯·马尔提阿里斯，通称马希尔（40？—104？），出生于西班牙，终生贫困。他著有《斗兽场表演记》一卷，此诗写斗兽场开幕式上所见的血腥娱乐，歌颂提图斯皇帝“与民同乐”，并无批判。《礼物铭文》两卷，备赠礼者随同礼物赠人之用，是适应罗马的食客制度的作品。马希尔的主要著作是《警句诗集》十二卷，一千五百余首。其中一部分内容猥亵，大部分讽刺罗马社会的风习和各种社会类型。这些短诗的总和给读者绘出一幅一世纪的罗马生活图景。作者在斯多噶哲学影响下也写了他的生活理想——小康的田园生活。诗人对社会下层表示一定的同情，有时流露出感伤情绪，例如他哀悼六岁的女奴之死，希望诗人自己的父母在黄泉之下能好好保护她。马希尔诗歌的风格简短生动，含蓄突兀，富于机智和讽刺，欧洲文学中的警句这一体裁从马希尔起得到定型。
德奇姆斯·尤尼乌斯·尤文纳里斯，通称朱文纳尔（60？—127？），他父亲可能是一个获释奴隶。他终生贫困，四、五十岁时才开始写诗。据说他因为讽刺皇帝而被放逐到埃及，并死在那里。他遗诗共十六首，每首从百余行至六百余行不等，用六步诗行的诗格。他自称“忿怒促使我写诗”，并说要继承鲁齐留斯的讽刺锋芒，写“与人有关的一切”。在当时讽刺作家中，他的态度最严肃。但由于言论不自由，他有时只能托古喻今。
他的作品讽刺性强，最有力的讽刺是针对皇帝的淫威和大臣的阿谀而发的。他认为在罗马皇帝宰割下的世界已是半死了。渔人打了一条六斤重的大鱼，没有人敢买，因为这种大鱼只配献给皇帝，大臣们附和着说：“这条大鱼是皇朝的祥瑞，它是自愿投入鱼网的。”他又揭露帝国言论不自由，皇帝的密探布满罗马，人人噤若寒蝉，如果谁敢“像鲁齐留斯那样，操刀在手，忿然大吼”，“那就会引起〔统治者的〕恼怒和〔批评者的〕悲痛”。朱文纳尔特别同情文人食客，那些“在意大利只有在死时才穿得上一件‘拖袈’的人”。他最感痛心的是“尊严”的丧失：“不幸的穷人最难忍受的一点就是受人嘲笑。”他讽刺奴隶主贵族的门第观念，提出“道德是衡量高贵的唯一的、仅有的标准”。但他的作品也表现出宿命论观念，把对恶人的惩罚寄托在恶人的良心谴责上，歌颂仁慈是人类“最高的情感”。他的诗忿恨不平，热情洋溢，并生动地描写了罗马社会生活。
帝国时期罗马文学对后世的另一贡献是传记文学。传记文学在希腊时期已颇发达，但传世甚少。古代传记起源于挽歌和悼词，起着纪念的作用。古代历史学家突出个人的作用，把某些哲学家、文学家、军人、演说家的事迹记载下来，成为传记，仍属历史范围。有的传记则出于政治上的赞颂、攻击或辩护。亚理斯多德对伦理学的研究，引起对社会类型（如饶舌者、吝啬鬼）的兴趣，出现了肖像式的行状，作为纠正时弊的实例。希腊化时期，对古籍的整理和注释需要介绍作者的生平和著述，也形成了传记的一种。自传、回忆录之类的作品，又往往带有自我辩解或生活总结的性质。西塞罗写他任执政官时期的经历，奥古斯丁（354—430）的《忏悔录》，都属于此类。罗马早期传记大都失传，一、二世纪以塔西陀、绥通纽斯和普鲁塔克三人对后世最有影响。
普布留斯·科尔涅留斯·塔奇图斯，通译塔西陀（55？—118？），出身旧贵族，被称为贵族共和派最后一个代表，帝制的专横与恐怖使他不满。《阿格利可拉传》一卷写罗马驻不列颠总督阿格利可拉的一生，用以说明即使在暴政下也可能存在不同流合污、不阿谀奉承的“伟大”人物。阿格利可拉是作者的岳父，作者出于政治动机为他辩护，进行歌颂。其方法是通过叙述阿格利可拉的一系列活动，主要是军事活动，来刻画他的性格，同时夹叙夹议。他在描写主人公政治活动之时，偶尔也穿插一场个人的遭遇，如主人公的幼子之死。作品中不列颠酋长的誓师词是一篇动人的演说，其情绪实际上反映了罗马共和派贵族要求自由的企望。塔西陀另有《日耳曼志》一卷，记载日耳曼各部落的地理、社会、宗教、军事、政治、风习等。作者认为，各部落虽然野蛮，但有朝气，帝国的罗马虽有高度文明，但已腐败衰朽。
塔西陀主要著作有《历史》，残存四卷余，写六九至九六年间的事；《编年史》残存约十二卷，写一四至六八年间的事。两部作品的文学性很强，给后世留下了帝国时期政治生活的最生动的记载。作者从个人创造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把历史写成帝王将相的实录或传记，同时又从共和派贵族立场出发，描写帝国的恐怖暴政和对外关系，因此他特别注意人物的塑造和气氛的烘染。主要人物都具有鲜明的、各不相同的性格。例如克劳迪乌斯皇帝庸碌无能，优柔寡断，任凭皇后摆布，他不知有“憎恨、满意、忿怒、悲伤或其他人类感情”；他的皇后麦莎丽娜则是荒淫无耻的典型。尼禄皇帝之母阿格利皮娜是一个狠毒的、想要独揽大权的野心家，而尼禄本人则是残酷、怯懦而又爱歌咏、演出、竞技的纨绔青年。作者从人物之间的勾心斗角的关系、人物行为的动机来刻画人物，因而形象鲜明，叙述富有戏剧性，常为后世戏剧家、小说家所引用。塔西陀的散文风格以简练著称，有如警句，如《阿格利可拉传》中不列颠酋长演说时指控罗马侵略者说：“他们造成一片荒芜，而称之为和平。”
希腊语作家普鲁塔克（46？—120？）著有《道德论说文集》和《希腊、罗马名人传》；后者共五十篇[25]，记载从半神话人物一直到一世纪的罗马皇帝的生平。作者把一个希腊名人和一个罗马名人的传并列，如传说中的城邦创建人、雅典王忒修斯和罗马王罗慕路斯，希腊演说家狄摩西尼和罗马演说家西塞罗；大多数附有“合论”，加以对比，以折衷派的道德标准衡量人物，宣扬节制、人道以及对神的恐惧来反对罪恶和暴政。作者按希腊传记程式，写传主的身世、出生、青少年时期、性格、事迹，直到逝世。但着重细节与轶事，说教目的明显。书中保存了许多故事，后来作家研究古代思想、吸取素材时多所征引。莎士比亚写希腊、罗马人物的悲剧都取材于此书的英译本。
与普鲁塔克同时的罗马传记作家该尤斯·绥通纽斯·特朗奎鲁斯（69？—140？）著有《名人传》，已散佚或残阙；《十二凯撒传》（121）是他的主要作品，包括从凯撒起到多密善十二个皇帝的传记。他曾任哈德理安皇帝的秘书，因而他的传记里利用了许多文献档案。他的传记的格式是同普鲁塔克一样的。他接受帝国制度，只是不赞成皇帝的残暴，对皇帝政治上和私生活上的腐败有所贬抑。关于灾异、妖兆等迷信记载尤多。对人物的状貌和性格的描写有一定的生动性。
希腊和罗马在同亚、非两洲接触频繁以后，亚、非的民间故事在两地得到传播。公元前二世纪小亚细亚的“米勒图斯故事”（失传）最有代表性，内容多写爱情和冒险。《萨蒂里卡》中以弗所寡妇的故事即其中一例。这些流传在民间的故事成为阿普列尤斯《变形记》的基础。
鲁齐乌斯·阿普列尤斯（124？—175？）出生于北非一个官吏家庭，后来入了埃及的伊希斯教门，在罗马作过律师。他的主要作品是《变形记》，又名《金驴记》。这是罗马文学中最完整的一部小说。青年鲁齐乌斯因事赴希腊北部帖萨利地方，这是有名的妖术之邦，他止宿于高利贷者米罗家中，米罗的妻子是个女术士，青年误敷了她的魔药，变成一头驴子，被一群强盗劫去，后来落到奴隶主庄园，又辗转卖给磨坊主和菜农，又为军人劫去，卖给贵族厨奴，最后伊希斯女神把他救了，他恢复了人形，就皈依伊希斯教门。
这部小说以主人公的遭遇为纽带，真实而广泛地描写了罗马帝国外省生活。例如贵族地主纵犬咬死小农三个儿子，强占土地；罗马军官强夺人民财产；富人豢养野兽，举办斗兽会等。小说也叙述了不少由于贪图金钱、遗产，或由于情欲而引起的凶杀。作者利用主人公变驴后的遭遇和感受，刻画了穷人和奴隶受奴役和虐待的处境。主人公虽然变成驴子，但保持了好奇的性格；虽不能说话，但仍是一个能思考、有见识的观察者。由于人们不怀疑他，他能听到、见到人们最卑鄙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小说也写了不少巫术、怪异，贯穿着埃及宗教的神秘精神：主人公历尽苦难，最后达到和平仁爱的彼岸。书中最著名的插曲《小爱神和普苏克》写公主普苏克以美貌引起爱神维纳斯的嫉妒，和小爱神结婚后又引起自己两个姐姐的嫉妒。作者的散文富于机智、夸张，杂有古语、口语，极为生动活泼。
古代文学中最后一位重要作家是希腊语讽刺散文家鲁齐阿努斯，亦称琉善（125？—200？）。他出生于叙利亚一个贫苦家庭，遍游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等地，曾任律师、修辞教师、官吏。他的著作约有八十种，讽刺古代社会瓦解时期各种宗教、哲学流派、修辞、文学等方面。恩格斯称他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伏尔泰，对任何一种宗教迷信都一律持怀疑态度”[26]，其中也包括基督教。马克思指出：从琉善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当时的哲学家如何被人民看作是“当众出洋相的丑角，而罗马资本家、地方总督等如何把他们雇来养着作为诙谐的弄臣”[27]。古代希腊诸神也被他嘲笑得体无完肤。他最主要的作品有：《诸神的对话》，以生动活泼的语言，剥掉了神的尊严。[28]《死者的对话》讽刺社会上的虚荣、欺骗、追求暴利的风气。讽刺故事《伯列格林努斯之死》写流氓利用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进行欺骗。[29]《一个真实的故事》以荒诞不经的航海游记形式，讽刺当时的历史、游记、诗歌、哲学、考据等著作。琉善的作品反映了二世纪奴隶制社会开始瓦解时期奴隶主思想意识的崩溃。他的散文风格轻快，富于机智，爱引用古希腊文学、历史、哲学中的辞句，也染上修辞的习尚。
二世纪以后，帝国经济衰退，官僚机构和军队空前膨胀。统治集团贪污挥霍，赋税的重担落在社会中、下层身上。奴隶举行起义，中央政权瘫痪；外省各地局势混乱，人民起义和各种宗教（包括基督教）运动结合爆发，帝国濒于崩溃。虽然三世纪末皇帝实行改革，一方面迁都东部，一方面利用基督教劝人顺从、爱敌人、寄希望于来世的思想和它的群众基础，定为国教，也未能挽回颓势。罗马下层居民和隶农、奴隶欢迎入侵的蛮族，罗马经过几次洗劫之后终于在四七六年覆灭。
帝国末期文学的特点是：异教思想和现实主义衰退，内容空虚，怅惘地向往古代，雕琢辞藻。在创作缺乏生命力的时候，文学活动主要是对古代作品进行诠释。同时，宗教唯心哲学泛滥，著名的宗教作家有吉洛姆（340？—420）、奥古斯丁等。
帝国东迁以后，形成拜占廷文化，这是希腊传统、基督教和亚洲文化的混合物。基督教对古代文学极端仇视，四世纪时焚毁了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在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成批迫害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文学为教会服务，文学活动局限于编写圣者传、编纂辞书、选辑古代作品等工作，创作极为贫乏。
从四、五世纪起，欧洲文学实际上已开始向中古时期过渡。
[1]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2] 参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3] 希腊人包括多利斯、伊俄尼亚和埃俄利亚等分支。
[4]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4页。
[6] 参看高尔基：《个性的毁灭》。高尔基著《俄国文学史》，第508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
[7] 传授知识和训诫的诗歌类型。
[8] 奥林匹克因奥林匹亚平原而得名，在希腊西南部。
[9] 是一种在演出三出悲剧后上演的笑剧。
[10]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
[11] 马克思：《〈博士论文〉序》第3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12]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页。
[13] 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页。
[14] 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
[15] 诡辩派的原义是“哲人们”，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他们提倡理智和自由思想，打破宗教迷信，在政治上代表民主派的工商业奴隶主。但他们也传授颠倒黑白、愚弄人民的诡辩术，帮助富豪子弟在政治上谋出路。
[16] 希腊喜剧的发展可分成三个时期：公元前四八七至四〇四年称为旧喜剧；公元前四〇四至三三八年称为中期喜剧；公元前三三八至一二〇年称为新喜剧。
[17] 一八八五年一月二十六日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54页。
[18] 雅典的著名政治家。
[19] 戏剧家奈维乌斯以攻击时政，遭到监禁和流放。
[20] 马克思：《伊壁鸠鲁派哲学、斯多噶派哲学和怀疑派哲学的历史笔记》。《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第1卷，第3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
[21] 鲁齐留斯作品三十卷，只留传一些残句。
[22] 黑海。
[23] 恩格斯：《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2页。
[24] 同上书，第328页。
[25] 除四篇独立传记外，共有二十三对“平行传记”。
[26]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7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8页。
[28] 参看马克思《第一七九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中所引海尔梅斯与其母玛娅的对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8页。
[29] 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7—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