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谋杀母亲

《奥瑞斯提亚》的斗争一开始就是来自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冲突。在家庭和亲属规矩比城邦宪法更重要的社会里，女人的不守妇道便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阿伽门农的不在身边导致了克吕泰墨斯特拉离开了家庭这个私人领域并且开始关注城邦的公共事务；在《阿伽门农》中，她被描述为具有“男人的意志”（11），她的“讲话就像一个男人”（350）而且不像是一个女人，她很“好战”（940）。然而，她遭受的批评指责正如其他女人所遭受的一样，说她是虚伪做作、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而且争议更多的是，她还破坏了婚姻规矩养起了情郎埃癸斯托斯，这个男人就是人们所说的伪娘，他没有参加希腊军队奔赴特洛伊战场。假如用拉康的图式来说，女人并不存在，因为她的功能在于反映和支持男人对于完整性的幻想。^[1]克吕泰墨斯特拉对婚姻的不忠以及她对自己独立自主欲望的表达不仅没有反映反而却摧毁了她的丈夫指望她反映的完整感。他们这对情侣破坏了甚至颠覆了公元前5世纪雅典对于男人和女人所期望的角色和作用；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出轨以及闯入专属于男人们的公共领域使得她侵犯了社会性别和政治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她对于这些侵犯没有丝毫的内疚或忏悔：面对合唱团不断指控她谋杀和欺骗了亲夫，她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坚定：“阿伽门农杀死我们的女儿”，她不断这样提醒合唱团。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国与家、社区与血缘关系之间相互冲突的需求是希腊悲剧常见的一个主题，该主题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里再次露骨地出现了。这两部戏都认为，男人牺牲家庭利益特别关注公共事务，而女人则牺牲社会利益特别在意血缘关系。可是，克吕泰墨斯特拉是希腊神话中比较特别的一个人，因为她失去女儿的悲痛并没有让她无视城邦事务。她也不是感情用事毫无理智的轻浮女子，因为正如合唱团所谴责的，她已经像个男人一样统领一切。

在《奠酒人》里克吕泰墨斯特拉的两个孩子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特斯决定维护父亲的名字、法律和荣誉，所以坚决要杀掉他们的母亲。厄勒克特拉不想提起死去的姐姐，她谴责她的母亲“枉为人母”（190）、“心肠毒辣”（430），宣称“孩子们把一个死去男人的名誉永葆长青”（450）。她因此确认，在一个父权制度里母亲的地位不仅被贬低了而且女人无论她是女儿、母亲还是姐妹都被迫扮演彼此的竞争对手的角色。与此同时，她的女性身份容不得她向杀害父亲的凶手报仇。为此，她想她必须依靠她的哥哥俄瑞斯特斯。

然而，《奠酒人》中持久的意象是合唱团唤起的故事：克吕泰墨斯特拉做了一个梦，梦见她生下一条蛇，然后用披巾把它包裹成小孩似的还给它喂奶吃；可是这条爬行动物不仅吮吸她的奶还吸出了大量血块（527—533）。这个梦当然没有规定应该如何解读，把解读这项任务交给相关利益方，他们为了各自利益而作出有利自身的解读。俄瑞斯特斯当然很快把这个梦理解为要杀死他的母亲。然而，即便是在这条蛇与俄瑞斯特斯相关联的时候，这个意象的反常凶残本来是暗示这件事情的可恶本质，是劝阻而不是说服他去付诸行动。可是，俄瑞斯特斯此时至少很快接受了这个“淫秽畜生”的角色：

就像我解释的，一点一点吻合，听着：

首先假如这条蛇是跟我一样从同一个地方出来的，

而且当时还用婴儿衣服包着像人一样，

它张开血盆大口咬着那曾经哺育我的乳房：

假如它一边吮吸甘甜的乳汁一边吞咽着血块，

让她害怕得瑟瑟发抖——为什么？这就意味着她

这位给淫秽畜生喂奶的女人必须死于非命；

我必须改变秉性，变得蛇蝎心肠绝不手软！

这个梦的号令已发：我就是她命中注定的讨命鬼。

（《奠酒人》，539—550）

合唱团同样明白这个梦的含义以及明白俄瑞斯特斯应该怎么做：

我愿意听您对这些迹象的解读，那么开始祈祷吧。

（《奠酒人》，551）

保持一颗勇敢的心，俄瑞斯特斯！

当动手杀掉她的时机来临时，

为报你杀父之仇而怒吼吧；

要是她呜咽，“我的儿，俄瑞斯特斯！”

就说，“我是——我父亲的儿！”

完成你胆战心惊的壮举；

这就是命，没有人责怪你。

（《奠酒人》，827—833）

这个本应让俄瑞斯特斯为所提议的行为感到恐惧的意象反而被解读为用法律的力量不仅暗示更是命令他去杀死他的母亲。

当然，合唱团对于女人生孩子的角色在《欧墨尼得斯》中被阿波罗特别加以重申：

母亲不是孩子的真正至亲

孩子被称作她的。而她不过是照料

一粒幼小种子的保姆，种下它的男人才是它的至亲。

所以，假如命运眷顾这个孩子，她就会拥有它，

就像帮助朋友照看一颗成长的植物。

（《奠酒人》，657—661）

雅典娜女神就这个方面继续肯定，她是宙斯生出来的，她无须母亲（735）。在陪审员投票前她警告他们，要信守“父亲的权利要求以及男性主宰一切”以及“杀死亲夫的女人的死亡……远不如丈夫的死亡让人悲伤”（735—739），假如投票持平她将会把自己决定性的一票投给男人这一边。克吕泰墨斯特拉就像夏娃一样，是一个必须被击垮被除掉以便重新恢复男性主导秩序的堕落的女人。正如伊利格瑞主张的，当“弗洛伊德在对谋杀父亲进行理论归纳和描述时，特别是在《图腾与禁忌》里把谋杀父亲看作建立原始部落时忘记了一个更加古老的谋杀即谋杀母亲，这是在城邦建立一定秩序时所必须的”。^[2]

另一个不那么有名的女人的死亡是埃癸斯托斯和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女儿厄里戈涅（Erigone）在俄瑞斯特斯无罪释放之后自杀了。她的死很少被人提起，这或许是希腊厌恶女人的另一个例证，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女孩上吊自杀。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讲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故事，有一天第欧根尼这个玩世不恭的家伙在橄榄树林里走路时，看见几个女孩把自己吊死在树上，她们的尸体随风摇摆就像荡秋千一样。他目睹这一幕的反应是惊叹道：“要是所有的树上都结这样的果实就好了！”^[3]

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复仇者，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the Erinyes）在男性神话作家以及埃斯库罗斯手里遭受着相似的命运。与年轻的阿波罗和雅典娜不同的是，复仇女神代表着原始的过去，而这个过去必须要被推翻再加以驯化以便文明进步向前发展。跟克吕泰墨斯特拉一样，她们的性别惹麻烦了，这次是因为她们不孕不育导致了她们所住之地荒芜贫瘠。她们在审判中输了，这使得她们按照城邦规矩被贬低到了下等地位，即被贬到阿波罗所代表的权势之下。同时，雅典娜的审判也把妇女的价值等同于恐惧、惩罚和报复的力量，并且承认这些情感在实行正义时是不可缺少的；^[4]与女性有关的血缘关系以及家庭的重要性也得到承认。不过，雅典娜丝毫不怀疑城邦和修辞的力量，阿波罗所代表的辩论和说服（虽然是诡辩）应该在法庭之中占有优先权。^[5]

正如琼·班伯格（Joan Bamberger）主张的，俄瑞斯特斯神话是母系社会所谓的存在和消失的另一个神话：这样的神话将女性描述为狡诈的、破坏性的和无能的，从而为随之将女性排除在领导岗位之外而辩护。^[6]另一个含义是，推翻女性是文明进步所必需的。正如在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论》中，女性社会转向男性社会被看作抽象战胜了实物：“由母亲转向父亲并且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即，是文明的进步，因为母性表现为感知而父权则是基于推理和基于前提的假设。”^[7]法律的力量就像父亲的力量一样也是语言的而不是身体的，是基于词语而不是躯体的。^[8]男性战胜了女性因而也是法律战胜了情感、词语战胜了感觉。尼采的“命运之爱”（amor fati）即对身体和命运的热爱被对逻各斯、法律和理性的热爱所取代了。

[1] Juliet Mitchell and Jacqeline Rose, Feminine Sexuality: Jacques Lacan and the Ecole Freudienne, trans. Jacqeline Rose （London: Macmillan, 1982）, especially introduction by Jacqueline Rose.

[2] ‘The Bodily Encounter With the Mother’, Margaret Whitford （ed.）, The Irigaray Reader, supra, at 36.

[3] Related by Eva Cantarella, ‘Dangling Virgins: Myth, Ritual and the Place of Women in Ancient Greece’ in Susan Rubin Suleiman （ed.）, The Female Body in Western Culture: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t 57.

[4] This point is discussed further by Paul Gewirtz, ‘Aeschylus' Law’, 101 Harvard Law Review, 1043-1055 （1988）.

[5] See Froma Zeitlin's seminal essay, ‘The Dynamics of Misogyny: Myth and Mythmaking in The Oresteia’, 11 Arethusa, 149-84 （1978）.

[6] Joan Bamberger, ‘The Myth of Matriarchy: Why Men Rule in Primitive Society’ in 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eds.）, Woman, Culture and Socie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7]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ed. James Stratchy （London: Hogarth Press, 1953-1974）, Vol. 23 at 113-14.

[8] 理查德·韦斯伯格（Richard Weisberg）对于“使用词语不仅避免扰乱现实而且也是创造现实的那些人物”的研究。词语对现实的再编织在法庭上已经制度化了，这导致避免了而不是实现了正义: The Failure of the Word: The Protagonist as Lawyer in Modern Fic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