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各型石鏃分佈情况及相互關係的考察

前面，我們在幾個資料比較集中的地區分别討論了三種石鏃的演變情况，並在此基礎上從技術和形態兩方面討論了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但一方面，這些資料之所以相對集中在某個地區，也許純粹是因爲田野工作不平衡導致的偶然現象。另一方面，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否確乎如是，也需要更多證明。因此，本節擬從它們的分佈情况角度再作考察。在進行這項研究時，由於通過上一節討論，我們有了關於石鏃形式和年代關係的認識，故可以有限度地利用調查資料，考察中使用的統計數字皆來自附表a-g。

M鏃 在公元前4000年的資料中，除去遼東、鴨緑江下游和瀋陽地區外，農安元寶溝也出土過M鏃，是知它的分佈已經到達松嫩平原的西南部。以東的額拉蘇C一類遺存和以西的興隆窪、趙寶溝文化包括上宅類型的分佈範圍内，迄今尚無報導，可知其時的M鏃的分佈西面大致以遼河爲界，東北未越過嫩江。東部的延吉地區和朝鮮半島東北部，囿於資料，情况不明。

以後時代，M鏃分佈没有太大變化。北面農安一帶的左家山二、三期文化仍是M鏃的分佈範圍，只是再以後的時期，這一帶文化的情况不明。它的西面似仍以遼河爲界，唯西南的河北唐山大成山遣址^[1]發現過一件AⅣ式鏃。另在東面的新開流遺址發現了數枚M鏃標本，雖然僅憑目前的資料，尚不能肯定這種現象一定意味着M鏃的分佈範圍有一個向東擴張的過程，但新開流下、上兩層的M鏃和Y鏃數量之比分别爲2.77%和10.66%, M鏃呈現爲一種數量逐漸增加的趨勢。如果這種比例變化能够得到更多發掘資料的重複證明，則上述推測是可以成立的。

和上述變化相反，遼東半島南部的M鏃自始至終是幾乎唯一的石鏃種類，又知平壤一帶的弓山文化M鏃頗衆而其他種類石鏃少見，並且此後的朝鮮半島基本只有磨製石鏃一種，在繩文文化晚期還輸出日本，成爲日本史前文化中的典型大陸系文化因素之一。因此，遼東半島南半在内的這一地區是M鏃的核心分佈範圍。

Y鏃之Ⅰ、Ⅱ式在中國境内的分佈範圍南未及遼東半島南部和鴨緑江流域，在瀋陽至松嫩平原的西南部，它與M鏃的分佈範圍重合。Ⅲ、Ⅳ式的分佈範圍略廣，向西，在内蒙古中部錫林郭勒地區有採集品，數量似乎不多^[2]，河套至冀北也有其蹝跡^[3]。所以，Y鏃的分佈隨時間推移有一個逐漸擴大的過程。但是，考察各地Y鏃在石鏃中所占比例，却是另一種趨勢。在新樂下層文化中，Y鏃比例達50%强，遼西的同期統計數字闕如，甚至一些遺址没有有關石鏃的報導，似乎數量不多，但同期東北地區北半部這類石鏃數量甚多，是它最普及的地區。即總的來看，當時Y鏃的分佈態勢是自東北向西南數量遞减。在公元前4000至前3000年間，遼西諸文化中除了偏北的富河文化持有較多數量的Y鏃，在其他文化裏，其數量比例似乎頗少，就是同時的松嫩平原，其比例也似乎大幅度减少了^[4]。也就是説，在Y鏃分佈範圍擴大的同時，它和其他石鏃相比的數量上的優勢却向北萎縮了。這個趨勢發展至公元前2000年，Y鏃至少在東北地區的南半部已經基本消失，完全讓位於M、X鏃以及新出的銅鏃了。

X鏃 爲數不多的早期資料皆發現在遼西至冀北地區，和Y鏃重合分佈。所以估計它的核心分佈極可能在偏西一些的地方。不過，以河套爲中心及寧夏北部、陝北、燕北地區目前尚未發現相當於興隆窪文化階段的遺存，這個想法還只能是個推測。到了仰韶文化階段，河套及左近地區雖然缺失統計數字，但X鏃顯然是當地石鏃的最主要型别，並且這一現象一直延續下去了。同時的遼西地區已如前述，雖然仍有Y鏃出土，但X鏃的數量比例也已明顯佔優，成爲主要型别了。從而形成了一個沿長城一綫的X鏃核心分佈圈。至於它的流佈範圍，向東北方向隨着Y鏃勢力的萎縮，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已經有所發現，年代可能再晚一點，其分佈甚至達到了大興安嶺北麓^[5]。向南，中原乃至黄河下游地區也有零星發現^[6]，只是在那裏，它不過是另一套磨製石鏃系統中的偶然現象。

綜上，三種石鏃不但有各自發展演變的譜系綫索，還各自具有相對穩定且地域不同的分佈範圍，兩個現象相映成趣，進一步支持了我們在上節做出的判斷，即它們是三種相對獨立的文化現象。

石鏃分佈圈的相對獨立和穩定的一個表層的原因，即與它們所依託的考古學文化的區系分佈有關。錫林郭勒草原至張家口一綫以西的燕山南北·長城地帶和以東至遼河之間是兩個重要的史前文化分佈區，X鏃的分佈範圍分别和這兩個文化區有關，並在以後當地文化中，表現出清晰的演變過程。松遼平原南部的左家山文化和遼東小珠山下、中層文化不但有基本對應的發展階段，它們的陶器形態和紋飾的變化極其相似^[7]，兩者都有從壓印席紋到刻畫席紋的變化過程。從宏觀上看，這些紋飾乃至施紋技法都同朝鮮半島的所謂櫛目紋陶器有着密切的關係，而這正是M鏃的主要分佈範圍。

在以上分析中，我們還注意到，三種石鏃的分佈並非是静止不動的。從公元前4000年起，它們的分佈範圍皆有不同程度的擴大現象，此當與當時文化間某種形式的交流活動能力增强有關。更令人感興趣的是，它們的核心分佈區也發生了遊移，最明顯的就是X鏃向東北方向的擴張和Y鏃勢力的退縮。

石鏃分佈圈的這一變化似乎也和考古學文化區系運動相聯繫。遼西至冀北地區雖然是一個單獨的文化區，但同時又是銜接東西方和南北方文化的過渡地帶。因此當地兼有兩種石鏃是不難理解的。隨着其文化與外界的主要聯繫方向的變化，它的文化面貌也必然帶有主要聯繫方向的傾向性。紅山文化大量接受了來自西、西南方向文化的影響，以至學界曾經用混合文化的概念來爲之定義。因此，這個地區之在當時演變爲X鏃的主要分佈範圍，並且以此爲背景，X鏃進一步向東北方向流播，也就不足爲怪了。

但是，無論石鏃的分佈圈還是考古學文化的區系劃分，説到底都是一種文化現象，我們不能用前者説明後者，反之亦然。因此，對北方地區史前石鏃種種現象的闡示，還需要尋求更深一層的原因。况且，我們還應當注意到，石鏃的分佈未必和考古學文化的分佈完全吻合，如前面所述，X鏃的主要分佈範圍實際包括了兩個文化區，又在Y鏃的分佈範圍内，昂昂溪文化和新開流文化的陶器面貌差别極大。另一方面，在不同考古學文化中的同一種類石鏃，其形式變化極其相似，而一個考古學文化乃至一個遺址裏，又可能共存着不同類别的石鏃。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某類石鏃視爲從屬某一考古學文化的因素，它更是一種泛文化的現象。關於這一點，我們從以下角度分析。

[1]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河北唐山市大成山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59年第3期。

[2] 1．崔璇《内蒙古錫林郭勒草原上的新石器時代遺存》, 《考古學集刊》第3期。2．馬秀《内蒙古錫盟賀斯格烏拉的細石器文化遺存》, 《考古學集刊》第4期。3．納古善夫《内蒙古蘇尼特右旗吉日嘎朗圖新石器時代遺存》, 《考古》1982年第1期。4．内蒙古地址局第一區調隊《内蒙古布拉格芒和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學集刊》第2集。

[3] 同注[43]。

[4] 1．同注[30]:1—4。2．同注[45:3。3．吉林省文物工作隊《吉林大安洮兒河下游右岸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 《考古》1984年第8期。4．大慶市文物管理站《大慶市大同區考古調查》, 《黑龍江文物叢刊》1984年第3期。5．唐國文《大慶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 《北方文物》1990年第4期。6．郝思德等《大慶市沙家窑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北方文物》1987年第1期。

[5] 1．蓋山林《黑龍江新巴爾虎左旗細石器文化遺址調查》, 《考古》1972年第4期。2．王成《呼倫貝爾東烏珠爾細石器墓葬清理簡報》, 《遼海文物學刊》1988年第1期。這兩處遺址的石器群截然不同，代表了當地文化的兩個時期，前者不見X鏃，後者則以X鏃爲特徵。後者亦有相當數量的Y鏃，却皆爲Ⅳ式，是知這群遺存的年代在後。

[6] 這些地區中發現X鏃的新石器時代遺址資料可舉：1．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79年第3期。2．山東省博物館等《1975年東海峪遺址的發掘》, 《考古》1976年第6期。3．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東姚官莊遺址發掘報告》, 《文物資料叢刊》第5期。

[7] 同注[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