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石鏃譜系及其演變過程中的相互關係
上述三種石鏃是不同製作技術的産物,兹逐一考察它們的演變情况。在進行這項工作時,爲了謹慎,我們盡可能利用發掘資料。
(一)M鏃 資料較多且成系統的見於遼東半島至丹東及瀋陽地區。這一帶公元前4000年以前的考古學文化有新樂下層[1]、小珠山下層[2]、後窪下層、後窪上層文化[3]。其中的小珠山下層文化實際包括了兩個時期的堆積,可以分别和後窪下層和後窪上層文化對應[4]。瀋陽一帶的新樂下層文化約略相當於後窪下層偏晚階段。當地更早一些的還有東高臺山一期遺存[5]。
這個時期的M鏃皆窄刃,平底或微凹底,是爲Ⅰ式。數量最多者又有兩型的區别,AⅠ式作長柳葉形,鏃身長寬比5∶1以上;BⅠ式鏃身較短,長寬比在3∶1左右(圖二:1—3,見下頁)。
公元前4000—前2500年期間,在遼東地區爲小珠山中層文化[6],丹東地區目前尚無相應的發掘資料,半島腹地至瀋陽地區爲偏堡類型一類遺存[7]。屬小珠山中層文化的遺存有吴家村、小珠山中層、郭家村下層等,據研究,它們之間還有可能作再細緻的劃分[8],但石鏃方面的變化不大,且偏堡類型與之的細别對應關係也不分明,故一並叙述。
M鏃演變至此時,Ⅰ式鏃仍在延用,但部分變作弧形寬刃狀,是爲Ⅱ式,仍分A、B兩型,又各有平底和凹底的細微區别,其中凹底鏃的底部較Ⅰ式上凹得更加明顯(圖二:4—6,見下頁)。
約從公元前2500—前2000或稍晚時期,石鏃的發掘資料集中在遼東半島南部和中部一帶,這個時期的文化遺存有小珠山上層、上馬石中層、郭家村上層、大連新金喬東F1、雙砣子一期和將軍山積石墓等[9],統稱小珠山上層文化。稍偏北一些地區爲岫岩北溝文化[10]。于家村下層遺存[11]的年代可能稍晚於小珠山上層一類遺存,但從它伴出山東龍山文化晚期遺物來看,仍屬這個大時期範疇。本地區相當於中原夏紀年的文化有雙砣子二、三期、于家村上層、喬東F2等遺存[12]。就石鏃資料而言,這兩個時期者差别不大。
圖二 M鏃譜系
1.2. 新樂(F12:113、127) 3. 後窪(ⅢT10[4]:7) 4. 郭家村(ⅡT6[4]:14) 5. 吴家村(ⅢG1[2]:8) 6. 三堂(ⅡT302[5]:4) 7.9. 北溝西山(G2[2]:41、47) 8. 小珠山(T4[2]:41) 10-12喬東(F2:2、1、3) 13.14. 雙砣子 15.16. 崗上
這個時期的M鏃仍保留Ⅱ式鏃的寬刃作風,其變化在於AⅢ式鏃身作等寬直刃狀,從靠近鋒部處才明顯斜收成尖鋒,除平底和凹底鏃外,新出短梃鏃(圖二:7、10、11、12)。BⅢ式鏃中凹底成爲普遍之風尚,並開始刻意减磨近底部鏃身的厚度,致使部分石鏃的底甚凹,並演化出兩個亞型:其中BⅢa型爲斜直刃;BⅢb型仍作弧型寬刃(圖二:8、9、13、14)。
在更晚一個時期,即以上馬石上層、崗上、樓上墓[13]爲代表的文化階段,A型鏃不復出現,B 型鏃變得鏃身通體减薄,更强調了雙刃的作用(圖二:15、16)。然這個時期已經超出本文範圍,不詳論。
(二)Y鏃 有關資料多見於瀋陽至遼西、松嫩平原及三江平原至沿海州地區。關於這些地區的史前文化的對應關係,雖有討論,却遠未取得一致意見。限於篇幅,本文不再就此專門討論,只介紹筆者歸納後的看法[14]。
遼西包括冀東北一帶已知最早的考古學文化爲興隆窪文化[15]。繼之而起的在遼西是趙寶溝文化[16],冀東北爲平谷上宅一類遺存[17],它們約與新樂下層年代相當。從公元前4000年開始,遼西地區進入紅山文化[18]和富河文化[19]時期。約當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時期,紅山文化過渡爲小河沿文化[20],其後被夏家店下層文化[21]取代。Y鏃見於這個地區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文化中。
吉林西北部的松遼平原近年發現一批史前遺存,能和新樂下層、小珠山下層年代對應的爲左家山一期[22]和元寶溝[23]遺存。與小珠山中層相當者有左家山二、三期和西斷梁山一、二期遺存[24]。至於白城靶山墓地的年代,因無陶器對比,僅憑C14斷代,約同小珠山上層[25],又從石器加工技術和周圍地區文化的比較看,這個編年位置也是説得通的。此地相當中原夏紀年的文化面貌尚不清楚。
松嫩平原的昂昂溪文化[26]是一個内涵十分龐雜的群體,至今還没有可供分期的發掘資料。大貫静夫分析了駒井和愛和水野清一30年代在昂昂溪的一批採集品後指出,額拉蘇C地點的石器以數量豐富的石葉石器爲特色,與梁思永當年發掘以兩面加工的小石器爲特徵的昂昂溪一號墓不同。他進而把這兩組和已有明確編年的黑龍江中游新比得羅夫卡和奥西諾湖文化做了比較,認爲額拉蘇C地點的石器是昂昂溪文化中較早的一群,而在兩面加工的小石器群中,把趙善桐等人劃分出的莫古氣A組置於較早階段,額拉蘇A組則爲最晚的組别[27]。已知新樂下層、興隆窪至趙寶溝文化中甚行石葉石器,在後一階段的紅山、左家山二期等南部諸文化中,石葉石器數量驟减,由此可看出南北兩地文化的大致對應關係。新近發表的長嶺縣腰嶺子遺址的發掘資料則進一步在地層關係上證實了見於額拉蘇C的附加堆紋陶器和左家山一期陶器共存[28]。
對於三江平原上的新開流文化[29],部分研究者認爲它的年代較早,至少上限可達新樂文化階段,其根據主要是遺址上文化層C14年代數據約距今6000年[30],故判斷下層年代更早。但從新開流遺址的石器製作技術來看,其下層已經具有從石葉石器向兩面加工石器的過渡特徵,因而年代似應在額拉蘇C和莫古氣A之間。對其陶器分析表明接近東北朝鮮的西浦項二期,而後者則可以與小珠山中層對比[31],據此可以把新開流文化放在和小珠山中層大致相當的編年位置。與新開流文化面貌接近,然從石器特徵分析年代或許稍晚的是沿海州查依桑諾夫卡Ⅰ一類遺存[32]。另外還有鶯歌嶺下層[33],其年代或再晚一個時期,但未發表石鏃資料。
上述地區公元前4000年以前的文化中普遍流行Y鏃,亦有長短兩個基本型别,並各有兩個式别的變化。
A型 即長身鏃。標本圖三:1,鏃身保留石葉坯材的原有邊緣,僅在鏃尖部剥離面的兩側緣做局部修整,斜直刃,整體爲平底圭形,爲Ⅰ式。Ⅱ式,柳葉形,尖部加工同Ⅰ式,唯鋒刃呈弧形邊緣,又分基部加工和不再加工的兩種,後者多見於東北的南半部地區(圖三:4、5,見下頁)。
B型 短身鏃。Ⅰ式,加工特點同AⅠ式,又有兩個亞型:Ⅰa型,平底或基部略窄的圓底鏃,前者佔絶大多數,和AⅠ式比較,除鏃身較短外,形態無大異;Ⅰb型,有梃鏃,基本形態同Ⅰa型,只是在基部兩側緣再施壓剥,做出短梃(圖三:2、3)。Ⅱ式,弧形刃,僅於腹面兩端局部加工,其形態和加工部位皆似AⅠ式,唯鏃身較短,此式未見b亞型標本,餘者可再分兩個亞形:Ⅱa型,底部加工成凹底狀,Ⅱc型,基部腹面兩側緣加工,呈圓底狀鏃(圖三:6、7)。
Ⅱ式以後的Y鏃資料多發現於東北地區北半部諸文化。此時石鏃的加工技術有了明顯的進步,一般對坯材腹面做通體壓削加工,並出現對腹背兩面通體加工的技術。
圖三 Y鏃譜系
1-3. 新樂(F1:203、F2:134、118) 4. 五福A 5. 趙寶溝(F106[2]:14) 6.7. 額拉蘇C 8-12. 新開流(T11[2]:9、M18:4、M7:9、T3[3]:36、T11[2]:8) 13.16.17. 查依桑諾夫卡一號遺址 14. 莫古氣A 15. 昂昂溪
A型 Ⅲ式,單面或兩面加工,已分化出兩個亞型:Ⅲa型,窄平底,弧形邊刃的長柳葉形鏃;Ⅲb型,弧形邊刃,淺凹底(圖三:8、9)。Ⅳ式,所見資料全部爲兩面加工,形態與前式不同之處是邊刃變的較直,亦分兩亞型:Ⅳa型,窄平底或圓底;Ⅳb型,凹底較甚(圖三:13、14)。
B型 Ⅲ式,絶大多數爲兩面通體加工,並分平底淺凹底、有梃及圓底三種亞型,其共同特徵是弧形邊刃(圖三:10—12)。Ⅳ式,均爲兩面加工石鏃,只有兩種亞型:Ⅳa型,斜直刃,平面作等腰三角形,底甚凹;Ⅳb型,鏃身寬短,長梃(圖三:13—15)。
簡單回顧一下上述Y鏃製作技術的變化過程:最初僅在鏃尖部位的腹面邊緣加工,後逐步發展爲通體兩面加工,其明顯的變化發生在Ⅱ、Ⅲ式之間。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其一是在東北地區南半部的文化裏,很少發現Ⅲ、Ⅳ式鏃的資料,而且在北半部地區已經出現Ⅲ式鏃後,南部同時期的紅山文化、富河文化中,似乎仍以AⅡ式鏃爲主[34],但它以後的變化在當地還全然不明。另一個現象是在Ⅲ、Ⅳ式鏃中,特别是在BⅣ式鏃中,由於普遍採用了兩面壓削的製作技術,成品石鏃上已經完全觀察不到坯材的情况,無法肯定它們全部採用的是石葉材料,其中部分鏃體較寬且厚者,很可能是利用小石片加工製作的,考慮到兩面壓削技術更容易運用在較厚的坯材上,則它們已經不是石葉鏃的可能性就更大。我們仍舊將其與石葉鏃劃歸一類,更多地是考慮了它們形態上的連貫性。而就以上兩個現象産生的原因,我們以後還要談到。
(三)X 鏃 已知最早的唯一一件資料出自興隆窪文化的阜新查海遺址[35],鏃身略窄。另一稍晚一些的標本出自屬上宅文化類型的三河孟各莊遺址二期[36],約略爲等腰三角形。兩者的共同特徵是鏃底平或微凹近平。在東北地區相當於紅山文化階段的諸遺存中,X鏃有普遍發現,然資料絶大多數爲採集品,爲討論其演變情况帶來困難。年代當爲小河沿文化時期的容城午方第二層[37]出土有底部甚凹的標本,又知在編年位置同樣較晚的查依桑諾夫卡Ⅰ文化[38]中亦有相同形制的標本,估計X鏃有一個底部越來越凹的變化過程。
X鏃另一個發掘資料略成系統的地區是内蒙古中南部[39][40]。在年代相當於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的白泥窑子第一種文化類型遺存中,發掘資料僅見平底鏃一種,在相當於半坡晚期的遺存中,平底和微凹底鏃並存,廟底溝二期文化時期,石鏃底部明顯上凹。以上兩地X鏃的演變趨勢和東北地區所見相同,變化的時間階段也大致對應,兩地X鏃的種類形態也無大差,據此,將若干調查資料[41]加以整理,排比出圖四所示兩個型别的變化過程:
A型 鏃身略窄長,其長寬比在2∶1左右,可再分成二亞型。Ⅰa型,平底弧形鋒刃,鏃體呈圭形;Ⅰb型,斜直刃等腰長三角形,未見特别加工凹底的意圖(圖四:1.2)。Ⅱa型,弧邊長三角形,平底;Ⅱb型,直邊長三角形,底淺凹(圖四:4.5)。Ⅲa、Ⅲb型,邊鋒特點同前式,底凹甚,開始强調雙後鋒(圖四:7.8)。
圖四 X鏃譜系
1. 朝天渠 2. 查海 3. 納太(孟各莊) 4. 那斯臺 5.6. 西水泉7-9. 午方
B型 等邊三角形鏃。Ⅰ式,平底。Ⅱ式,變化不大,底或微淺凹。Ⅲ式,底凹甚(圖四:3.6.9)。
總結以上分析,三種不同製作技術生産的石鏃各有比較清楚的演變譜系,它們在北方史前文化中流行的時間幅度也大致相同,是相對獨立的文化現象。另一方面,這三種石鏃又不是完全孤立地發展着的,而是互有聯繫。並且,因不同的時間和場所,它們之間相互關係的疏密程度以及表達形式也不盡相同,歸納起來,爲如下三個方面:
1. M鏃和Y鏃雖然製作技術迥然不同,但它們的形態特徵非常接近,皆有長身和短身兩個基本型别,而且在各自的演變過程中,形態變化的階段性特點和時間基本一致,並且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它們都淘汰了長身的A型,只保留了底部甚凹的 B 型鏃。此現象表明兩者自始至終保持着比較密切的聯繫。
2. X鏃和Y鏃就廣義而言都是打製石器技術的産物,但如我們已經指出的,生産它們的技術類型不同,且從形態上看,在公元前4000年前,兩者各有完全不同的特徵,似乎暗示它們各有獨立的起源。二者間的聯繫約發生在公元前4000年以後,Y型鏃開始越來越多地採用通體壓製,特别是兩面通體加工的技術,而後者正是X鏃的技術特徵。這個時期的YB型鏃的形態也越來越接近X鏃,甚至這部分鏃的制取坯材的技術是否還是石葉技術也不無疑問。並且,在以後時期,隨YA型鏃被淘汰,兩種石鏃譜系似乎融合爲一了。而在這個過程中,X鏃似乎是兩者關係中的主動方面。
3.與X鏃和Y鏃的融合趨勢一致,M鏃的形態和型别也發生了極其相似的變化,這個變化的原因似乎也應當從X鏃方面尋找。
[1] 1.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新樂遺址試掘報告》, 《考古學報》1978年第4期;2.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等《瀋陽新樂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85年第2期;3.李曉鐘《瀋陽新樂遺址1982—1988年發掘報告》, 《遼海學刊》1990年第1期。
[2] 同注[2]。
[3] 1.丹東市文化局文物普查隊《丹東市東溝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和試掘》, 《考古》1984年第1期;2.許玉林等《遼寧東溝縣後窪遺址發掘概要》, 《文物》1984年第12期;3.遼寧省博物館《遼寧東溝大崗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1986年第4期。
[4] 趙輝《遼東地區小珠山下、中層文化的再檢討》, 《考古與文物》1995年第5期。
[5] 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新民縣高臺山遺址》, 《考古》1982年第2期。
[6] 同注[2]、[3]。
[7] 1.東北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遼寧新民縣偏堡沙崗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記》, 《考古通訊》1958年第1期。2.同注[9]。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北考古隊《瀋陽肇工街和鄭家窪子遺址的發掘》, 《考古》1989年第10期。4.中朝聯合考古發掘隊《崗上·樓上——1963—1965年中國東北地區遺址發掘報告》(日譯本),六興出版社1986年版。5.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遼寧省瓦房店市長興島三堂村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1992年第2期。
[8] 1.同注[8]。2.小川(大貫)静夫《極東先史土器の—考察—遼東半島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紀要》1982年(日文)第1號。3.宫本一夫《中國東北地方におけゐ先史上器の編年と地域性》, 《史林》1985年(日文)第68卷第2號。
[9] 1.同注[2]、[3]。2.旅順博物館《大連新金縣喬東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1983年第2期。3.同注[11]:4。4.許玉林《東溝縣西泉眼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 《遼海文物學刊》1988年第1期。
[10] 許玉林等《遼寧岫岩北溝西山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1992年第5期。
[11] 旅順博物館等《旅順于家村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學集刊》第1期。
[12] 1.同注[11]:4、[15]、[13]。2.吉林大學考古學系等《金州大溝頭青銅時代遺址試掘簡報》,《遼海文物學刊》1992年第1期。
[13] 同注[2]、[11]:4。
[14] 筆者關於東北地區史前文化編年的觀點主要參考了下述論著:1.佟柱臣《東北原始文化的分佈與分期》, 《考古》1961年第10期。2.佟柱臣《試論中國北方和東北地區含有細石器的諸文化問題》, 《考古學報》1979年第4期。3. 《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4.蘇秉琦《燕山南北·長城地帶考古工作的新進展》,《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年第4期。5.譚英杰等《黑龍江區域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6.同注[12]。7.許永杰《東北境内新時期時代筒形罐的譜系研究》,《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8.張忠培《關於内蒙古東部地區考古的幾個問題——在内蒙古東部地區考古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編《内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9.朱延平《遼西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縱横》,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編《内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10.陳雍《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存分析》, 《考古》1992年第11期。11.大貫静夫《東北亞洲中的中國東北地區原始文化》, 《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12.大貫静夫《昂昂溪採集の遺物にっいて——額拉蘇C(オロス)遺迹出土遺物を中心として》,東京大學文學部《考古學研究室紀要》1987年(日文)第6號。13.大貫静夫《豆滿江流域を中心とする日本海沿岸の極東平地底土器》, 《先史考古學論文集》,1992年版(日文)。關於各文化的絶對年代,參考了已經發表的C14年代數據,恕不引出出處。
[15] 興隆窪文化的發掘資料見於以下文獻: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1985年第10期。2.遼寧省文物研究所《阜新查海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簡報》, 《遼海文物學刊》1988年第1期。3.方殿春《阜新查海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初步發掘與分析》, 《遼海文物學刊》1991年第1期。4.郭志忠等《西林縣白音長漢遺址發掘述要》,内蒙古考古研究所編《内蒙古東部區考古學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5.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遷西縣東寨遺址發掘簡報》, 《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16] 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 《考古》1987年第6期。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號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1986年第1期。3.同注[19]:4。4.遼寧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内蒙古翁牛特旗兩處新石器時代遺址》, 《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年第3期。
[17] 上宅類型遺存的發掘資料見於:1.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 《文物》1989年第8期。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等《北京平谷北埝頭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與發掘》, 《文物》1989年第8期。3.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4.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三河縣孟各莊遺址》, 《考古》1983年第5期。5.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遷安安新莊新石器遺址調查和試掘》,《考古學集刊》第4集。6.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省遷西縣西寨遺址發掘報告》,《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7.同注[19]:5。
[18] 紅山文化的發掘資料見於:1. 《赤峰紅山後》, 《東方考古學叢刊》第六册。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赤峰蜘蛛山遺址的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79年第2期。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赤峰西水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學報》1982年第2期。4.遼寧省博物館等《遼寧敖漢旗小河沿三種原始文化的發現》, 《文物》1977年第12期。5.郭大順等《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紅山文化建築群址發掘簡報》, 《文物》1984年第11期。6.方殿春等《遼寧阜新縣胡頭溝紅山文化玉器墓的發現》, 《文物》1984年第6期。7.李恭篤《遼寧凌源三官甸子城子遺址試掘簡報》, 《考古》1986年第6期。8.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遼寧牛河梁紅山文化“女神廟”與積石冢群發掘簡報》, 《文物》1986年第8期。9.李恭篤《内蒙古敖漢旗四棱山紅山文化窑址》, 《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
[19] 有關資料有: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溝門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1964年第1期。2.同注[18]:2。
[20] 關於小河沿文化的發掘資料見:1.内蒙古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昭烏達盟石羊石虎山石器時代墓葬》, 《考古》1963年第10期。2.同注[22]:4。3.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容城縣午方新石器時代遺址試掘》, 《考古學集刊》第5集。4.同注[21]:3,載“雪山一期文化遺存”一節。
[21] 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發掘資料主要有:1.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隊《赤峰藥王廟、夏家店遺址試掘簡報》, 《考古學報》1974年第1期。2.同注[23]:2。3. 《寧城南山根遺址發掘報告》, 《考古學報》1975年第1期。4.遼寧省文物干部訓練班《遼寧北票豐下遺址1972年春發掘簡報》, 《考古》1976年第3期。5.遼寧省博物館等《内蒙古赤峰縣四分地東山咀遺址試掘簡報》《考古》1983年第5期。6.遼寧省博物館等《建平水泉遺址發掘簡報》, 《遼海文物學刊》1986年第2期。
[22] 吉林大學考古教研室《農安左家山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學報》1989年第2期。
[23]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農安縣元寶溝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 《考古》1989年第12期。
[24] 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東豐縣西斷梁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 《考古》1991年第4期。2.金東旭等《1985年東豐縣考古調查試掘簡報》, 《考古》1988年第7期。
[25]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白城靶山墓地發掘簡報》, 《考古》1988年第4期。
[26] 主要有關資料見:1.梁思永《昂昂溪史前遺址》, 《梁思永考古論集》,科學出版社1959年版。2.黑龍江省博物館《昂昂溪新石器時代遺址的調查》, 《考古》1974年第2期。3.同注[18]:10。4.李龍《昂昂溪勝利三隊一號遺址清理簡報》, 《黑龍江文物叢刊》創刊號,1981年。5.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鎮賚縣黄家圍子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1988年第2期。
[27] 同注[30]:2、[18]:11。
[28]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吉林長嶺縣腰嶺子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1992年第8期。
[29] 有關新開流文化的資料見於:1.趙善桐《黑龍江安達清肯泡遺址調查記》, 《考古》1962年第2期。2.李文信《依蘭倭肯哈達的洞穴》, 《考古學報》1954年第7期。3.黑龍江省博物館《黑龍江饒河小南山遺址試掘簡報》, 《考古》1972年第2期。4.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密山縣新開流遺址》, 《考古學報》1979年第4期。5.武威克等《黑龍江省刀背山新石器時代遺存》, 《北方文物》1987年第3期。6.郝思德《樺川萬里霍通原始社會遺址調查》, 《黑龍江文物叢刊》1984年第1期。
[30] 曲石《略論東北新石器時代文化》, 《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
[31] 同注[12]:3、[18]:10。
[32] T. N.安德烈耶夫:《在大彼得灣沿岸及其島嶼上發現的公元前第二至第一千年的遺迹》, 《考古學報》1958年第4期。
[33]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隊《黑龍江寧安縣鶯歌嶺遺址》, 《考古》1981年第6期。
[34] 同注[18]:3、[22]:3、[23]:1。
[35] 同注[19]:2。
[36] 同注[21]:4。
[37] 同注[24]:3。
[38] 同注[36]。
[39] 内蒙古中南部地區新石器及稍晚時代的主要田野考古工作有:1.吉發習等《内蒙古準格爾旗大口遺址的調查與試掘》, 《考古》1979年第4期。2.張家口考古隊《一九七九年蔚縣新石器時代考古的主要收獲》, 《考古》1981年第2期。3.内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史研究所等《内蒙古包頭市阿善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1984年第2期。4.田廣金《凉城縣老虎山遺址1982—1983年發掘簡報》, 《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年第4期。5.田廣金《内蒙古伊金霍洛旗朱開溝遺址Ⅶ區考古記略》, 《考古》1988年第6期。6.内蒙古歷史研究所《内蒙古清水河縣白泥窑子遺址復查》, 《考古》1966年第3期。7.崔璇等《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C、J點發掘簡報》, 《考古》1988年第2期。8.崔璇等《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L點發掘簡報》, 《考古》1988年第2期。9.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朱開溝遺址》, 《考古學報》1988年第3期。10.西園遺址發掘組《内蒙古包頭市西園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 《考古》1990年第4期。11.内蒙古烏蘭察布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商都縣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 《考古》1992年第12期。12.包頭市文物管理所《内蒙古大青山西段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1986年第6期。13.烏盟文物工作站凉城文物普查隊《内蒙古凉城縣岱海周圍古遺址調查》, 《考古》1989年第2期。14.崔璇《内蒙古中南部石佛塔等遺址調查》, 《内蒙古文物考古叢刊》1981年創刊號。15.蓋山林《内蒙古伊盟杭錦旗錫尼鎮附近的新石器時代遺址》, 《考古》1983年第12期。
[40] 關於内蒙古中部地區史前文化的編年,筆者主要參考了以下論著:1.同注[18]:4。2.《内蒙古西部地區原始文化座談會發言輯録》, 《内蒙古文物考古》1986年第4期。3.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内蒙古中南部原始文化研究文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41] 在遼西地區的Y鏃資料中,發掘品不多,不得不藉助下述調查資料:1.同注[22]:3。2.巴林右旗博物館《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臺遺址調查》, 《考古》1987年第6期。3.王國範《吉林通榆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 《黑龍江文物叢刊》1984年第4期。4.同注[20]:4。5.朱鳳瀚《吉林奈曼旗大沁他拉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 《考古》1979年第3期。上述紅山文化資料中,西水泉遺址發表的資料雖皆係採集品,但報告的文字介紹云發掘出土了三件標本,故相信報告把這些採集品作爲紅山文化遺物是有根據的。那斯臺遺址的採集遺物頗衆,其陶器絶大多數爲紅山文化遺物,未見年代更晚者,所以遺址採集石鏃是紅山文化時期的可能性極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