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课题研究可完善和推进之处
由上文可以看出，到目前为止，五言诗律化进程和唐诗体式研究，都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经过近几年的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笔者发现其中仍然存在一些可以完善和推进之处。下面分而述之：
1.目前对永明声律说的主要理论点，如“四声八病”含义和诗律规则的阐释，大致已经达成共识，即主要以《文镜秘府论》中所载沈约之论而非唐人或唐以后人之说为理论原点。但是“四声”理论的提出和“八病”说的来源，仍是尚未探究清楚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既要关注梵语诗学、悉昙学等相关领域的文献[96]，恐怕也需结合中国古代汉语音韵学、韵律史甚至中古音乐史的研究[97]。只有中外打通，诗歌声律与汉语韵律相结合，才能将此问题的研究再往前推进一步。所以，在对现存全部汉魏晋宋五言诗歌作品进行声律分析、数据统计基础上[98]，结合不同时期诗歌音律观念，探讨齐永明以前诗歌音律观念和作品韵律发展演变的历史，分析汉魏以来汉语诗歌音律说与永明声律说之间的关系[99]，应是比较有意义的。
2.五言诗歌体式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诗律由永明律向近体律的演变和发展，也自然是多方面的、立体的，而且是各方面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共同演进的。但是目前学界对五言诗律化进程的研究，大多只抓住一面，很少有立体的、全面的研究[100]。根据我的理解，五言诗的律化，至少包括句律、联律、联间粘缀规则、篇式、韵式、篇幅，甚至包括章法布局、首尾联的散对格式等多方面的格律化、规范化。当然各方面格律化、定型化的时间有早有晚，速度有快有慢，但是我们在研究时不能只抓一点不及其余，只见一面，不考虑立体，而是应该统筹兼顾，全面考察五言诗各个层面的律化进程，才能更好地描画出五言诗的律化发展史。
3.目前学界对五言诗律化问题进行的研究[101]，仍是以描述、勾画历史轨迹为主，很少有对诗律之所以发生如此演变原因的探讨。我们在对齐梁至盛唐间五言诗律化进程已经大致“知其然”的情况下，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对其“所以然”的探讨上。在五言诗律化进程中，有很多的“为什么”在等待我们去探讨回答。比如，沈约提出的“八病说”原本应是宋齐梁时众多音律说中的一种，在齐梁时的热烈争论中，后来为什么就成为五言诗声律的主流观念？当时其他理论家的看法又有哪些主要观点及缺陷？大同年间五言诗的律化水平明显上升，这一现象背后的内外因又是什么？五言诗律由讲究“四声相异”到注重“平仄相对”这一“四声二元化”的演变，与隋和唐初人作诗方式的转变，甚至和中近古汉语音韵变化之间有无关系？初唐四杰和陈子昂青少年时代所写作品入律程度就已很高，他们的诗律知识到底从何而来？六朝隋唐的诗律教育情况又如何？“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病犯概念的定义，在隋和初唐大多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与五言诗的近体化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文章四友”作品的合律程度也相当高，甚至不低于“沈宋”，但是为何盛唐人要将五言近体诗称为“沈宋体”？要说“沈宋矜变律”？只有深入探讨、综合研究这些问题，将来撰写的五言诗律发展史才会更有学术深度，才能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更上一层楼。
4.我们应该注意唐诗体式的系统性。前文已述，一种诗体不但存在着句、联、联间、篇式、韵式和篇幅等形式上的规定性，而且还具有使用功能、情感基调等方面的艺术思维定式和诗体创作传统。要真正全面深入考察某种诗体在隋唐间的产生和发展，不考虑其多面性和系统性，肯定是不够的。二十世纪初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唐诗体式研究者多注重考察某种诗体在不同时期内、不同作家作品中题材内容的变化或特点，而不太注意某一体式格律形式在各个时期的变化[102]，及不同作家对格律和体式的独特认知和审美追求，从使用功能的规定性及其变化角度研究某一诗体的成果则更少[103]。
5.我们还要注意唐诗体式研究的系统性。现有成果大部分都是唐诗分体史研究，学界虽然对唐代主要诗体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都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描画，但是能够有意识将唐诗体式研究上升到系统考察，抽象出诗体发展艺术规律的成果比较少[104]。因为不仅某一种诗体就是一个自足的艺术系统，而且诗歌体式研究本身也应该有其系统性，所以要有意识地建构研究这个问题的学科体系。我们不能满足于一个诗体一个诗体地考察和梳理其内部的发展演变轨迹，还应该分析唐代各种诗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关注此消彼长或者相互促进的诗史现象[105]。更应该探讨唐人的诗体认识观念和分体习惯，深入研究诗体产生、发展或衰微的文学内外因，甚至还可以研究诗体与赋、小说、散文等其他文体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唐代体式研究这一课题本身，才能最大地体现出其学科意义。
6.我们对唐代各种诗体概念内涵的复杂性和唐人使用的多义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做好名词术语诗体内涵的基础考释工作，要对相近名词作细致审慎的辨析。比如体、格、律、调等名词的诗学含义到底为何？它们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还有唐代诗坛出现的那些以时代、地域、诗人、诗集命名的诗体，如“永明体”“南朝体”“齐梁体”“徐庾体”“庾信体”“小庾体”“选体”“玉台体”“上官体”“四杰体”“吴体”“元和体”“元白体”“白体”“长吉体”“丁卯体”等，其诗学内涵又为何？一些看似相近的诗体，是否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格律形式或诗体意义[106]？如果忽视了这些名词术语意义的考辨工作，唐代诗歌体格律问题研究就失却了坚实的基础。
7.以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从事五言诗格律化进程和唐诗体式研究的学者大多是手工标注作品声调，然后进行诗律分析和数据统计的。近二十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借助计算机程序，自动标注，虽然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但是，无论手工标注还是计算机标注，我们在做声律分析和数据统计时，都应该明确一些基本准则。首先是韵书依据或者说韵系选择问题就要注意，根据汉语音韵史研究界的主流认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的汉语属于中古音系统，其间语音各要素虽然也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我们要对这一时期的诗歌作品进行声律分析，就应该以一个韵书为主要依据。以前有些学者并不说明其所标声调系依何书，或者用的就是现代诗韵，就显然不够严谨。近来大多数学者开始依据比较能反映当时音韵系统的《广韵》，说明在此方面已经有所进步。不过，有些作家的部分作品的用韵，似乎还不能直接用《广韵》，因为已经被新发现的音韵材料和新的音韵学研究成果[107]揭示为特例或变式。其次，在标注声调时，还应该考虑到多音字，因为有些字词义不同的话，声调和所属韵部可能就会不同，当然也有不少变读的情况[108]。再次，对作品的文本也应尽量做到可靠，随时关注最新的文本校勘和作品辑佚成果，才能使声律分析数据更接近史实。现在大部分学者在对汉魏南北朝隋唐五代诗歌进行声律分析时，比较喜欢用逯钦立编著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清人编撰的《全唐诗》为底本。这两部诗歌总集的文本大抵可靠，但是也应该关注学界近年来对大中作家文集的整理进展，吸收其中的文本校勘成果。比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学界所用的《王绩集》最多只有三卷本，人们从此集中得出的印象是王绩喜写古体诗，但后来五卷本出来后，再进行诗律分析的话，王绩诗歌的合律性就会大大提高，王绩在五言诗律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就要重新认识。另外，以前不少学者在统计“八病”在作品中的病犯率时，只是简单地计算其在某篇作品或者某一范围作品中的出现次数，这样的数据统计实际上远不能反映问题。因为“八病”有些是句内病（如“蜂腰”）、有些是联内病（如“平头”“上尾”），还有些是联间之病（如“鹤膝”），对各种病犯的计算方式和分析范围，应该各不相同，而且在分析数据时，应该考虑到这些声病的出现比率和与平均概率之间的差距幅度。只有考虑到以上这些基本问题和技术要素，诗律分析数据才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才能为理论分析、诗史考述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