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走进剧院的神话：词语的胜利

通过剧院这个媒介观看神话则无须复制古老神话，但是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神话重复和加强了社会价值观，同时剧院再次打开了模拟客体和原创主体之间的差距并藉此重新审视和质疑该社会的价值观和结构。由于坚持强调冲突和强调现存范畴之间的灰色地带，悲剧或许比其他任何戏剧形式更能暴露进退两难的困境，而不必承诺冲突的解决或调解。^[1]特别是，悲剧把古老的困境放置在全新的市民国家这个语境中，这就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也给那些耳熟能详的神话带来了诸多麻烦。《奥瑞斯提亚》就是所有被称作“悲剧时刻”的一个代表，^[2]坚持把荷马英雄们的神话世界与城市的政治世界之间的冲突加以戏剧化，并且对外声称要解决这些冲突。随着希腊城邦的日益建设，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正义的概念以及正义与个人、市民机制以及上帝之间的关系。这个三部曲首次上演是在阿瑞尔帕格斯（Areopagus）战神山最高法庭成立不久之后，该法庭是负责处理以下问题的第一家法庭，即负责审理杀人案件，解决正义与私人复仇、宙斯意志，以及复仇女神三姐妹所代表的古老的幽冥宗教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全新的大会和法庭如何与复仇和惩罚的制度相一致？它们的权威来自哪里？实现它们目的的最佳手段和程序又是什么？

《欧墨尼得斯》是以法庭的成立和庆祝活动收尾，法庭的设立结束了报复和暴力的冤冤相报，这一点正如《阿伽门农》（Agamemnon）和《奠酒人》（Coephoroi）里所描述的导致了戏剧被解读为是法律战胜复仇、秩序战胜骚乱的叙事作品。^[3]这当然确实如此，从《阿伽门农》开始，克吕泰墨斯特拉、合唱团、埃癸斯托斯（Aegysthus）以及阿伽门农等人物代表了障碍物，这里的主要意思就是复仇或惩罚。因此阿伽门农和希腊人对特洛伊人发动的战争是为了报复帕里斯（Paris）拐走了海伦（Helen），克吕泰墨斯特拉谋杀阿伽门农是为了报复阿伽门农把他们俩的女儿伊菲革涅亚（Iphigeneia）作为战争的献祭品，而埃癸斯托斯谋杀阿伽门农是为了报复另一个暴行，即阿伽门农的父亲阿特柔斯（Atreus）赶走了埃癸斯托斯的父亲梯厄斯忒斯（Thyestes）。《奠酒人》里的绳之以法又是意味着惩罚性报复，就像埃癸斯托斯和克吕泰墨斯特拉两人的合谋反过来被俄瑞斯特斯（Orestes）和厄勒克特拉（Electra）以及合唱团所解读的那样。复仇女神所倡导的正义观虽然在《欧墨尼得斯》中遭受攻击和嘲弄可却无异于前两部剧中人物所提出和采取行动的观念，这即便不是鼓励也是理解了所谓保持中立的合唱团。阿波罗把这个正义描述为“惩罚之坑，在这个坑里，头被切掉，眼被挖出，喉被割断，尊严被阉割”（188—189），轻易地忘掉了他自己要求俄瑞斯特斯为父报仇的建议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

同样清楚的是，意识到上面那个前提将会延续这些恩怨而不是了断这些恩怨，因为该前提鼓励更多的报复和更多的惩罚。受害者被迫面对复仇责任这个负担，而一旦担负这个复仇的责任，那么他们也会成为下一个罪行的加害者，这又会引起更多的暴力、惩罚和侵权，诸如此类没完没了。相反的是，《欧墨尼得斯》所倡导的正义观被描述为“合法性”“有序的礼节”“正当的程序”或者“法律与秩序”等词语所意指的正义，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从早期不公正的受害者所主导的正义转变为现在主要由法庭和法律制度操作的正义。这部戏剧中叙述的信息不比抗辩、听证、控（起）诉、辩护律师、陪审团、判决（书）以及宣判（刑罚）等当代法律术语少。

不过，我们必须知道，是不是我们自己全神贯注于正义的概念就是合法性及其与国家的关系才导致了我们对于《奥瑞斯提亚》的这些解读好像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这些解读有没有可能更多的是关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埃斯库罗斯，或者他的人物或观众？不管怎样，这都泄露了一种变态偏执的西方思维，即偏好用二元对立和辩证合成的术语来思考和表达。另一种解读是希望在观看雅典戏剧时不要试图寻找早前法律或正义的所谓真相，而是在解读悲剧时避免简单归类或肤浅解析，相反应该（像尼采所希望的那样）“超越善良与邪恶之上”。有人歌颂是法律程序和词语解决了问题而不是个人复仇和暴力解决了问题，这样的解读表明那些歌颂既不成熟又不恰当。

首先，雅典娜法庭所倡导的法律正义的概念与古老的复仇体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恐惧和惩罚依然被保留以便引起世人对法律的尊重：

您的政体不要彻底摒弃恐惧。

因为如果免于恐惧有谁还会刚正不阿？

坚守神圣正直的法律所带来的恐惧，

就会确保您的城池固若金汤。

（《欧墨尼得斯》，699—702）

当然，审判看起来不同，因为俄瑞斯特斯被判无罪；假如判决有罪，这个相同的惩罚又会强加于他，就像他强加给他的受害者一样，这就是复仇和暴力冤冤相报所延续的，不过这次是通过法律的手段。

其次，雅典娜法庭上的庄严仪式、程序礼节以及有序辩论最后并没有解决问题：结果陷入僵局，赞成与反对的陪审员各占一半人数。俄瑞斯特斯无罪释放不是因为正义这个概念而是一个权宜之计：雅典娜曾警告复仇女神不要“用权宜之计”玷污了“纯洁的法律”却恰恰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俄瑞斯特斯。法律因此不是作为正义这个虚幻的概念取得胜利，而是作为强权和政治的手段取得了胜利，或者用福柯的话讲是作为合理化、规范化以及控制权的手段取得了胜利。审判机制神化了权力的法律源泉，后者不仅依靠逻各斯和理性，还依靠奇观的力量，还依靠非语言符号以及意象。在此类意象中，首当其冲的当属那些被打败的死去的妇女意象。

最后，事实再次表明，法律所谓依靠语言而不是武力来解决冲突是荒诞不经的。语言是一个不可靠的东西，正如各色人物诉求同一词语“障碍物”（dike）来表达他们各自不同的目的。诚然，在探究文本中紧张冲突的时候语言处在最前沿，语言构成了而不是解决了戏剧里描述的僵局。语言不是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思想和意义的透明中介，它不是反映了而是制造了、再制造了并且还经常歪曲了那些事情和意义。就像埃斯库罗斯和其他悲剧作家所领会的，词语有时候用来把假的东西好像说成真的又把真的东西好像说成假的。因此，剧中人物说一些他们知道可能会是假的东西，而他们的听众事实上又相信那些不真实的东西同时反而怀疑那些确为真实的东西：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言辞成功地说服了阿伽门农走上红织锦亵渎神明，这个悲剧性过失导致他立即垮台；俄瑞斯特斯能够欺骗仆人和克吕泰墨斯特拉让他进入宫殿，正是诉诸希腊人热情好客的规矩，而对于卡珊德拉（Cassandra）的预言，世人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相反，那些企图利用语言操控局面的人物最终却败露了，因为语言溜出去后就不受他们管控了。所以，观众对于这样的事实很敏感，即说话的人并不总是在说他们想要说的东西，或者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思不是他们所说的。最终，语言不是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的交流媒介，也不是表达真相的工具，它成了混乱、冲突和歧义的源泉；语言不是在调解心智与现实却是在制造、再制造甚至歪曲并掩盖现实。观众对于语言准确性的安全感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对语言这个媒介的怀疑。从质疑语言的作用开始，这就是质疑由该语言构成的社会秩序所迈出的一小步：我们不自主地怀疑，法律秩序是建立在非常不可靠的基础之上的。

我不赞同《奥瑞斯提亚》叙述了合法性正义这个观点，所以我想探究的是这些解读所忽略或所压抑的东西，即它叙述的是男人操控了女人。雅典娜法庭不是解决复仇与惩罚这个顽固循环的高超机制，它不过是用另一种手段延续着冤冤相报。最后，法庭这个机制是对待政治问题的一个政治手段，而政治问题从来都是性的问题。^[4]

[1] See especially Charles Segal, Tragedy and Civilization: An Introduction of Sophoc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 Jean-Pierre Vernant and Pierre Vidal-Naquet, Tragedy and Myth in Ancient Greece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81）[1972].

[3] 例如，詹姆斯·博伊德·怀特（James Boyd White）：复仇女神三姐妹、阿波罗和雅典娜所代表的力量是“这里合并成一种新的形式和活动，一种用权威讲述故事的机制，这样的话它们就不会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会陷入其他晦涩神秘的意义。因此，法律把我们所有人从这个不可忍受混乱无序的世界中解救出来，这个世界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故事、才智、行动和自我都是混乱无序的。”Heracles' Bow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5）, at 180.

[4] See James Redfield, ‘From Sex to Politics: The Rites of Artemis Triclaria and Dionysos Aisymnetes at Patras’ in Before Sexuality, sup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