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言诗律化问题的研究现状
永明体的诗律体系及其向近体诗律演变的过程，因为相关史料记述含混和时代相隔久远，曾令学界困惑不已。但是经过现当代学者近百年的研究，许多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突破。
一、中国大陆学界的研究成果
陈寅恪是较早用现代学术方法对永明声律论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四声三问》[5]一文中，对四声八病的发现者、发现时间和缘于何因及四声与五音之关系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四声产生于齐永明年间，且与当时齐竟陵王萧子良大集善声沙门于鸡笼山西邸造经呗新声一事有关。除入声外，汉语之所以分别出平、上、去三声，“实依据及模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又出于印度古时声明论之三声”[6]。陈氏此论一出，反响甚大，引起学界热烈持久的讨论。
稍后，罗根泽在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理论史时，对记载六朝声律说和唐人诗歌体格律理论的唐五代诗格类著作，进行了初步的文献考订[7]，首次梳理了五言诗的音律说、对属论在齐梁至盛唐间的发展脉络。
此后，尝试用现代诗歌音节观念和文学语言学理论对永明体声律问题进行研究的中国学者渐渐增多。郭绍虞的《永明声病说》《从永明体到律体》《再论永明声病说》《声律说考辨》《蜂腰鹤膝解》[8]诸文，借鉴现代诗歌音律理论中“韵”“和”“谐”诸概念，以齐梁以来历代诗评家的相关论述为主，结合当时的一部分诗例，总结出永明体的八大联式、三大句式，对中国古典诗律从永明体向近体诗的演变规律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和阐述。王力的《汉语诗律学》[9]则用现代西方语法理论、诗歌韵律概念（英语的versification和俄语的стихосложение），来研究中国古代诗歌格律，创立了现代学科意义上“汉语诗律学”。但是王力主要关注的是唐以后各种诗体的格律问题，对永明体并未作专门的讨论，只是在论述古体诗（即唐人所谓“古风”）的格律时，沿袭清人赵执信、李锳的相关说法，认为齐梁体也有严格的诗律，且与唐人所说的“格诗”相同[10]。启功的《诗文声律论稿》作于“文革”后期，他在探讨永明声律说与律诗的关系时，亦参考沈约本人的说法及后人相关论述，尤其是引用了《文镜秘府论》中所存齐梁至隋唐时期诗歌声律论资料，对永明体声病规则进行分析，但是他对旧说取舍和研判的标准是唐以后近体诗的格律[1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遍照金刚汇编六朝和初盛唐人诗格诗法类著作而成的《文镜秘府论》，并未受到中国大陆学者足够的重视，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国内一直缺少此书的完整校注本。周维德校点的《文镜秘府论》[12]是大陆第一个完整的整理本，郭绍虞作序初步阐述了该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诗歌声律理论和体格形态的重要性。而王利器的《文镜秘府论校注》[13]则是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出版的最为详尽的校注本，他除了在序中细致介绍了《文镜秘府论》在日本的流传情况和对隋唐诗歌理论研究的学术价值，还在书中对所引原典的出处、异文作了审慎的考辨，对相关词语、典故、作品、作者作了精到的注释。此书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大陆学者研究五言诗声律理论和隋唐诗歌体式最重要的参考书。
较早对永明体诗律理论和五言诗律发展史进行专门研究的学者是徐青，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就开始研究中国古典诗律发展过程，并于1980年出版了《古典诗律史》[14]。作者首次把齐梁体的格律结构分为粘式律和对式律，并分析了齐梁体律诗的用韵和对仗等问题，使人们对齐梁体与后来近体诗的格律之异有了更为明晰、直观的认识。八十年代中后期，除了徐青继续在对齐梁体向近体诗演变过程作更为深细的分时段性研究[15]，一些年轻学者也将硕博士论文选题定在了中古诗歌律化过程研究这一领域。如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吴小平就对五言诗体的形成和律化过程进行研究，他在研究永明体声律格律化形态时，除了分析自沈约以来人们对永明时期五言诗体声律的观念认识，还就丁福保所辑《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的全齐、梁、陈三朝诗进行统计，用表格和数据对五言八句诗的篇制的形成作了量化分析，对中古五言诗发展过程中对偶的格律化及律诗体式美学动因，做了一定深度的理论探讨[16]。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刘跃进也对永明诗歌体式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研究。他在清人王闿运《八代诗选》“新体诗”概念的启发下，也用量化分析的方法，对《文选》《玉台新咏》《八代诗选》所收沈约、谢朓、王融等诗人的作品，特别是对其中五言四句、五言八句、五言十句式做了比较详尽的考察，在永明体的句律、用韵、俳偶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7]。
不过，当时对永明体诗律和五言诗律化问题用力最大的要数何伟棠。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何伟棠也对永明体的声律模式及其向近体演变、过渡的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发表了《试论永明体的音节问题》[18]《永明体向近体衍变过程中的四声二元化问题》[19]等文，又于九十年代出版了《永明体到近体》一书[20]。这部著作紧紧围绕永明体的声律模式及其向近体演变过程这一中国古典诗律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首先，作者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归纳出永明体各种类型的声律格式及其出现率。其次，该书还提出不少新说。如前所述，自清代以来，不少学者在研究永明体声律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近体的观念以绳永明体，认为永明体的声律同于二四异平仄的近体。该书通过对永明体代表作家沈约等人作品的声律分析，发现永明体诗歌在声律上趋向于多用甚至全用二五字异声的句和联。这个说法是很新颖的，学界以前从未有人提出。而且此论重要意义在于，“二五异声”，是以诗歌节律的“上二下三”为基础的，再加上“平上去入四声分用”，不仅能合理解释永明声病说的声律内涵，而且由此演绎而成的声律范型格式，也可以在沈约、王融、谢朓等人的现存作品中得到印证。另外，学界以前有不少人认为，沈约的永明声律理论实际上已经呈现出“四声二元化”的倾向，即永明体已经把四声分为平仄了。对于这种观点，郭绍虞在《文镜秘府论·前言》中曾经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沈约只是约略知道“宫羽相变，低昂互节”的情况，模糊地提出“前有浮声，后须切响”的要求，并不曾把四声归为平仄二类。归为平仄二类当始于周、齐、陈、隋之间，而定于唐初[21]。何伟棠在肯定郭绍虞观点的前提下，做了进一步的开拓和研究。他通过对梁大同间诗人刘滔新声律论、隋代刘善经《四声指归》、初唐元兢“调声三术”的分析，把永明体四声分用向近体四声二元化的理论探索过程描绘得更为具体、细致了。而且，该书对刘滔新声律论和元兢“换头”术在古典诗律发展史上意义的阐述，也是十分辩证和中肯的。如作者指出，在刘滔新声律论的导引之下，近体平仄律所要求的声律格式系统在诗句层上首先确立，进到唐初自高宗咸亨、上元至中宗神龙的三十年间，又有元兢“换头”说的倡行，实质是粘对规则的确立，使近体平仄律的另一层次上的问题，即结句成联和接联成篇的问题也成功地得到解决。这些论断都是新警而有价值的。不过，该书也存在着一些方法和文献上的不足。作者如果能够再多利用一些时人或后人对当时作家作品的审美评价尤其是文学批评史的一些材料来与统计图表、量化分析相印证的话，其论点就更有说服力了。因为现存的诗歌作品毕竟数量有限，不可能全面反映当时的诗歌创作原貌，但是如果在对现存作品进行穷尽性分析的基础上，再充分结合时人或稍后诗评家对当时诗坛创作风尚描述和评价的历史文献，那么就能最大限度地弥补因作品存留有限而造成的研究缺憾。另外，该书虽然描述了永明体向近体的演变过程，但是对隋及初唐时期诗律的发展和演变，对隋及初唐诗人在诗律方面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论述得较为简略。特别是对初唐重要作家上官仪、“文章四友”、沈宋等人在近体律诗形成过程中贡献的分析，则更为薄弱。
前文已述，《文镜秘府论》因多收隋及初盛唐人所撰诗格、诗法类著作，而成为当代学界研究六朝声律说和唐诗格律的重要对象和途径。近十多年来，卢盛江对《文镜秘府论》展开了深细的研究，其《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22]在小西甚一等日本学者相关研究成果[23]的基础上，又对《文镜秘府论》的传本进行全面的调查、校勘和考释工作，成为一部文本更为可靠，汇集更为完备，考释更为精审，集大成的《文镜秘府论》整理著作。在此基础上，卢盛江接着又对《文镜秘府论》中诗学理论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其新近出版的《文镜秘府论研究》[24]一书所论“声韵调声说”“四声论”“病累说”及其渊源，“创作论”“对属论”和“体势论”等部分，实际上都是以六朝至唐诗律学为核心而展开的。作者对此前诸家学术观点的辨析，以及他自己的理论思考和诗律分析，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将六朝声律说和唐代诗律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中国港台和日、美学者的研究成果
除了大陆学者对此问题一直有所关注外，中国港台学者对永明声律说和五言诗律化问题也颇有研究。潘重规主要对《文镜秘府论》所引四声说资料进行了校笺[25]，王梦鸥则用宋以后文献与《文镜秘府论》中所引初盛唐人诗格著作进行比勘，对上官仪、元兢、崔融和王昌龄的诗歌体格律理论作了考证辨析[26]，王晋光[27]和刘渼[28]也对《文镜秘府论》所引六朝声律资料作了探源和考证。饶宗颐[29]则结合梵语学、悉昙学对陈寅恪所提出的四声与佛经转读相关论进行质疑和辩证，认为《文心雕龙·声律》篇中的声律理论与鸠摩罗什《通韵》有关，《文镜秘府论》天卷《调四声谱》中纽字组与悉昙音理相关。港台对五言诗律化过程进行考察的学者则主要有邝健行和施逢雨。邝健行通过对初唐五律逐首逐句的格律分析和统计，运用大量数据和一些表格初步勾画了初唐五言律体的形成过程。邝文的这一研究方法是十分可取的，然因其考察范围限于初唐五言四韵之五律，将与五律同属于五言律体的五绝、三韵之小律、五韵以上之长律摒除不论，故未能对永明体到律体之演变轨迹做出全面准确的考察[30]。施逢雨则是在研究李白对六朝诗风之态度时，涉及齐梁诗歌对偶倾向和声律运动的，所论亦颇独到[31]。
同时，日本和美国也有一批学者对永明声律理论和五言诗律化问题进行了深细新颖的研究。
日本学者大多是在研究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和《文笔眼心抄》时，涉及永明声病说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加地哲定[32]、西泽道宽[33]、铃木虎雄[34]和吉田幸一[35]等学者主要做的是对《文镜秘府论》所引声律材料的原典出处和本来面貌的考辨工作。这方面的集大成著作则是小西甚一的《文镜秘府论考》[36]，该书的“考文篇”以近二十种版本对《文镜秘府论》的正文作汇校汇考，校勘各本异文，考证原典出处，解释本文句意。“研究篇”则对沈约《四声谱》的反切论、刘善经《四声指归》的声调论、四声的成立、近体诗的声调、诗病论的原典、五言诗的对属论、体势说等五言诗声律和体格问题，都做了十分详细深入的考述，不愧为二十世纪中叶《文镜秘府论》和中国古典诗歌体格律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在小西甚一之后，日本学界在永明声病说文献考订和理论研究上又有所推进。如中沢希男对《文镜秘府论》所引诸多声律材料做了更细致的校勘[37]，大矢根文次郎[38]、古川末喜[39]、清水凯夫[40]、兴膳宏[41]、平田昌司[42]等学者则对诗律声病说进行了更为充分的讨论。大矢根文次郎、古川末喜都认为“八病”说可能是后人不断增补的产物，而清水凯夫则通过对《宋书·谢灵运传论》和《文镜秘府论》所载声病资料的考释，认为“八病”应该是沈约提出的，而且沈约本人的诗歌也是按照这种声律论创作的。兴膳宏则认为沈约、谢朓的声律论已经潜存着走向四声二元化的因素，唐元兢的调声术是从永明体注重四声相异到近体诗讲究平仄相对过程中的调和性理论。平田昌司则从音韵学角度对陈寅恪关于四声起源问题的观点进行了补充论述，他认为陈寅恪没有详细论证吠陀三声对汉语四声论的具体过程，而且直接将二者比附，虽然不够周密，但要完全否定汉语四声的发现与印度声明学之间的关系，也非的论。
而在五言诗律化过程的考察方面，日本学者高木正一的研究方法较为独到[43]。他利用《文镜秘府论》中所载“平头”“上尾”“鹤膝”的定义，及刘滔所云“第二字与第四字同声，亦不能善”的规定，把律诗的声律拆成若干小律，然后逐条考察这些小律的形成时代。他推测每条小律的形成时代，是把东晋南朝一些代表作家诗人的诗句，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然后考察每个诗人犯这条小律的百分比。如果某一时段犯率降到某个百分比以下，就可以断定这条小律在此时已经成立。他最后的结论是律诗的声律在梁简文帝时(550—551)实际上已经形成。
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Mair）、梅祖麟则对永明声病说的理论来源和中古诗律的发展作了新的探讨。他们首先结合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的诗律理论，发现从沈约到庾肩吾，汉语诗律发生了三个明显的变化：（1）四声二元化形成平仄；（2）以前的诗律只管句末字的押韵，而声病说却兼顾句中的平仄，尤其是二、四字；（3）齐梁体有固定的句数，律诗四联八句，后来称为绝句的诗两联四句，简要描述了中古诗歌诗律演变的轨迹。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利用印度古典诗学资料，对陈寅恪“四声”源于古印度说作了新的补证。他们认为：（1）婆罗多《舞论》（二世纪以前）已把诗病（dos·a）分成十种，这个概念是沈约“四声八病”中“病”的来源；（2）沈约“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轻重”来源于梵文诗律里的“轻重音”；（3）齐梁时代所译佛经原文中最常用的音律sloka（意译“颂”，音译“首卢迦”）由四个音步（pāda）组成，每个音步八个音节，一共三十二个音节，这是律诗绝句句数的来源[44]。虽然论证未必严谨，但也不无启发。
三、本书作者早年的研究成果
1994年春，笔者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也对齐梁至盛唐间五言诗的律化进程展开了研究。首先，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尝试兼采古典诗律学界和古代文学研究界研究诗体声律的长处，将声律理论的阐发和诗律发展史的描述、诗歌艺术美的感悟结合起来。如上所述，主要从事古代汉语研究的古典诗律学者（如王力、徐青、何伟棠、梅维恒、平田昌司等）和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诗歌史研究者（如郭绍虞、启功、吴小平等）都在研究五言律体的格律问题和律化进程。两者的治学方法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古典诗律学者注重对诗歌的声律情况进行量化分析、模式研究、科学描述，但未能就诗歌声律模式形成、演变的文学和审美因素进行深入探究。而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又受古代诗评家直观式、印象式品鉴的影响，往往用建立在直观感觉基础上的审美判断来阐释诗体声律，不免有笼统、模糊之感。所以，笔者一方面对齐永明至唐神龙中的五言新体诗声律情况，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统计和归纳，在量化分析的基础上，以大量准确的数据和明晰的表格，来说明各个历史时期新体诗的声律模式和声律发展情况，赋予传统的诗评以较科学、具体的阐释；另一方面又结合各个时期的文学创作风尚和社会文化因素，对五言新体诗声律发展的原因进行深入的探讨，希望能使五言律体形成过程的研究再上一个新台阶。经过一年多的研究，笔者在1995年春天完成了《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一文。该文探讨的问题主要有：（一）针对清人赵执信、今人王利器等人对永明体声律体系的解说进行辨析，认为永明体的篇式体系并不像赵、王二人所说，只限于粘对律一种，而是粘对律、粘式律、对式律三种模式并存。（二）学界对梁大同年间诗风之变早有论述，却很少有人注意大同诗坛声律水平的长足发展。该文在量化分析、纵向比较后发现，梁大同诗人对永明体声律模式已有明显的突破和超越，然后结合相关史料及《文镜秘府论》中有关声律资料，钩沉索隐，对大同诗坛声律之变及其原因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三）在对王绩现存全部五言新体诗的声律情况量化分析后发现，向来被人们称为唐初古体诗大家的王绩，不但作了相当多的五言新体诗，而且律化程度远远超过其同时代的任何一位诗人，成为唐初四十年中律化水平最高的诗人。（四）在充分吸收近年来中外学者有关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对上官仪“鹤膝”说对粘式律成立之积极作用及元兢“换头术”在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五）学界对上官体在武周朝后期、中宗神龙年间的复振和五言诗声律水平在此时的长足发展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但对这种文学现象产生的原因则认识不够。该文认为武后、中宗对文章之士的重视、《三教珠英》的编撰、上官婉儿的倡导，都对五言律体定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文后来经过压缩发表于《唐研究》[45]，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