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古希腊古典时期文学和悲剧、喜剧

自公元前六世纪末到公元前四世纪初，一般称为希腊史的“古典时期”。这时期的文学主要指雅典文学。

在早期的雅典城邦，统治阶级中存在着新兴工商业奴隶主和土地贵族奴隶主的矛盾。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公元前六世纪的城邦统治者一向奉行调和政策。到了公元前六世纪末，工商业奴隶主的力量空前壮大，实行民主改革，使自由民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百余年来反对贵族统治的斗争终于取得胜利，建成了奴隶主民主制。这时，氏族制度的残余完全被扫除，此后的阶级矛盾主要是奴隶和奴隶主的矛盾以及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和公民的矛盾，但是，奴隶主中的民主派和寡头派的斗争仍旧贯穿了整个古典时期。

公元前五世纪初，希腊和波斯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引起希波战争，希腊人在马拉松之役（公元前490）和萨拉米之役中获得重大胜利。战后，一些希腊城邦成立提洛海上同盟，以防御波斯侵略，同盟为雅典所控制。此后，雅典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蒸蒸日上。伯里克理斯执政时期（公元前443—429）是雅典的黄金时代。公元前四三一年，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之间的经济和政治矛盾引起伯罗奔尼撒战争，断断续续打了二十七年（公元前431—404），最后以雅典的失败结束。在战争期间及战后，雅典处于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贫富的矛盾以及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经常发生奴隶逃亡和起义的事件。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再次和波斯发生战争，各城邦之间也不断混战。城邦制度已不能实现奴隶制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统一。公元前四世纪中叶，北方的马其顿兴起，不久便征服希腊，从而结束了古典时期的希腊历史。

在古典时期，雅典的工商业和农业比较发达，由于外族侵略和内部的民主斗争，城邦政治生活十分活跃，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城邦经常举行盛大的节庆活动和体育竞技活动。历史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也随着发展起来，建筑和雕塑艺术有了飞跃的进步。这个时期，文学上的主要收获是悲剧和喜剧，文艺理论也有很高的成就。

古希腊悲剧一说是起源于“酒神颂”，悲叹酒神狄俄倪索斯在尘世遭受的痛苦并赞美他的再生；另一说是起自阿提刻农村在节庆中关于死亡等悲伤事件的严肃表演。一般采用第一说。关于悲剧的词源，一解为“山羊歌”，因为酒神颂的合唱队披着山羊皮扮演半羊半人的角色；或解为在表演比赛中歌者争取的奖品是山羊。

公元前五六〇年，僭主庇西士特拉妥为了讨好农民，把农村中盛行的酒神祭典搬到雅典城中，举行祭典时的表演就是悲剧的前身。在奴隶主民主制时代，雅典领袖利用这种群众性最广泛的表演形式来进行宣传教育。伯里克理斯发放观剧津贴，改建露天剧场，在每年春季举办盛大的戏剧比赛，使剧场成为当时自由民的政治讲坛和文化生活的中心之一。希腊悲剧就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

在题材方面，悲剧逐渐由酒神颂扩大到神话和英雄传说的范围，它保留了酒神颂的合唱队形式和抒情诗的特点，剧中的对话采用诗体。悲剧的形式是逐步发展完善的。最初的酒神颂是由歌队提出问题，由作者扮演回答者临时口占作答。这个回答者就是第一个演员。第一个悲剧诗人据说是忒斯庇斯，他在公元前五三四年左右又采用了一个演员，把酒神颂化为悲剧。这是雅典城第一次上演悲剧。公元前五世纪初，埃斯库罗斯把演员数目增加到两个，每个演员都穿高底靴，戴面具，可以轮流扮演几个人物。合唱队最初是十二人，后来增至十五人。合唱队跳舞，唱歌，对剧中人表示同情，提出劝告，向观众解释或预示后来的情节，对剧中事件的发展表示感慨，此外还起到换幕的作用。

根据亚理斯多德的定义，希腊悲剧描写的是严肃的事件，目的在于引起怜悯和恐惧，并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主人公往往出乎意料地遭到不幸，演成悲剧，因而悲剧的冲突成了人和命运的冲突。

悲剧中的确贯穿着命运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是因为希腊人把不可理解的社会发展趋势和个人遭遇归因于命运的捉弄。因此人和命运的冲突，实际上是以迷信的方式反映了人和社会环境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悲剧的产生是由于悲剧中的英雄敌不过社会邪恶势力的缘故。主人公虽然最后毁灭，但他在精神上是不可战胜的。因此，希腊悲剧主要不在于写悲，而在于表现崇高壮烈的英雄主义思想，风格很雄伟。希腊悲剧兴盛于民主制战胜独裁制和希腊人战胜波斯侵略的时代，它的基本主题是写古代的民主斗争，悲剧中贯穿了反对独裁、侵略和压迫的精神，歌颂为自由和正义而斗争的英雄行为和爱国思想。它虽以神话、英雄传说为题材，但它和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和深刻的思想性。

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悲剧的繁荣时期，当时有许多悲剧诗人创作了大批剧本参加比赛，最有名的是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古希腊悲剧只传下他们三人的一小部分作品。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456）出身贵族，曾参加马拉松之役和萨拉米之役，抗击侵略，老年时，因为和雅典人发生冲突，曾两次赴西西里。传说他写了九十部悲剧和“萨堤洛斯剧”[9]，只传下七部。他在世时得过十三次奖。他的作品反映了雅典民主制建成时期的社会生活。

埃斯库罗斯在政治上拥护民主派，他的悲剧中处处流露出民主精神。《波斯人》写波斯水师在萨拉米之役的覆灭，是现存的唯一以当时的现实为题材的悲剧，显示雅典的民主制度优越于波斯的专制制度。诗人认为，希腊人之所以获得胜利是因为他们是自由人，为保卫祖国的自由独立而战；波斯人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波斯国王骄傲自大，受到神的惩罚，还因为波斯士兵是被奴役的人，在杀头的威胁下被迫作战。《七将攻忒拜》中的波吕涅刻斯是一个攻打祖国的叛徒，诗人用他来影射雅典僭主希庇亚斯，希庇亚斯曾在马拉松之役企图借波斯兵力复辟。但是，埃斯库罗斯思想上存在着矛盾，他有时用贵族眼光来看待当时的现实。他在《报仇神》中劝雅典人不要随便修改法律，表示他不同意民主派对元老院的改革；他在《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流露了调和寡头派和民主派的愿望。政治上的矛盾也反映在宗教方面。诗人把神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一方面在《俄瑞斯忒斯三部曲》中赞美神的公正，另一方面又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对神抱敌视态度。他一方面相信命运的威力，认为连神也不能逃脱命运的摆布，另一方面又相信人的自由意志，认为人应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埃斯库罗斯的思想矛盾反映了雅典早期民主派的特点，他们在政治经济上一向采用适当节制贵族，适当满足自由民愿望的改良措施；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力图使先进思想和传统观念调和起来。

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充满了昂扬的战斗精神，常常有欢庆胜利的收场，表明他对民主制的胜利满怀信心。恩格斯曾经称他为“有强烈倾向的诗人”[10]。

埃斯库罗斯最重要的作品是《普罗米修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曲《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公元前479—478）。悲剧取材于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的神话。开场时，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派威力神和暴力神用铁链把他钉在高加索山上。河神俄刻阿诺斯来劝他和宙斯和解，被他谢绝。普罗米修斯表示，“宙斯的王权不打倒，我的苦难就没有止境。”他知道，如果宙斯和某一位女神结婚，她将生一个比宙斯强大的儿子，把宙斯推翻。赫耳墨斯奉命来逼迫普罗米修斯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他坚决不讲。他说，“我不肯拿我这不幸的遭遇来换取你奴才的命运。”随后，天塌地陷，普罗米修斯被打进深渊。第二部曲《被释放的普罗米修斯》已失传，据说，在剧中，宙斯为了摆脱他父亲克洛诺斯关于他将被推翻的诅咒，同普罗米修斯和解了。第三部曲《带火的普罗米修斯》也已失传，据说是描写雅典人对普罗米修斯的崇拜仪式和火炬游行，表现对人类社会进步的信心。

《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希腊悲剧中主题最崇高、风格最庄严的作品之一。剧本用全宇宙来影射小小的雅典城邦，把民主派和寡头派表现为超人的神明，把民主斗争提升到关系人类命运的高度，表现了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高尚精神和雄伟气魄。全剧富于哲理和肃穆气氛，感情汹涌澎湃，体现了雅典民主派的自豪感。

普罗米修斯在赫希俄德的《神谱》中本来是一个小神，经过埃斯库罗斯的塑造，他成了一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的伟大的神，成了民主派的化身，他憎恨不正义的神，宁可承受亿万年的苦难也决不向他们屈服。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堪称不朽，他从古到今都获得进步人类的称赞，马克思称他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11]。

宙斯在剧中是个新得势的神，他敌视人类，甚至企图毁灭人类，是人类的公敌。他在普罗米修斯的帮助下推翻他父亲而获得王位，但他恩将仇报，对他的战友进行迫害。他不讲信义，残忍暴虐，专制横蛮，荒淫邪恶。在宙斯的形象里反映出雅典当日的僭主。除了攻击宙斯而外，诗人还讽刺河神的怯懦，挖苦赫耳墨斯的奴才根性，所以马克思说，希腊众神在《普罗米修斯》中“悲剧式地受到一次致命伤”[12]。

《普罗米修斯》的剧本结构简单，动作很少，独白和合唱队的抒情诗在剧中的比重很大，普罗米修斯就像是酒神颂歌中的回答者，剧中出现的人物向他提问题，他回答问题并抒发他的感触。宙斯在剧中始终没有出场，但他的淫威无处不在，他的无形的形象比有形的形象更有力。

埃斯库罗斯的其他名剧是《俄瑞斯忒斯三部曲》（公元前458），这是现存的古希腊唯一的三部曲。第一部《阿伽门农》是古希腊最出色的悲剧之一。阿伽门农出兵特洛伊时，曾经杀死他的女儿伊菲革涅亚祭神，他的妻子克吕泰墨涅斯特拉想为女儿复仇，串通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在阿伽门农得胜回国时把他谋害了。第二部《奠酒人》写阿伽门农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回国为父报仇，杀死他的母亲。第三部《报仇神》写俄瑞斯忒斯在雅典法庭受审，雅典娜女神宣判他无罪。剧本结束时，雅典人欢庆城邦的保护神雅典娜的节日。这个三部曲的主题是描写父权制对母权制的胜利和进步的法治精神对血族复仇观念的胜利。[13]

埃斯库罗斯是古希腊悲剧的真正创始者，恩格斯称他为“悲剧之父”[14]。他使悲剧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完备的形式。他首先采用三部曲的悲剧形式，每部既能独立存在，各部之间又有紧密的联系。据说，布景、庄严的舞蹈、高底靴和轻飘鲜明的服装都是埃斯库罗斯首先采用的。

埃斯库罗斯的人物都是巨人式的，但一般说来，他们的性格固定不变。他的悲剧富于抒情气氛，不大注重情节的戏剧性。他的风格庄严崇高，词汇丰富，但有时显得堆砌。

阿里斯托芬在他的喜剧《蛙》里对埃斯库罗斯推崇备至，认为他的悲剧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他的作品在十九世纪受到广泛的重视。据说，埃斯库罗斯是马克思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406）的父亲是制造盔甲的作坊主。诗人早年和寡头派领袖客蒙来往，后来和民主派领袖伯里克理斯交谊甚笃。公元前四四〇年，他被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公元前四一三年，参加了反民主的政变。他大约写了一百三十部悲剧和“萨堤洛斯剧”，现存七部，其中以《安提戈涅》和《俄狄浦斯王》两部最为杰出。他得过二十四次戏剧奖，是得奖最多的悲剧诗人。

索福克勒斯生活在雅典城邦盛极而衰的时期。伯里克理斯时代虽然被称为“黄金时代”，但城邦已潜伏着深重的社会危机；雅典在提洛同盟中的压迫者的地位加强了城邦上层的寄生性和反动性；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以后，民主制大大削弱。民主制的衰落和社会动乱在自由民阶层中引起了对民主理想的幻灭情绪。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有一种惶惑不解和事与愿违的沉重心情。他也把社会的各种现象归因于命运的捉弄。对他来说，命运不是具体的神祇，而是一种抽象的力量。他虽然相信命运的威力，但又认为命运是不公平、不合理的。他重视自由人的个性和自由意志，不甘向命运屈服，他的英雄人物具有和仇敌或命运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他们相信自己是站在正义一方，所以临危不惧，明知事之不可为而为之。索福克勒斯重视人的才智和力量，他在《安提戈涅》中说人是世间最奇异之物，赞美人善于工作，善于运用语言和思想。

索福克勒斯在政治上属于温和的民主派，主张维护民主法治，反对独裁，但他又赞成限制公民的权利，在伦理方面，他主张中庸适度。

索福克勒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俄狄浦斯王》（公元前431）。他借用一个古老而惊心动魄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现实。忒拜国王拉伊俄斯从神那里得知，由于他自己早先的罪恶，他的儿子命中注定要杀父娶母，他因此抛弃了自己的婴儿——俄狄浦斯。这婴儿被科任托斯国王波吕玻斯收养为己子。俄狄浦斯长大后，也从神那里得知他的命运，他一心要反抗命运，就逃往忒拜，在路上一时动怒，打死一个老年人，正巧是他的生父。他猜破了人面狮身的女妖的谜语，为忒拜人解除了灾难，被忒拜人拥戴为王，娶了前王的寡后，实际上是自己的生母伊俄卡斯忒。剧本开始时，忒拜发生瘟疫，神示说，必须把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驱逐出境，瘟疫才能平息。俄狄浦斯诚心为城邦谋福，为了禳除灾难，他想尽各种办法去查访凶手，结果发现凶手就是他自己，娶母的预言也应验了。极度的悲痛进一步酿成惨剧，伊俄卡斯忒自杀，俄狄浦斯悲愤欲狂，刺瞎了自己的眼睛，并且请求放逐。

《俄狄浦斯王》的主题是描写个人的坚强意志和英雄行为同命运的冲突，表现了善良的英雄在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不可避免的毁灭。俄狄浦斯体现着奴隶主民主派的理想君主的一些特点。他聪明诚实，热爱真理，关心自由民，敢于面对现实，承担责任。他的悲剧命运在于，他清白无辜，却要承受先人的罪恶；他越是竭力反抗，却越是陷入命运的罗网；他越是真诚地想为城邦消弭灾难，却越是步步临近他自己的毁灭。他的毁灭一方面宣扬了命运有不可抗拒的威力，同时也表明命运具有伤天害理的邪恶性质，反映了雅典自由民对于社会灾难无能为力的悲愤情绪。

《俄狄浦斯王》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亚理斯多德认为它是希腊悲剧的典范。剧中的悲剧冲突、悲剧性格和悲剧效果都足以代表希腊悲剧的特点。索福克勒斯在写作这个剧本时，已经跨出了早期的模仿阶段，在艺术上达到成熟的地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剧本一开始就摆出了严重的事件，悲剧气氛很强烈，而他还能毫不费力地加强这种气氛，把剧情逐步推向高潮；剧情合理自然，其中每一件事都是前一件事的必然发展，尽管情节复杂，却表现得简练紧凑，每一个戏剧动作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索福克勒斯造成了一种使观众明白而剧中人不明白的戏剧情境；俄狄浦斯不自知的状态，更提高了他的悲剧性。在可怖的命运面前，俄狄浦斯的英雄行为非常壮烈，激起很大的怜悯和恐惧。

索福克勒斯的另一杰作是《安提戈涅》（公元前441）。剧本叙述俄狄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反抗暴君的命令，埋葬他的哥哥波吕涅刻斯，因而被处死。剧本的主题是描写宗教伦理和残暴的法律的冲突，代表正义的安提戈涅虽然遭到毁灭，但暴君克瑞翁也只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为自己造成悲剧。剧本的主旨仍在于提倡民主精神，反对独裁制度。剧中的矛盾冲突很复杂，但结构很严谨。安提戈涅本来是个弱女子，但她勇敢倔强，有牺牲精神，她的道义力量使她成为一个高大的形象。

索福克勒斯使悲剧艺术达到完美的境界，他突破抒情诗式的悲剧形式，减少合唱队的作用，加强了戏剧动作。他放弃了三部曲的形式，能够更加简练地在一出悲剧中表现复杂的戏剧冲突。他最注意情节的整一和内在联系，使剧本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的作品在希腊戏剧中结构最为完整。索福克勒斯不注重写神而注重写英雄；不注重大段抒发人物的感情而注重刻画人物性格，使它成为剧情发展的基本动力。他还善于采用对照人物的手法，使人物性格格外鲜明。索福克勒斯的风格简洁自然，对话很紧凑，符合人物的身分。他的合唱歌也写得很美，特别是《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一剧中的第一合唱歌和《安提戈涅》中的第三合唱歌，被誉为抒情诗的典范。

阿里斯托芬在《蛙》里认为索福克勒斯最有资格继承埃斯库罗斯。拉辛认为《俄狄浦斯王》是一部最完美的悲剧，莱辛和歌德对他的技巧评价很高。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5？—406）出身贵族，曾学过自然哲学，与苏格拉底和一些诡辩派[15]哲学家交往，被称为“剧场里的哲学家”。他晚年由于反对侵略战争，对神抱怀疑态度，以致不见容于雅典当局，到马其顿国王宫中作客，后来死在那里。他大约写过九十二部悲剧和“萨堤洛斯剧”，现存有《美狄亚》、《特洛伊妇女》、《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希波吕托斯》等十八部悲剧，得过五次戏剧奖。

欧里庇得斯的作品反映了奴隶主民主制发生危机时期的雅典社会。他主张维护民主制的一些重要原则，认为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应一律平等，人人都应有发言权，他也同样谴责僭主。但他和前两个悲剧家不同。埃斯库罗斯热烈拥护民主制，索福克勒斯对民主制的信心已发生动摇，欧里庇得斯则深切体会到民主制所产生的严重弊端。他受到诡辩派进步思想的影响，对于雅典城邦对外侵略、对内压迫的政策，对于当时的妇女地位和宗教意识都发生了怀疑。他说神是“古老的谎话”，甚至认为，“奴隶身上只有一件东西不体面，那就是奴隶这名称”。在欧里庇得斯看来，决定人的命运的不再是神，而是人自己。欧里庇得斯在某些地方超出了奴隶主民主制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民主要求。但他也没有完全摆脱旧思想的束缚，仍旧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宗教观念。

欧里庇得斯和其他的悲剧家一样，也借用现成的神话和英雄传说的情节进行创作，但他改变了这些传说的性质。希腊众神在诗人笔下失去了神性而无恶不作；古代的英雄也失去他们的庄严而变得厚颜无耻，自私自利；特洛伊战争也失去了英雄主义的色彩而成为野蛮残酷的侵略战争。这种不同的处理，一方面是由于诗人的意图在托古喻今，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诗人对理想化了的传说发生怀疑。

欧里庇得斯深切关怀妇女的命运，他现存的悲剧中有十二部是写妇女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美狄亚》（公元前431）。科尔喀斯公主美狄亚不顾一切爱上了伊阿宋，帮助他杀死了她的兄弟，抢去她父亲的金羊毛，然后随他来到希腊，和他结婚。剧本开始时，伊阿宋行将另娶科任托斯公主，遗弃美狄亚，科任托斯国王还要把她驱逐出境。美狄亚痛苦得几乎发狂。她起初和伊阿宋争吵，后来假意与他和解，打发两个儿子把两件浸沾毒药的礼物送给新娘，害死了新娘和国王。为了惩罚伊阿宋，使他断绝后代，美狄亚在痛苦中杀死了她的两个儿子，自己乘龙车逃往雅典。

在英雄时代和氏族社会解体时期，妇女的地位还相当高。到了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期间，私有制的发展使家庭制度巩固下来，婚姻已经固定为一夫一妻制。但一夫一妻制只对妇女有约束，男子则可以把妻子关在家中，自己在外胡作非为，或随便把妻子遗弃。妇女的地位几乎和奴隶相等，她们的生活是痛苦的。《美狄亚》一剧反映了当时妇女的处境，美狄亚在剧中说，“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子算是最不幸的。”欧里庇得斯对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表示愤慨，他赞成妇女起来反抗。

美狄亚是一个聪明倔强、有办法、有胆量的女性。她是外国人，得不到城邦的保护，在离乡背井、只身无援的处境中被丈夫遗弃，又遭到国王的迫害。她对丈夫的强烈的爱转化为强烈的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心爱的儿子，以图报复，向社会提出抗议。她复仇的方式固然残酷，但这是社会把她逼到这个地步的。

伊阿宋本来是一个取金羊毛的英雄，也很爱美狄亚。回国后，他贪图权势和钱财，变成一个喜新厌旧的小人和野心家。他忘恩负义，遗弃了美狄亚，还处处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辩护。

欧里庇得斯善于描写炽烈的感情。美狄亚的爱和恨都超出了一般的感情，合唱队以中庸之道婉言相劝，也不能使她平息。从这部戏里可以看出，社会动荡引起人们心理的变化，中庸适度的平衡感打破了，代之而起的是骚动激烈的感情，近乎变态。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反映了这种情绪。

欧里庇得斯一般不甚注重结构，但这部悲剧的结构比较完整。在剧中，崇高和庄严的传统气氛消失了，只有冷酷无情的实际生活景象。剧本的前半部着重描写美狄亚被逼而濒于绝望的情绪，后半部着重描写美狄亚心中对丈夫的恨和对儿子的爱的激烈斗争和她的复仇行动，气氛可怖。

《特洛伊妇女》（公元前415）也是欧里庇得斯的名剧。这个剧本假托特洛伊战争的故事，反映了雅典人在公元前四一六年攻下守中立的墨罗斯岛、大肆杀戮的历史事实。剧中描写特洛伊城被焚毁，男子被杀尽，妇女沦为奴隶，赫克托耳的幼子被希腊人从城墙上扔下来摔死，景象很悲惨。剧中抒情气氛浓厚，心理描写深刻，但是各场之间的联系比较松散。

欧里庇得斯的剧作标志着旧日的英雄悲剧的结束。悲剧到了他的手中，现实的社会问题才提得特别鲜明，特别广泛。索福克勒斯曾经说，他自己的人物是理想的，欧里庇得斯的人物是真实的。这句有名的话指出了希腊悲剧发展的一个方面。欧里庇得斯首先描写日常生活，甚至把农民、奴隶、儿童和仆人作为悲剧中的人物。欧里庇得斯还善于描写人物的心理，特别是妇女的心理。他的语言自然流畅，接近口语，富于感情。

欧里庇得斯生前不大为同时代人所了解，死后的名声比较大。阿里斯托芬在《蛙》里指责欧里庇得斯不应描写妇女的激情和不健康的心理，但也承认他在戏剧艺术上有某些长处。亚理斯多德对欧里庇得斯有许多指责，但也称赞他善于运用日常语言，善于造成悲剧的效果，引起观众的怜悯和恐惧。欧里庇得斯的戏剧对古希腊“新喜剧”[16]、罗马文学和后世欧洲文学有很大的影响。

古希腊喜剧起源于祭祀酒神的狂欢歌舞和民间滑稽戏。这种滑稽戏产生于墨加拉城邦民主制建立时代（公元前600年左右），后来流传到阿提刻，具有了诗的形式，成为喜剧。公元前四八七年，雅典正式确定在春季酒神节庆中增加喜剧竞赛项目。

希腊喜剧大半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产生于言论比较自由的民主政治繁荣时代。在内战期间，战乱频繁，城邦内部贫富对立加剧。当时民主权利虽然受到限制，但仍多少有一些言论自由，因此喜剧加强了批判性，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时的喜剧称为“旧喜剧”，讽刺的对象是社会的著名人物，特别是当权人物。剧中人大半是普通人，角色比悲剧的多一些，每剧一般由六个部分组成：一、开场；二、进场；三、对驳场；四、评议场；五、插曲；六、退场。但也不十分严格，主题思想主要表现在对驳场中。斗争一方胜利之后是一些欢乐的场面，显示胜利的后果。

亚理斯多德认为，喜剧是对丑的和滑稽的事件和人物的模仿，但是他有轻视旧喜剧的意思。实际上，旧喜剧的表现形式是轻松的，但它的意图是严肃的。喜剧作家善于利用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和滑稽、偶然的事件，通过夸大来表现生活的本质。喜剧通过嘲笑而起教育作用。

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产生三大喜剧诗人：第一个是克拉提诺斯，第二个是欧波利斯，第三个是阿里斯托芬。只有阿里斯托芬传下一些完整的作品。

阿里斯托芬（公元前446？—385？）是雅典公民，拥有土地。他交游甚广，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朋友。诗人敢于在剧中抨击雅典的当权人物，特别是克勒翁；曾被控告侮辱了雅典公民和城邦，但他并不退缩，仍旧继续讽刺他们。他写过四十四部喜剧，现存十一部。

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触及当时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描述了雅典奴隶主民主制危机时期的社会生活。

阿里斯托芬的世界观基本上反映了自由民中的农民的利益，他提出一些新思想，但在政治上又有保守倾向。他坚决反对雅典集团和斯巴达集团之间的战争。他在《阿卡奈人》、《和平》和《吕西斯特拉忒》等剧中主张议和，同时也歌颂马拉松时代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精神。内战期间，雅典的民主越来越衰落，政治越来越腐败，政治煽动家克勒翁的气焰特别嚣张。诗人在《骑士》中大胆地把克勒翁描写成一个愚弄人民的骗子，还在剧中使象征人民的德谟斯返老还童，恢复马拉松时代的精神。战后，雅典经济崩溃，一般人民更加穷困，社会上产生了理想国思想，要求平均财富。《公民大会妇女》和《财神》等剧都反映了这些思想。但诗人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为贫富不均的现象不合理，另一方面又认为富裕意味着脱离劳动，而没有劳动就不可能产生财富，因此他对于平均财富的思想也有怀疑。阿里斯托芬对妇女问题也非常注意，他反对妇女没有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现象，批判轻视妇女的思想。他在《吕西斯特拉忒》中认为，妇女也了解政治问题，能够挽救城邦，治理国事，但他又不主张妇女彻底解放。阿里斯托芬反对诡辩派的新教育，提倡培养心灵、注重节制的旧教育。他对神采取嘲笑态度，同时仍旧拥护传统宗教。

阿里斯托芬留下一些关于创作的言论。他在《阿卡奈人》中提出，他写作喜剧的目的是为了发扬真理，支持正义，给人民指出教训，把他们引上幸福之路。他在《蛙》一剧中提出，推崇一个诗人的标准，要看他是否为国家教好人民。酒神在剧中宣称，使人类堕落的诗人应当处死。他最早明确地表述了文艺的社会功能。

《阿卡奈人》（公元前425）是阿里斯托芬第一部成功的喜剧。在“开场”中，农民狄开俄波利斯看见雅典公民大会不让一个提倡议和的人讲话，他给了那人八块钱币，派他替他自己一家人同斯巴达人议和。在“进场”中，雅典附近受战祸最深的阿卡奈人（合唱队）用石头追打狄开俄波利斯，指责他叛国。他在“对驳场”中争辩说，他并不想投靠斯巴达人，他本人也受到他们的蹂躏，但雅典人也要对引起战争负责。有一些阿卡奈人不服，请主战派将领拉马科斯来帮忙，狄开俄波利斯当场和他扭打，把他打败，并去和伯罗奔尼撒人通商。接着的“插曲”表现了作交易的场面，显示和平的好处。拉马科斯再度出征，在“退场”中，他跛着脚上场，他在战争中负伤，痛苦万分。狄开俄波利斯却由两个吹双管的女子伴着，饱食大醉，得意洋洋。

《阿卡奈人》通过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和表面上很不严肃的讪笑打诨的场面来反映生活，很像闹剧。例如，狄开俄波利斯和拉马科斯的争辩本来是件正经事，但两人却在台上撒野，通过扭打来解决问题；又如，有一场写一个农民在战乱中丢掉耕牛，几乎把眼睛哭瞎，他来到狄开俄波利斯的市场上买“和平眼药”，谐谑地表现了农民的和平愿望。这些场面都很滑稽。但是，在“退场”中，堂皇的雅典将军在台上哇哇大叫的场面就很丑。在这些滑稽和丑陋的事件中，寄寓着非常严肃的思想。《阿卡奈人》的政治作用在于扫除雅典公民中的主战心理，号召订立和约。诗人在剧中指出，战争对政治煽动家和军官有利，对人民有害；他认为战争双方都有过错，主张各城邦团结友好，发扬马拉松精神，共同对付波斯的侵略威胁。阿里斯托芬正是从这个思想高度去俯视脚下的现实，才把生活中丑陋的本质挖掘出来，尽情地加以嘲笑。

狄开俄波利斯是个典型的阿提刻农民，他头脑清楚，有机智，有胆量。拉马科斯是一介武夫，头脑糊涂，虚荣心强，外强中干。

《鸟》（公元前414）也是阿里斯托芬的杰作之一，是现存的唯一以神话幻想为题材的喜剧。剧中有两个雅典人和一群鸟一起在天和地之间建立了一个“云中鹁鸪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其中没有贫富之分，没有剥削，劳动是生存的唯一条件。这部喜剧讽刺雅典城市中的寄生生活，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描写理想社会的作品。在艺术性方面，《鸟》无疑是阿里斯托芬最优秀的作品。剧中情节丰富多采，由合唱队扮演的飞鸟出入林间，五色缤纷。全剧富于幻想，抒情气氛浓厚。在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这部喜剧的结构最完整。

阿里斯托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的戏剧情节是虚构的，往往流于荒诞，但主题很现实。他喜欢采用夸张手法，仿佛是用一面凸凹不平的镜子来映照生活，镜中的形象虽然是漫画式的，但反映了生活的本质。他有时还采用象征手法，把一些抽象概念拟人化。阿里斯托芬富于机智，善于使用谐音字，并戏拟悲剧中的诗句，产生喜剧效果。他运用民间的朴素生动的语言，配合着城市里的文雅语，台词灵活生动。他的剧中有美丽的诗，也有粗野的场面。海涅曾说，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像童话里的一棵树，上面有思想的奇花开放，有夜莺歌唱，也有猢狲爬行。

恩格斯曾经称阿里斯托芬为“喜剧之父”和“有强烈倾向的诗人”。[17]

和悲剧与喜剧同时，希腊出现了正式的历史著作，从文学角度说，它意味着散文的发展。希腊有三位著名的历史作家。第一个是希罗多德（公元前485？—425？），他被称为“历史之父”，著有《历史》（又名《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记载埃及、西亚和希腊的历史以及希波战争。作者已经开始比较各家记载，力图发现历史的真相，但他仍旧在历史框架中嵌入许多传说和故事。他看不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往往用命运和神力来解释这些事件。他的描写手法引人入胜，文字流畅，清晰自然。第二个是修昔底德（公元前460？—400？），他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未完成。作者能够分析经济、政治和军事之间的联系，揭示历史事件发展中的因果关系。他还能引用战争双方的言论，分析史料，核对证据。他的叙述谨严，风格简洁生动。第三个是色诺芬（公元前430？—355？），他写过各种著作。在他的历史著作中，他把历史归结为个人的斗争和军事首领的活动。他的代表作是《长征记》（又名《万人进军》），叙述公元前四〇一年一支希腊雇佣军深入波斯腹地，帮助波斯皇帝之弟小居鲁斯争夺波斯皇位，以及希腊人艰苦撤退的经过。作者本人曾参加这次战争。他的历史写得平易简洁，但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

由于当时的政治纷争剧烈，雄辩术（演说）在雅典得到发展，产生了十大演说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伊苏格拉底和狄摩西尼。伊苏格拉底（公元前436—338）把统一希腊的希望寄托在少数强有力的统治者身上。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号召全部希腊城邦联合起来讨伐波斯的演说词（公元前380）。他的文体讲究和谐，重视节奏。狄摩西尼（公元前383—322）号召希腊各城邦联合起来抵抗马其顿的菲力浦二世，失败后，服毒自杀。他最有名的作品是第三篇反对菲力浦的演说（公元前341），这篇演说洋溢着忧国忧民的热情，提醒希腊人注意马其顿的威胁，号召他们团结御侮，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他善于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激昂的情绪，对后世的雄辩术有很大的影响。

在文艺理论方面，最重要的作家是哲学家柏拉图和亚理斯多德。

柏拉图（公元前427？—348）出身雅典贵族，早年从哲学家苏格拉底求学。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主政权以破坏宗教和毒害青年的罪状处死后，柏拉图曾游历埃及等地。回雅典后，他创办学园，授徒讲学，并撰写哲学对话录，直到死时为止。柏拉图的对话录总共有四十多篇，内容涉及政治、伦理、文艺、教育以及当时争辩激烈的一些哲学问题。最著名的有体现他的政治纲领的《理想国》，讨论修辞学和辩证法的《斐德若》，讨论审美教育的《会饮》，和谈到理想国的社会组织的《法律》等篇。这些对话中主要发言人都是苏格拉底，论敌则大半是诡辩派哲学家。柏拉图自己在对话中始终没有出场，苏格拉底可能就是他的代言人。

柏拉图生活在雅典贵族失势、民主派当权的时代，他提倡贵族政治，反对民主制度。在哲学上，他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唯心主义，成为西方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始祖。他把“理式”或宇宙间的原则和道理看作是第一性的、永恒普遍的，至于感官接触的世界则是“理式”世界的摹本或幻影，无永恒性和普遍性，所以不仅是第二性的，而且是不真实的。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中还谈到关于爱情的理论。他反对把爱情当成利害关系和情欲的满足，认为爱情是从人世间美的形体窥见美的本体以后所引起的爱慕，人经过这种爱情而达到永恒的美（理式）。这种思想虽然具有反对庸俗爱情的意义，但本质上是精神贵族的观点，是他唯心主义体系的一部分。后世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就是导源于他的爱情学说。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对诗人提出两大罪状。第一，诗不能教人认识真理。例如画家画床只是模仿木匠制造的床，而木匠造床又模仿床之所以为床的道理（理式），所以文艺只是“模仿的模仿”，“影子的影子”，“和真理隔着两层”。其次，诗滋养着应该由理智压制下去的“人性中的卑劣部分”，例如情感和欲念。而且，希腊诗人把神和英雄写得无恶不作，破坏了宗教信仰，起了伤风败俗的作用。根据这两大罪状，他把诗人逐出了他的理想国。但柏拉图实际上并不否定文学艺术，他只是反对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艺术。他从反动的贵族利益出发，提出文艺必须服务于贵族政治的观点。

此外，柏拉图还发挥了希腊传统的灵感说。他认为创作的源泉是灵感，诗人须有神灵凭附，转入狂热状态，才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这也是客观唯心主义在创作理论上的表现。

柏拉图的对话录对希腊文学有很大的贡献。它的特点是用提问、启发、诱导等方式解决疑难，以浅喻深，由近及远，层层深入，使读者不但看到思辨的结果，还看到思想发展的过程。柏拉图描写对话者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戏剧性。人物有一定的个性，如苏格拉底的发言总带些装傻。对话场所的描绘也颇生动。此外，他善于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抽象观念。例如，他用两匹马的活动来比喻人的灵魂中的冲突。一匹马驯良而懂得节制，代表德行；另一匹马桀骜不驯，代表情欲。这两匹马同驾一辆车子，发生了痛苦的冲突，使御者不能驱车升到诸天的绝顶。

公元三世纪，柏拉图的哲学思想由普洛丁努斯发展为新柏拉图主义。这种新柏拉图主义在中古同基督教神学结合在一起，在哲学和美学方面统治了一千多年。柏拉图和新柏拉图派的思想在后来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浪漫主义中也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322）生在马其顿，父亲是御医。他二十一岁时赴雅典从柏拉图学哲学，柏拉图死后，他回到马其顿，当菲力浦二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教师三年，及至亚历山大即位东侵，他又回雅典开办一所学校，授徒讲学，撰写哲学和科学著作。

亚理斯多德并不维护奴隶主贵族制，他认为贫富悬殊会引起社会动荡，只有中等的富裕才是幸福。在伦理学上，他提倡中庸哲学。亚理斯多德的思想代表奴隶主中的中等阶层的利益。

在哲学方面，亚理斯多德发展了赫拉克利特的唯物的和辩证的思想，奠定了形式逻辑学的基础（《论工具》），论证了一般与特殊的统一，认为理性原则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从而彻底批判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是在肯定神为创造因这一点上，他还是唯心主义的。

在文艺理论方面，亚理斯多德利用他那丰富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对希腊文艺作了总结。他的《诗学》和《修辞学》都是这种总结的成果。他抓住文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作出了在当时是最深刻的解答。

亚理斯多德的《诗学》首先阐述文艺和生活的关系，他发扬了古希腊传统的“模仿说”，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蓝本，文艺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模仿并不是消极的抄袭，而是通过观察和认识，来反映现实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诗学》第九章有一段比较诗和历史的话是极其重要的：“诗人的职责不在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是可能的事。诗人和历史家的……差别在于，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而诗人却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近于哲学，更严肃；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所谓普遍性是指某一类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在某种场合下会说些什么话，做些什么事，——诗的目的就在此，尽管它给所写的人物安上姓名。至于所谓特殊的事则指例如亚尔西巴德[18]所做的事或所遭遇到的事。”这段话有几点含义：首先，诗有诗的真实，它是合乎规律的，带有普遍性的，所以柏拉图说诗不显示真理的论点不能成立。其次，诗的真实不同于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诗是虚构，在虚构中揭示事物的必然性而抛去偶然性，所以诗或艺术的真实可以高于生活的真实。这就推翻了柏拉图认为艺术只是“影子的影子”的论点。再次，诗可以通过“安上姓名”的个别人物来显示出普遍性和必然性，这就是“一般与特殊统一”的观点。

由于认识到诗必须符合可然律和必然律，显示事物的内在联系，亚理斯多德特别强调作品必须是有机的整体，从这个观点出发，他认为无论是史诗还是悲剧，都应以动作或情节为纲，而不应以人物性格为纲，因为以情节为纲，较易显出事件发展的必然性。情节要整一，一部作品只应有一个主要的情节，从开始发展到顶点，然后转到必然的结局。

亚理斯多德在《诗学》里着重分析了悲剧。第六章里悲剧的定义是重要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动作的模仿；用的是由各种雕饰来提高的语言，不同的雕饰用在不同的部分；方式是通过动作而不是通过叙述；引起怜悯和恐惧，从而导致这些情感的净化。”接着他指出，“动作须有动作的人物，人物必然具有性格和思想两方面的特点。”这样，亚理斯多德就指出了分析一般戏剧作品所必须考虑到的六个要素：动作（情节）、人物性格、思想、语言、表演（通过人物动作，不通过叙述）和歌唱（因为希腊悲剧有合唱队）。此外，他还指出悲剧所引起的情感是对人物所受灾祸的怜悯和恐惧。这些情感在看悲剧时受到“净化”，所以对心理能起健康的影响。这里也就批判了柏拉图的文艺伤风败俗的观点。

他在论悲剧时，强调动作的整一，并指出悲剧的时间不应无限制地延续。这些观点后来被古典主义者引申为悲剧的三一律。

总的说来，亚理斯多德的文艺观点是符合现实主义的。他的《诗学》为西方的文艺理论奠定了基础，两千多年来一直有深远的影响。

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马其顿征服了整个希腊。亚历山大逝世（公元前323）后，庞大的帝国分化为几个王国，各自实行中央集权制，此后二百多年间，希腊各城邦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时常掀起反马其顿的斗争。但是，由于内忧外患，希腊的政治形势异常动乱，贫苦平民一再要求废除债务，重分土地，奴隶连续起义，政变频繁，各城邦不断受到马其顿的打击。公元前一四六年，希腊为罗马所灭。

自公元前四世纪末叶至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希腊文化在东方广泛传播，并和东方文化互相交流，这一时期被称为“希腊化”时期。这时期文化中心逐渐由雅典移至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其科学、艺术、哲学相当发达，学术界注重书籍整理，建成了规模空前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但古希腊文学至此已届尾声，文学脱离现实和群众，讲究词藻，有学究气味和感伤情调，对于当时严重的阶级斗争和对外战争无所反映。比较有成就的是新喜剧、拟剧、田园诗和史诗。

在希腊化时期，剧场已不再是群众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而是富人的娱乐场所。新喜剧正是为满足这样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谈政治，通过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来反映当时的社会风俗，表现贵族青年男女要求自由独立的愿望，它强调情节的曲折和风格的雅致，缺乏深刻的思想内容。新喜剧中出现了一些新的人物类型，如食客、兵士、艺妓和家奴等，常常把奴隶写得聪明机智。新喜剧的讽刺很生动。剧中没有天神出场，也没有合唱队。新喜剧一般分五部分，中间穿插歌舞。最著名的新喜剧作家是米南德。

米南德（公元前342？—292？）出身贵族，写过一百多部喜剧，得过八次戏剧奖，只传下《恨世者》和一些残篇。《恨世者》和残篇《评判》等剧的主题都在于劝善规过，提倡宽大仁慈，以调和社会矛盾。米南德强调性格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们的幸运或不幸取决于自己的性格。他的人物彼此有联系，各个人物都能推动情节向前发展。剧本的结构紧凑，语言接近口语，适合人物的性格、身分和年龄。米南德的剧本，通过罗马剧作家的改编，对后世欧洲喜剧尤其是风俗喜剧发生了影响。

拟剧起源于巫师祭神时的歌唱表演，是一种短剧，在街头演出。拟剧描写日常生活，讽刺风俗习惯，风格很粗俚。对中古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民间喜剧有影响。

田园诗是忒俄克里托斯（公元前310？—245？）首创的。他传下的诗有二十九首，这些诗描写西西里美好的农村生活和自然风景，清新可爱。古希腊的田园诗对后世欧洲带有贵族倾向的诗歌有很大的影响。

这时期还产生过几部史诗，其中比较著名的是阿波罗尼俄斯（公元前295？—215？）的《阿耳戈号航海记》，这首诗描写伊阿宋乘“阿耳戈”号船到黑海西岸科尔喀斯去取金羊毛的故事。伊阿宋爱上美狄亚，在她的帮助之下取得金羊毛。诗中富于浪漫情调，对美狄亚的恋爱心理作了生动的描述。诗的风格优美，描写动人，但结构松散，人物刻画很差。

从传说中的荷马算起，古希腊文学经历了很长一个过程。它是欧洲文学的开端。它首先在罗马文学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在中古的西欧，它遭到摈弃和埋没，只是在拜占廷文化中保存了一部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它又重新被发现。希腊文学中以人为本的现世精神被后世资产阶级发展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文艺复兴以后，它受到不同时代的欧洲作家的重视。古希腊文学至今对我们还有认识价值和审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