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书的主要思路和研究内容

由于五言诗律化和唐诗体式研究本身头绪纷杂，任务繁重，虽然二十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此课题，且有意识地要完善研究体系，但是由于个人时间和学力有限，加上对诗歌诗体研究的理论思考尚未成熟，所以目前仍是以重要史实考证、诗体含义辨析、重要诗人的诗体分类观念等具体实证的工作为主，所取得的成果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笔者的宏观理论思考，只是部分地反映出这一学科的系统性。

在上编“六朝诗律史诸问题考辨”部分，本书将诗律考察、诗体考辨与史实考证相结合，抓住永明声律说形成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和重要理论问题，纠正了学界相沿已久或最近出现的一些错误认识：

1.有学者认为，沈约所赏“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的魏晋五言诗作，比较符合近体诗律，但是笔者在对进行声律分析后发现，这些作品均与近体诗律不合，沈约在魏晋五言诗中单单称赏这四篇作品，且未用诗题称之，而是用其中一联代指，恐怕不只是因为此四诗具有“直举胸情，非傍诗史”的艺术特点，可能还因为这四联尤其符合永明诗律。

2.永明声病理论源于晋宋乐府，吴声西曲对永明诗律形成具有较大之影响，是近来永明体形成研究领域的一种新说。笔者认为，这一新说不仅得不到乐律与诗律对应关系的理论证明，而且也得不到诗律分析数据的支撑。现存晋宋吴声西曲多为五言四句诗，它与永明诗律的相合程度，不仅低于晋宋文人五言诗，更低于其中的五言四句诗。而且今存晋宋吴声西曲中永明律句、永明律联所占比例，并未超出其在五言诗中的出现概率，说明这些歌辞的作者尚无明确的永明诗律意识。所以，永明体诗律系受晋宋吴声西曲声律之启发而形成的说法，既不符合诗史，也与逻辑相悖。

3.“王斌首创四声说”是近年出现的新说，有学者认为南朝有两王斌，一为宋齐时人，一为齐梁时人，皆著有《四声论》，宋齐时王斌约于刘宋末年提出四声理论，为中国音韵“四声之目”的发明者或创始人。另有学者则对此提出商榷，认为此二王斌实为一人，且皆为齐梁时人，不可能早于周颙、沈约提出四声之目。笔者在将新发现史料与学界所常讨论材料仔细比勘后，考出齐梁至少有三王斌：王份、王斌、王彬，然此三人生年皆晚于周颙、沈约，均不可能是四声之目的首创者。

4.近体诗律形成的一个前提基础，是五言诗单句的律化。但学界此前在研究五言近体诗声律体系成立问题时，主要考察的是五言诗句、联间“粘对”规则的建立，对单句律化问题关注不够。即便有所涉及，亦多从齐梁时期甚至到汉魏时期的五言诗中找寻出符合后世近体诗律的律句，然后看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鉴于最近仍有学者在“执近体观念以绳永明体”，本书遂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现存南北朝隋唐五言诗进行全面声律分析和数据统计，又结合此一历史时期相关诗律理论资料，对五言诗律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同句律的产生及其原因作了深入考察，还指出五言诗单句韵律结构与语法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在五言诗单句发展过程中，音步类型的变化与各种句式本身的表现艺术特点也有较大的关系。

5.周颙是南朝宋齐时著名文人、佛学家和音韵学家。精研佛理，谙通音辨，宋末发现汉字平、上、去、入四种声调，著有《四声切韵》，后被沈约用于诗文创作，调谐声律，对“永明体”、近体诗的形成均具有深远影响。周颙作品大多散佚，长期以来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至其生平，唯曹道衡、沈玉成和刘跃进等学者有过一些考述，系统梳理则付阙如。笔者在全面检讨现存正史和佛典相关资料基础上，略考其行年，抛砖引玉，以供学界作进一步的研究。

在中编“唐代‘齐梁体’诗考论”部分，本书也力求从研究方法到具体问题的探讨上，都有自己的思考：

1.“齐梁体”诗是盛唐诗人在近体律诗定型后刻意仿效齐梁诗风或诗律而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岑参《夜过磐豆隔河望永乐寄闺中效齐梁体》诗不仅在表现题材和诗情、诗境等方面效齐梁赠妇寄闺之作，而且在写法上也通篇皆对、假物比象，充分体现了“齐梁体”绮秀映带的艺术特点。王昌龄《诗格》“齐梁调声”条反映了盛唐人对“齐梁体”诗调声之术的初步认识和理论总结，后人谓唐代即有“齐梁调诗”是对此书原文的误读。杜甫戏作的“吴体诗”《愁》与唐人所作、所论“齐梁体”在诗歌体式和格律方面均有显著之差异，“吴体”与“齐梁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诗体。盛唐人之所以不太热衷创作“齐梁体”诗，存在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而时人普遍对齐梁绮靡诗风和严苛诗律持批判态度是其中主要原因。

2.中唐后期，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创作了一些“齐梁格”诗，旧题白居易著《金针诗格》中也有关于“齐梁格”的诗格材料。不过此时诗坛所标举的“齐梁格”，已与盛唐岑参、王昌龄等人之作、之论，具有完全不同的诗体特征，它们并非主要从内容风貌仿效齐梁诗，而是更加注重格律上的一种新规定，即刻意仿效永明体初起时尚多病犯的体格状态，并将之诗格化。而他们对这种诗体的热衷又与他们闲适的创作心境相关，是他们在济世热情消减、安于享乐时的一种诗体探索和创作游戏。唐文宗开成年间将此体格运用到科场改革中，亦使唐代省试诗浮艳之气稍减，诗风暂时复归雅正。

3.唐开成年间进士科试诗依“齐梁体格”是唐代应试诗史上比较引人关注的诗体改革，文宗此举有改变中唐以来科试诗中多“以声病为是非”这一积弊之用心，是其一系列文化建设、文学复古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文宗于此时选取“齐梁体格”进行科场诗体革新，不仅是其崇雅好古文化观、诗学观的履践，也与牛李二党文化观、文学观之矛盾对立有关。这场试诗变体，是在开成初李党魁首郑覃被重用、牛党处于下风的特殊政治条件下才得以进行的，因而也是李党鄙薄声律浮艳之气、崇尚质实古雅之风诗学观的现实反映。虽然这次诗体改革饶有声势，但是其中夹杂着鲜明的党争色彩，所以未能持续下去，对当时整个诗坛的影响也较有限。

4.晚唐五代是“齐梁体”诗歌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对于晚唐五代“齐梁体”诗歌的诗体特征及流行原因，学界目前尚无较深入而中肯之探讨。笔者在全面仔细考察晚唐五代“齐梁体”创作活动及相关诗作后发现，现存晚唐五代诗题中标明“齐梁体”“齐梁格”“拟齐梁”及“齐梁”者，并非像有些学者所说是沿袭齐梁绮艳、靡丽诗风，而是主要模仿“齐梁”诗声律格式和篇章作法上的特点。

在下编“唐人诗体观念研究”部分，本书以域外汉籍日藏旧抄本《白氏文集》为中心，考察了白居易、元稹等人的诗体分类观念，辨析了元白和其他中唐人所用一些诗体概念之间的关系，也较学界现有成果要更为深入：

1.以金泽文库本为代表的日藏《白氏文集》旧抄本，比南宋绍兴本和那波道圆本更接近白氏手定本之原貌。本书在对这些抄本细致考察后认为，白居易在编撰前集非律诗部分时，采取的应该是先将作品进行诗体分类，然后再根据题材别卷的编撰体例；白居易对新乐府与古调诗在诗体上的区别有着明确的体认，但对古调诗、古体诗和格诗等概念的含混使用，易令后人产生歧见。实际上，白居易对文体的认知和使用，有一个逐步明晰的过程。《白氏文集》前、后集中作品分类方式的改变，既与白居易本人前后期创作中心的转移有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晚唐时期作家辨体意识普遍增强的趋势。

2.《白氏文集》卷十一卷首体式标注之“古体”，与同属感伤诗的卷九、卷十之“古调诗”到底意味不同诗体，还是同体异名？这是学界此前未及深究的问题。本书通过对白集编撰体例、诸卷所收作品诗体及二称在当时的诗学内涵的分析，发现卷十一之“古体”与前面诸卷卷首所标之“古调诗”是同体异名，都是指五言古诗。本书还认为，白集卷十一卷首之所以标为“古体”，而非此前诸卷所标之“古调诗”，很可能与《白氏长庆集》的实际编撰者元稹的诗体分类观念和诗集编撰方式之新变有关。从元和中期开始，元稹减少了讽谕寄兴作品的创作，与之相应，他在元和末年及长庆初编撰诗集时也不再使用“古讽”“乐讽”和“律讽”等诗体名称。至长庆四年编百卷《元氏长庆集》时，元稹则将以前创作的讽谕寄兴之作归入“古诗”和“乐府”，将非讽谕题材的五言古诗归入“古体诗”和“伤悼诗”。也许是基于同样的考虑，元稹在同年稍后编《白氏长庆集》时，就将白居易新近创作的感伤诗，且为五言古诗最后一卷的卷十一，标为“古体”，而未沿用白居易原先自编诗集时所用的“古调诗”。这不仅反映了元稹本人创作趣味和诗体分类方式的转移，与元和中期至长庆末年白居易五言古诗创作题材的嬗变也是相合的。

3.由《白氏文集》日藏旧抄本的卷首抄写格式和编撰体例可以看出，“新乐府”最初是一个诗体概念。卷三、卷四“新乐府”下所收五十首诗，与收在卷二“古调诗”中的《秦中吟》，虽均属“讽谕诗”，然一为杂言新乐府，一为五言古调诗，体式迥然有异。而且二者之篇制、结构、写法和创作宗旨，亦不相同。宋人郭茂倩在《乐府诗集》中虽将“新乐府辞”的范围拓宽了，然亦未将《秦中吟》等古调诗视为新乐府辞。宋人蔡居厚因杜甫《无家别》与《兵车行》《悲青坂》皆具感慨时事、“因事立题”的共同特点，遂将白居易《与元九书》与元稹《古题乐府序》中两不相干的论杜文字混为一谈，认为《无家别》与《兵车行》《悲青坂》一样，都是乐府诗。清人宋荦、李重华、杨伦等人则推而广之，无视元白本人对五言古体与乐府诗、新题乐府的体式区别，不仅将杜甫“三吏”“三别”等感慨时事的五言古体误判成新题乐府，而且把白居易受杜甫此类作品影响的，体式和作意均与之相近的五言讽谕诗，包括《秦中吟》十首，甚至连《贺雨》《哭孔戡》《宿紫阁村》等单篇作品，也当作新题乐府或新乐府，错上加错。进入二十世纪，胡适编《白话文学史》和六十年代初的几部《中国文学史》，出于现实政治需要，有意将李绅、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活动扩大化、运动化，遂把当时创作古题乐府的一些作家也拉进了中唐新乐府创作者的阵营，将与新乐府体式迥异的一些古题乐府诗也算作新乐府诗。究其根源，他们都是犯了将诗体概念的“新乐府”与题材概念的“讽谕诗”两相混同的错误。实际上，中唐李元白等人创作的“新乐府”诗不仅数量有限，当时影响亦不甚大，未曾出现过“新乐府运动”。

本书附编，主要介绍了作者花费十多年时间研制的一个中国古典诗歌声律研究计算机辅助工具——“中国古典诗歌声律分析系统”的研制过程和学术价值。

如前所述，学界现有关于古典诗歌声律的研究（包括笔者的有关成果）都存在着不够全面、系统和科学的问题。这些诗律研究中的数据大多是以手工标韵和人工分析统计为基础的，而且各家所取的作品范围和所用的诗韵标准也不统一，得出的结论也有不少出入。如果我们想要从根本上减少诗律分析和统计中出现的偏差率和随机性，深入、细致地解决中国中近古诗歌律化过程中的诸问题，首要的工作就是必须先建立一个科学、全面的“中国古代诗歌声律数据库”，研制一种可以用计算机软件准确标注古典诗歌声韵、自动分析每首古典诗歌句、联、篇的合律性的工具性软件——“中国古代诗歌声律分析系统”。只有应用这样一套电子数据库和程序软件，我们才能快捷地对现存所有古代诗歌作品进行任意时代、任意地域、任意作家、任意诗体的声律格式和合律程度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统计，才会使许多对古代诗韵不太精通的学者，尤其是没有受过专门的声律启蒙的当代青年学者，能够较为轻松地对古代诗歌的格律、体式作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使中国古代各体诗歌律化过程的研究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中国古典诗文声律分析系统”，是笔者前几年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古代诗歌声律数据库的建立及中近古时期诗歌律化过程研究”（批准号：04BZW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于2011年结项时曾获得“优秀”等级的好评。这一软件系统的学术和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首次实现对中国古典诗歌及其他体式的韵文进行大批量的四声自动标注和八病标识、数据统计功能，有助于研究永明体诗歌声病情况，考察永明诗律向近体诗律演变的环节和过程。

2.有助于探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各个地域甚至某个作家的诗文用韵特点，编制韵谱，研究韵部分合。

3.可对五七言近体诗的句、联、篇的声律格式进行标注、分析和统计，与国内具有类似功能的其他软件相比，运行速度更快，标注更准确、直观，导出数据更方便。

4.突破技术瓶颈，解决了四声和平仄标注中多音字的难题。本系统采用人工提前干预的方式，将四声和平仄标注过程中多音字处理的主动权直接交给使用者。系统使用者音韵水平的高低决定四声和平仄标注的正确性，当然也决定了声律分析数据的准确度。

5.突破技术瓶颈，在诗歌声律分析系统中增加了诗歌文本校勘这一独特功能，解决了因文本讹错而导致诗律分析和统计不准确的问题。

总之，尽管本书的研究成果不够全面系统，可能还存在着一些错误，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笔者对五言诗律化过程和唐诗体格式问题的自觉理论思考，更是笔者力求质实、深入探究诗史演变具体环节的学术尝试。所以，不揣谫陋，希望得到海内外博雅君子的不吝赐教和批评。

[1] 日僧遍照金刚在中唐时来华搜罗了大量此类著作，携回国后编成《文镜秘府论》和《文笔眼心抄》。宋代陈应行将唐五代此类著作收入《吟窗杂录》。新近则有张伯伟的汇编《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凤凰出版社2002年版）。

[2] 宋元论及诗歌体格律的诗话类著作主要有严羽的《沧浪诗话》、旧题杨载的《诗法家数》、旧题范德机的《木天禁语》《诗学禁脔》、陈绎曾的《诗谱》等（专收元代此类著作的则有张健著《元代诗法校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诗歌分体选评类著作则主要有方回的《瀛奎律髓》、周弼的《唐诗三体家法》（俗称《三体唐诗》《唐贤三体诗》）等。

[3] 明代述及此问题较多的分体选评类著作主要有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杨士弘的《唐音》，高棅的《唐诗品汇》，锺惺、谭元春的《唐诗归》等，体格研究类著作主要有许学夷的《诗源辩体》、胡应麟的《诗薮》、胡震亨的《唐音癸签》等。

[4] 清代涉及诗歌体格律的著作更多，如王夫之的《姜斋诗话》、冯班的《钝吟杂录》、王士禛的《律诗定体》《古诗平仄论》、赵执信的《声调谱》、李锳的《诗法易简录》、翁方纲的《五言诗平仄举隅》《七言诗平仄举隅》、纪昀的《沈氏四声考》、翟翚的《声调谱拾遗》、沈德潜的《说诗晬语》、施补华的《岘佣说诗》、刘熙载的《诗概》、许印芳的《诗谱详说》等，诗歌分体评选著作则主要有冯班的《古诗选》、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王夫之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等。

[5] 原载《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1934年），后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6] 此据《金明馆丛稿初编》，第36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7] 相关论文主要有《文笔式甄微》（《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第3卷第3期，1935年）、《王昌龄诗格考证》（《文史杂志》第2卷第2期，1942年），其研究成果后来体现在其《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隋唐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等著作中。

[8] 前两篇文章均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刊1935年《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一刊1937年5月《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1—169期，后三篇文章写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诸文后均收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9] 此书写作于1945年8月至1947年春，后于1958年由新知识出版社初版。

[10] 《汉语诗律学》（增订本），第427—42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1] 参《永明声律说与律诗的关系》，《诗文声律论稿》，第107—128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12]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13]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以下引文均参此本）。

[14] 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5] 其成果大多发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语文月刊》（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主办）杂志上，后被吸收进其论著《唐诗格律通论》（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中。

[16] 参其《论五言律诗对偶形式的形成》，《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论“齐梁体”及其与五言声律形式的关系》，《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他对五言诗体形成过程的研究成果，最后集中体现在其专著《中古五言诗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

[17] 参其博士学位论文《永明文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后又出版《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18]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语言文学专辑》。

[19] 《韩山师专学报》1986年第2期、1987年第1期。

[20]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初版，2005年增订再版。

[21] 〔日〕遍照金刚著，周维德校点：《文镜秘府论》，第3页。

[22] 中华书局2006年版。

[23] 本书后文亦有所述及，可参看。

[24]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25] 相关成果主要有《文镜秘府论研究发凡》（《中日文化论集》，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隋刘善经〈四声指归〉定本笺》（《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4期，香港1962年）等。

[26] 《初唐诗学著述考》，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27] 著有《文镜秘府论探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

[28] 撰有《〈文镜秘府论〉六朝声律说佚书佚文考》，《国文学报》第20期，台湾师范大学文学系，1991年。

[29] 相关成果主要有《〈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印度波尔尼仙之围陀三声论略——四声外来说平议》《唐以前十四音遗说考》等，后皆收入《梵学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30] 《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考察》，《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31] 参《李白诗的艺术成就》，第178—226页，台北大安出版社1992年版。

[32] 撰有《文鏡秘府論の引用书について》，《密教研究》24号，1927年。

[33] 撰有《文鏡秘府論の典據について》，《大正大学学报》28辑，1938年。

[34] 撰有《文鏡秘府論を校勘して》，《支那学》3卷4号，1923年。

[35] 撰有《文鏡秘府論卷第一“四聲論”について》，《书誌学》17卷2号、3号，1941年。

[36] 该书共有三部：《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上），京都，大八洲株式会社1948年版；《文鏡秘府論考·研究篇》（下），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1年版；《文鏡秘府論考·考文篇》，东京，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1953年版。

[37] 参《文鏡秘府論札記続記》（1、2、3），《群馬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編）4号（1955）、5号（1956）、6号（1957）；《文鏡秘府論校勘記》（1、2、3），《群馬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編）13号（1955）、14号（1956）、15号（1957）；《唐元兢著作考》，《東洋文化復刊》第11号，1965年；《王昌齡詩格考》，《二松学舍大学論集》（創立百年紀念），1977年。

[38] 参《沈約の詩論とその詩》《永明文学の流派とその人々》，《世說新語と六朝文学》，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3年版。

[39] 主要有《六朝文学評論史上における声律論の形成》《〈文鏡秘府論〉にみる四聲律と平仄律》《中国の五言詩·七言詩と八音リズム》《五言律詩の平仄式はなぜあのように決まっているのか？》等论文，后均收入《初唐の文学思想と韻律論》，东京，知泉书馆2003年版。

[40] 相关论文主要有《沈约声律考——探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学林》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沈约“八病”真伪考》（《学林》第7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沈约韵纽四病考——考察大韵、小韵、傍纽、正纽》（《学林》第8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后均收入清水凯夫著，韩基国译《六朝文学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41] 相关论文主要有《〈宋書〉謝霊運伝論をめぐって》（《東方学》59号，1980年；《〈宋书·谢灵运传论〉综说》，《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从四声八病说到四声二元化》（《中华文史论丛》第4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等。

[42] 相关论文主要有《梵赞与四声论》（《第二届国际暨第十届全国声韵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编，台北，1992年）、《謝靈運〈十四音訓敘〉の系譜》（收《中国语史の數據と方法》，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94年）、《读陈寅恪〈四声三问〉》（《学人》第10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等。

[43] 其论文《六朝における律詩の形成》，最早刊于《日本中国学會報》第四集（1953年），后收入《六朝唐詩論考》（东京，创文社1999年版）。中文译稿《六朝律诗之形成》（郑清茂译）载《大陆杂志》第13卷9、10期（台北，1956年）。

[44] “The 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Contacts between Cultures”，<i>Eastern Asia：Literature and Humanities</i>,Volume 3,1992。此文后收入《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文后附中文摘要，题为《梵文诗律和诗病说对齐梁声律形成的影响》，第498—509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45] 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二卷，第121—1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46] 《詩體の研究と唐朝の詩壇》，东京，秋丰园出版部，1935年版。

[47] 参“绪论”第二部分“五言诗声律理论和律化进程的研究现状”。

[48] 《语文学习》1957年第9期。

[49] 《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

[50] 《唐代文学研究》第5辑，1994年版。

[51] 中华书局1994年版。

[52] 《永明体到近体》，广东高教出版社，1994年版。

[53] 《中古五言诗研究》（以下均参此本）。

[54] 主要体现在前文所述及的《文镜秘府论研究》中。

[55] 《从永明体到沈宋体》，《唐研究》第二卷。

[5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7] 《哈佛大学亚洲研究学报》第38期，1978年。

[58] 收《美国学者论唐代文学》，〔美〕倪豪士编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59]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0]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61] 语文出版社2008年版。

[62]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63] 《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64] 《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65] 《东方杂志》第23卷第5期。

[66] 厦门大学出版组1941年油印出版，1947年铅印出版；此据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增订版。

[67] 《上海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

[68] 《文学遗产》1997年第6期。

[69]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70] 《广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

[71] 《王维研究》第1辑1992年版。

[72] 《唐代文学研究》第3辑1992年版。

[73] 《文史哲》2011年第3期。

[74] 《国学丛刊》第2卷第3期1924年版。

[75] 《东方杂志》第22卷第11期1925年版。

[76] 《中国文学会集》第1辑1933年版。

[77] 《艺风月刊》第3卷第10期1935年版。

[78] 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

[79] 《中国韵文学刊》创刊号1987年版。

[80] 《西南民院学报》1991年第6期。

[81] 《诗国高潮与盛唐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2] 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

[83]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4] 《湖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2期。

[85] 《语文月刊》1987年第3期。

[86] 同上刊，1987年第5期。

[87] 同上刊，1987年第7、8期。

[88] 同上刊，1988年第10期。

[89] 《湖州师专学报》1990年第1期。

[90] 同上刊，1990年第4期。

[91] 《中州学刊》1984年第3期。

[92] 《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4辑。

[93] 《文艺理论研究》1988年第2期。

[94] 《华中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95] 《文学遗产》1990年第3期。

[96] 目前探讨古印度梵语诗学和佛教悉昙学与永明声病说之关系的学者，主要有陈寅恪、饶宗颐、李新魁、平田昌司、梅维恒、梅祖麟、卢盛江、周广荣等。

[97] 从中国古代汉语音韵发展史角度，探讨永明声律说起源问题的学者，则主要有郭绍虞、俞敏、古川末喜等。探讨中国中古音乐与永明诗律之关系的学者，则主要有刘跃进、佐藤大志、吴相洲、长谷部刚等。

[98] 结合现存作品的声律分析统计，对永明诗律形成过程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高木正一、刘跃进、何伟棠等。

[99] 从理论观念上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成果，目前已有詹锳的《四声五音及其在汉魏六朝中的应用》（《中华文史论丛》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管雄的《声律说的发生和发展及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等，惜皆未能结合作品音律分析来谈。

[100] 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对五言诗律化进程的研究，注意到体式的系统性，涉及五言诗的对偶、用韵和篇制，难能可贵。

[101] 相关成果主要有郭绍虞的《从永明体到律体》（《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61—169期，天津，1937年）、徐青《古典诗律史》、吴小平《中古五言诗研究》、邝健行《初唐五言律体律调完成过程之考察》、何伟棠《永明体到近体》、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唐研究》第二卷）、施逢雨《单句律化：永明声律运动走向律化的一个关键过程》（《清华学报》新第二十九卷第三期，台湾新竹清华大学，2000年版）、杨文惠《五言律诗声律的形成》（清华大学博士论文，台湾新竹2005年7月）等。

[102] 相对说来，学界对杜甫七律艺术成就和“拗律”“变格”的探讨较多，实际上也是受方回《瀛奎律髓》等古代诗选评著作影响较大所致。

[103] 注意及此的研究成果只有前文已述程千帆等撰《七言律诗中的政治内涵——从杜甫到李商隐、韩偓》、赵昌平的《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葛晓音的《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及钱志熙《论绝句体的发生历史和盛唐绝句艺术》（《中国诗歌研究》第五辑，中华书局2008年版）。

[104] 能够自觉进行这种上升到诗歌体式发展规律探寻的，只有林庚（《唐诗的格律》，《语文学习》1957年第9期）、松浦友久（《节奏的美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赵昌平（《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葛晓音（《关于唐前诗歌体式和文本研究的思考》，《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钱志熙（《唐诗体裁系统的优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等为数不多的学者。

[105] 此方面的重要成果只有葛晓音的《初盛唐七言歌行的发展——兼论歌行的形成及其与七古的分野》、《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古、律体调的界分——兼论明清诗论中的‘唐无五古’说》、钱志熙《论初盛唐古体诗体制的发展》（《南开学报》2011年第5期）等寥寥数篇。

[106] 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开始做这一类的辨析工作，如邝健行（《吴体与齐梁体》）、赵昌平（《李白与选体及玉台体》，《唐代文学研究》第十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才智（《元白体名义辨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2期）、余恕诚（《宫体·宫词·词体》，《北京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等。

[107] 此方面的成果可参考王力撰《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初刊于《清华学报》11卷第3期，1936年；后收入氏著《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周祖谟编《唐五代韵书集存》（中华书局1983年版），罗常培、周祖谟著《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周祖谟著《魏晋南北朝韵部之演变》（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刘纶鑫主编《魏晋南北朝诗文韵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建坤著《齐梁陈隋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

[108] 孙玉文的《汉语变调构词考辨》（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是一部全面辨析古汉语声调、字义对应关系的著作，对标注分析唐代诗歌作品的声调和韵部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