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研究在美国^[1]

吴　愁　译　李宇恒　校

就过去的十年来看，美国有关中世纪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的学术史研究，并不缺少公开出版物。例如从诺曼·坎托（Norman Cantor）聪明、浅显、狭隘、无知的研究到约翰·范·恩根（John Van Engen）的《中世纪研究的当下与过去》这样全面深刻的会议论文集，再到如保罗·弗里德曼（Paul Freedman）和加布里埃尔·施皮格尔（Gabrielle Spiegel）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上的极具挑战、令一些人愤怒、引发争议的文章。再次总结我们过去、现在、未来的研究，在那些自身工作也是故事一部分的美国中世纪学者面前，向欧洲读者进行介绍是一项困难艰巨的工作。

由于一些学术原因，美国的中世纪研究现在充满挑战，这也是极难解决的一个问题。我已经敏锐地意识到想要告诉读者美国中世纪研究状况的“本来面貌如何”（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像描述12世纪“本来面貌如何”一样，是妄想与梦想之异，不可能实现。这种尝试的基础和不可避免的主观性无法回避，它的影响也必须得到坦率承认。若想生动描述北美的中世纪研究，必然绕不开一些“指定账户”（prescriptive account）：比如坎托、斯皮格尔和弗里德曼。当我在构建过去和当下的研究状况时，我在发明它，用关键形式限制它，例如用隐含意义编造一个完整连贯的故事。此外，本次会议的组织者给予我谈论过往和描述现状的权力，这个权力转变为不仅讲述曾经是什么，而且讲述应该是什么。这样我的叙述毋庸置疑成为主导叙述，就我理解的过去和现在而为未来辩护。比起我试图否定的想象来，那些现实是获得充分说明的。

美国的中世纪研究与欧洲的中世纪研究有很大不同。美国人不是欧洲人，我们和中世纪的关系不是欧洲人和中世纪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关注点自然也不同。正如芭芭拉·罗斯文（Barbara Rosewein）曾经评论道：“尽管美国的中世纪史学家认为中世纪历史是他们的历史，然而，他们中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中世纪史是他们国家的历史。”今天，迈克尔·博戈尔特可以询问欧洲国家史的终结，但是美国中世纪学者在几十年前就转变了视角。^[2]此外，欧洲中世纪学（Mediävisti）往往意味着欧洲的历史研究：例如汉斯·维尔纳·葛茨（Hans-Werner Goetz）最近的研究“中世纪研究的基础与视角”（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r Mittelalterforschung）几乎只关注了历史学研究。但在美国，中世纪研究至少意味着文学、哲学、神学、艺术史等诸多研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既存在于美国中世纪研究的历史中，也存在于限定我们职业生涯的框架结构中。

有一种倾向，用类似于《圣经》的谱系的方法，简化20世纪美国中世纪研究的历史。查尔斯·亚当斯（Charles Adams）生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哈斯金斯又生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泰勒又生托马斯·比森（Thomas Bisson）、莱斯特·雷特（Lester Little）、佩吉·布朗（Peggy Brown）、特罗·鲁伊斯（Teo Ruiz）和比尔·乔丹（Bill Jordan），乔丹又生大卫·尼莱姆贝格（David Niremberg）等等。其实，对立传统早在19世纪的美国就建立了，到如今仍然滋养着中世纪研究。20世纪，进步论者在中世纪的代议制政府、商业贸易形式与20世纪的政治、经济教育和大学构造之间寻找直接连续性。浪漫主义者，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强调严苛的现在与和谐的过去之间的非连续性，追寻着凯尔特神话（Celtic myths）和所谓“信仰时代”（age of faith）失去的文化统一性。数量不断增长的天主教大学的知识分子，在梵蒂冈攻击“现代主义”（Modernist）和“美国主义”（Americanist）异端后有所动摇，他们在托马斯革新（Thomistic renewal）中寻求智识体面和教会认可。自19世纪以来，美国的犹太学者研究了中世纪犹太人的经历，一部分是为他们自己，一部分是向异教徒（Gentiles）致歉。

但是，这些传统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全部的图景。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许多美国的中世纪学者都部分接受了欧洲训练。起初，训练多在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转向了法国和英国。今天，德国又成为一个备受青睐的目的地。一旦有在欧洲的经历，就会被欧洲的知识传统深深影响，这种影响会贯穿学者的职业生涯，即使时空距离让他们远远落后于欧洲学术发展的步伐。此外，欧洲的学者，特别是英国学者，还有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学者，经常应邀在美国执教或演讲，他们的出现对美国历史、文学、哲学和艺术史的研究导向产生了很大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逃难而至的犹太人和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在这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其他领域，诸如教会法，有斯蒂芬·库特纳（Stephan Kuttner）；文学，有艾瑞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康斯坦丁·雷查德（Konstantin Reichardt）；经济史，有罗伯托·洛佩斯（Roberto Lopez）；思想史，有保罗·奥斯卡·科里斯特勒（Paul Oscar Kristeller）；政治理论，有恩斯特·坎特诺维茨（Ernst Kantorowicz）；艺术史，有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古文字学，有恩斯特·罗威（Ernst Lowe）；拜占庭研究，有恩斯特·科茨格和库尔特·魏茨曼（Ernst Kitzinger and Kurt Weitzmann）。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欧洲学者担任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讲席，他们培养美国的年轻人，并和那些在美国出生并接受训练的同事们互动。

这种互动并不总是很容易。这些欧洲学者失去了一切：图书馆、教授职位，甚至家人，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在他们曾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国家中的文化地位。因为在美国，一个中世纪学者不可能扮演和在欧洲同样广泛的文化角色。因为美国人并不把中世纪看做其国家史的一部分，而中世纪学者也并不是美国身份（American identity）的阐释者。这样可能会使北美的中世纪史学者被边缘化，但同时也把他们从国家历史的守护者与捍卫者的重担下解放出来。所以，美国的中世纪研究与欧洲相比，更多地关注比较研究、学科间与跨学科研究、广泛的超国家事务，并采用把欧洲文化和历史作为整体研究的理论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这种转向整体和比较的趋势，使美国（有人可能会加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中世纪研究者为欧洲同事边缘化，后者因关注更精深的研究而得到公众的支持和鼓励。根据欧洲的学术标准，美国人的研究著作通常肤浅（oberflächlich）而无关紧要。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美国人基于自身截然不同的文化提出问题，不太关注欧洲人生活的细枝末节，更多从整体上关注社会与文化的关键性问题。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答案。

就其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来看，美国有不同需求，它为这些需求提供的机构框架与欧洲有很大不同。在欧洲，中世纪研究者在大学、旨在培养中学教师和研究者的机构、精英研究院（elite Grandes Écoles）或研究所。在成为（如有）独立学者之前，他们花费更多时间以学徒身份做助手。他们几乎只受雇于国立高等教育或中等教育机构、档案馆、图书馆和研究中心。

在美国，中世纪研究的机构背景大为不同：历史、文学和类似学科主要为社会流动程度甚高的美国人提供一种通识型教育，而不是职业训练；因此，美国大学里开设的中世纪领域的导论课程并不像欧洲那样是学术的或比较专业（pre-professional）的。大多数专业中世纪学者花费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教“是什么”，这在欧洲是高中水平的课程。机构的范围也远远大于欧洲：在公立研究型大学之外，中世纪学者也分布于私立教会大学和非教会大学，就其准备、动机和期望而言，它们拥有非常广泛的计划、意识形态和组织机构，甚至更广泛的学生。极少数中世纪学者可以在大学之外找到工作。除了在屈指可数的大型私人图书馆和拥有中世纪手稿、艺术品之类重要藏品的博物馆，没有哪一个美国中世纪学者可以奢望像档案管理员和馆长那样享用这些史料。美国社会也不会像法国国家中心科学研究院那样，或者像欧洲其他诸多的科学研究机构那样，将支持全职研究者视为一种公共利益。美国中世纪学者的唯一职业通道就是教学。

在这些大学里，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项目，训练高级或研究生水平的中世纪学者。大多数中世纪学者都在某个学科或专业方向（Fach）内接受训练。然而，不同于欧洲的大学，即使是在研究生水平，美国的学生也必须在中世纪之外修习其他课程，在他们主专业之外至少一个领域，多数情况下是拉丁哲学、历史学或人类学。

如同古典学，通常是在古典学专业受训，而不是历史、艺术史、哲学这类专业。中世纪学者敏锐地意识到19世纪的大学专业分科并不适合严肃的中世纪研究。因此，在传统的专业类型之外，很多大学建立了跨学科的项目，对中世纪研究授予高级学位。这些机构从两种传统发展而来，较老的一种要追溯到半个世纪之前的天主教大学，起初是为建立中世纪神学和哲学中心。这些项目发生了许多演化，但仍然重视知识分子历史，并且在学科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例如神学和哲学（还有少量文学和音乐），他们使用中世纪史料，但他们对非时代性的事情或美学更感兴趣。一种更具时代性、世俗的、历史化的中世纪研究项目在1960和1970年代发展起来。

这些后起的项目，通常关注通俗文学、艺术史和历史，是更深的历史主义，并且倾向于将所有学科简化为文化史。这种关注点不仅造成了历史学与哲学之类学科之间的紧张，还造成了历史学与文学、艺术、政治、社会学和音乐院系之间的紧张。这些院系被越来越多的文本和文本性理论方法吸引，它们认为中世纪研究过度关注文本和语境，而不是语言和文化等更广泛的历时性问题。

部分为了克服美国中世纪学者的孤立，部分也为了使全国才俊充分流动，在过去的75年里，美国发展了大量中世纪研究机构。不论他们的学科是什么，不论他们接受了什么训练，与欧洲同行相比，美国中世纪学者与其他领域的学者在组织水平上认同和互动更多。这些机构中，最古老的是成立于1925年的美国中世纪学会（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最初专注于研究拉丁中世纪（the Latin Middle Ages），与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国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形成鲜明对比。其中，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是世俗文学和本地语言研究的主要专业组织，美国哲学学会是古典学家的组织。然而，据统计，中世纪学会自成立以来，实际上大部分职位都被历史学家和世俗语言学教授占据。尽管几十年中，学会毫无例外地都是由来自所谓的常青藤联盟大学的精英教授领导，保留了它的古典的、同仁组织（Society of Fellows）的排他性，以模仿欧洲学术团体和学会。学会现在已经扩大了它的成员、研究方向和学术活动。更重要的是，学院鼓励并接受区域中世纪研究机构的发展，如定期举行会议、出版期刊和会议论文，帮助中世纪学者打破可怕的孤立感，他们很多人在这个大陆国家的偏远大学教学。

在打破隔离性、持续建构知识网方面，更重要的事是一年一度在密歇根州卡拉马祖（Kalamazoo）举行的年度国际中世纪研究大会（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edieval Studies）。自1965年成立以来，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中世纪会议，定期举办，除南极洲之外，有来自各大洲、多达3000名中世纪学者参会。和常用于招聘和政治会议的其他专业组织的场所不同，卡拉马祖已经成为中世纪史学者会面、交流思想、重建联系的地方。它的理想与那些中世纪学会完全相反：它从根本上是平等的，组织者对参会论文的质量控制很松，既是为研究生的，也是为资深学者的。

通过这样的大会，研究被广泛传播，但只有少数机构组织出版会议论文或专著。在美国，论文主要发表在杂志上，这些杂志要么是研究中心支持的，如Viater，以及《罗曼语文学》（Romance Philology）；要么是专业组织支持的，如Speculum，以及《现代语言学会论文集》（The Proceedings of the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和《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或者是各大学的研究机构及大学出版社的杂志，如Exemplaria和Traditio等。

大学出版社是出版专著的关键，运营方式与（欧洲）大陆的出版商非常不同。商业出版社不出版学术性的书籍，而大学和研究机构很少为学术著作提供足够出版津贴。院系或研究中心也没有把教授们的作品整理成丛书的做法。相反，学术专著由大学出版社和独立出版社出版，或者由它们所在大学进行少量补贴。这些出版社必须有盈利或者微利，在这方面它们与商业出版社相差无几。竞争那些拥有广泛读者的少数作者是激烈的；但是对大多数作者来说，真正的竞争是能否出版他们的作品。没有津贴，没有专著丛书，中世纪研究者面临“发表或毁灭”的巨大压力，他们必须找到愿意编辑、出版他们著作的大学出版社。是否出版，不单由某个丛书编辑决定，而是由出版社董事会听取外部匿名审读人的意见后决定。这就是说，出版不仅仅取决于提交作品的学术价值，也在于其市场竞争力。学术专著通常必须盈利，或者至少收支平衡，这意味着出版社出版的每本书必须至少卖出500至800本。因此，中世纪研究在美国，甚至比欧洲更加直接地受市场左右，而这个市场，无论好坏，是衡量美国当代中世纪研究做什么、写什么、出版和争论什么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这些文化和制度约束中产生的著作和论文，可以定性为比较型的、超越国家的、跨学科的。然而，针对所有跨学科的合作，设立合作经费在美国极为罕见：因为没有机构或者专业传统能够在特殊研究领域（Sonderforschungsbereiche）安排跨学科的合作项目，美国大学体制也不了解如何评估和补贴真正的协同工作。美国学者往往非常孤立地工作，与人协作通常只意味着会议论文的联合主编。

那么，美国人做什么？把美国学界分类到汉斯·维尔纳·葛茨的“现代中世纪研究”（Moderne Mediävistik）的整齐名目下，我有些犹豫。相反，让我看一下中世纪研究的“看门人”主要允许什么样的内容通过，即当前我们领域的两个主要大学出版社都出版什么样的图书：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有一套最初由爱德华·彼得斯（Edward Peters）编辑、现在由鲁斯·马佐·卡拉斯（Ruth Mazzo Karras）编辑的历史悠久的中世纪著作丛书；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最近有芭芭拉·罗斯文（Barbara Rosenwein）主编的一个丛书。^[3]不考虑原始史料的翻译和编辑，在200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图书，例如对中世纪艺术图像的功能与局限的探索^[4]、对犹太基督教期盼千福年说的研究^[5]、对教区的宗教生活的详细分析^[6]、对早期加洛林王朝战争的研究^[7]、对威尼斯控制时期克里特岛民族认同的探索^[8]、从奥古斯丁到文艺复兴冥想阅读的广泛研究^[9]，还有一些德国历史学家关于中世纪社会秩序的研究文章^[10]、在2001年被视为新研究的波西米亚权力与社会研究^[11]、关于朗格多克异端的竞争论述^[12]、普罗旺斯特罗拜里茨（Trobairiz）抒情诗研究^[13]、盎格鲁-撒克逊文职文化中的女性研究^[14]、中世纪的弗朗西亚贵族血缘关系研究^[15]、中世纪晚期英国的女修道院研究^[16]、低地国家的比津（Beguines）研究^[17]、可视化的女性社会性别模式研究^[18]、巫术与魔法论文集^[19]、中世纪主要白话文本和手稿研究（如《罗兰之歌》和《法国的莱斯玛丽》）^[20]，以及对亚瑟王传奇作为英国殖民地的想象社区的研究。^[21]芭芭拉·罗斯文的新丛书，包括中世纪早期巴伐利亚的冲突处理研究^[22]、埃芒加德伯爵夫人周边的那博纳斯（Narbonnais）的详细区域研究^[23]、中世纪意大利奴隶制语言的分析^[24]、13世纪的巴黎性别与贫困研究^[25]、通过意大利建筑透视主教的权力架构^[26]、残忍（cruelty）的历史^[27]、对仇恨与和解的分析^[28]，以及将两本之前出版的著作分别翻译成法语和荷兰语^[29]。

关于美国当前中世纪研究现状，以上简略的样本告诉我们什么呢？我想还是很多的。首先，这些主题广泛涉及许多传统学科。这些出版物处理艺术和观念、文学和手稿学、亚瑟王传奇和普罗旺斯抒情诗。学科之广，难以简单地放在大学院系框架内，然而都因共同的关注联合起来。性别，尤其是女性，是中心话题，或者说是大部分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无论研究的问题是宗教团体、权力关系、音乐、血缘或贫穷。使性别成为历史和文化分析的一个基本要素的目的，似乎很大程度上在这个范围实现了。

其次，中世纪研究覆盖的地理范围相当大：虽然大多数美国中世纪学者仍集中研究英国和法国，但是对日耳曼地区和东欧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对多元文化互动的地区也如此，如近年对克里特岛、西班牙和匈牙利。然而，这些往往是个案研究分析，旨在测试更广泛的社会学的和文化的模式及假说，而不是格外看重特定地点的特殊性。因此，人们可以同时看到细致的微观研究和泛欧洲的宏观研究。很少有专著以中世纪王国作为一个研究单元，很少学者（除了那些完全研究英格兰的）可以被恰当地定位为“国家史”历史学家。

同样重要的是，大多数研究的重点不是事件、社会和经济关系、正式的政治或学术理论、意义的表达系统，而是这些所代表的：贫困的象征意义、族性的建设、血缘的想象、文学文本表达的怨恨与和解的情感世界、读者对文本含义的构建。美国中世纪学者不再相信可以研究事件和社会结构，而是越来越关注对社会、政府、宗教、性别和权力的视觉及文本呈现。

最后，上述两套丛书列出了对法国、德国和荷兰最新论著的翻译。多年来，除了法语的论著翻译针对普通读者外，“经典”通常要花30年或更久才能被翻译过来，英语读者无法进入欧洲大陆学术（Continental scholarship）。今天，较年轻的欧洲人的作品有了相对快速进入英语世界的途经。也许在新的世纪里，美国和欧洲的中世纪研究，特别是在性别、呈现、文本、跨文本性、模型、个案研究以及地理的关注，或多或少，能够比过去的民族国家研究更加成为一体。

[1] 这篇文章最开始是以“Medieval Studies-Mittelalterstudien-in Amerika”为题发表在Hans-Werner Goetz and Jörg Jarhut eds．，Mediävistik im 21．Jahrhundert．Stand und Perspektiven der internationalen und interdisziplinären Mittelalterforschung（Munich，2003）一书中，pp．63-71。

[2] Michael Borgolt，“Vor dem End der Nationalgeschichten，Chancen und Hindernisse für eine Geschichte Europas im Mittelalter”，Historische Zeitschrift 272（2001），pp．561-596．

[3] 很明显，不是所有的美国中世纪学者都将成果在这两个出版社出版，甚至根本不在美国出版社出版。其他出版美国中世纪学者作品的机构主要有普林斯顿、芝加哥、牛津和剑桥出版社。美国学术界的特点是缺少明确的等级和中心。

[4] Herbert L．Kessler，Spiritual Seeing：Picturing God's Invisibility in Medieval Art（Philadelphia，2000）．

[5] Robert E．Lerner，The Feast of Saint Abraham：Medieval Millenarians and the Jews（Philadelphia，2001）．

[6] Katherine L．French，The People of the Parish：Community Life in a Late Medieval English Diocese（Philadelphia，2001）．

[7] Bernard S．Bachrach，Early Carolingian Warfare：Prelude to Empire（Philadelphia，2001）．

[8] Sally McKee，Uncommon Dominion：Venetian Crete and the Myth of Ethnic Purity（Philadelphia，2000）．

[9] Brian Stock，After Augustine：The Meditative Reader and the Text（Philadelphia，2001）．

[10] Bernhard Jussen，Ordering Medieval Society：Perspectives on Intellectual and Practical Modes of Shaping Social Relations（Philadelphia，2000）．

[11] Lisa Wolverton，Hastening Toward Prague：Power and Society in the Medieval Czech Lands（Philadelphia，2001）．

[12] John H．Arnold，Inquisition and Power：Catharism and the Confessing Subject in Medieval Languedoc（Philadelphia，2001）．

[13] Anne L．Klinck and Ann Marie Rasmussen，Medieval Woman's Song：Cross Cultural Approaches（Philadelphia，2002）．

[14] Clare A．Lees and Gilian R．Overing，Double Agents：Women and Clerical Culture in Anglo-Saxon England（Philadelphia，2001）．

[15] Constance Brittain Bouchard，Those of My Blood：Constructing Noble Families in Medieval Francia（Philadelphia，2001）．

[16] Nancy Bradley Warren，Spiritual Economies：Female Monasticism in Later Medieval England（Philadelphia，2001）．

[17] Walter Simons，Cities of Ladies：Beguine Communities in the Medieval Low Countries，1200-1565（Philadelphia，2001）．

[18] Madeline H．Caviness，Visualizing Women in the Middle Ages（Philadelphia，2001）．

[19] Bengt Ankarloo and Stuart Clark，Witchcraft and Magic in Europe，Vol．I：the Middle Ages（Philadelphia，1999）．

[20] Andrew Taylor，Textual Situations：Three Medieval Manuscripts and their Readers（Philadelphia，2002）．

[21] Patricia Clare Ingham，Sovereign Fantasies：Arthurian Romance and the Making of Britain（Philadelphia，2001）．

[22] Warren Brown，Unjust Seizure：Conflict，Interest，and Authority in an Early Medieval Society（Ithaca，NY，2002）．

[23] Fredric Cheyette，Ermengard of Narbonne and the World of the Troubadours（Ithaca，NY，2001）．

[24] Steven A．Epstein，Speaking of Slavery：Color，Ethnicity，and Human Bondage in Italy（Ithaca，NY，2001）．

[25] Sharon Farmer，Surviving Poverty in Medieval Paris：Gender，Ideology，and the Daily Lives of the Poor（Ithaca，NY，2002）．

[26] Maureen C．Miller，The Bishop's Palace：Architecture and Authority in Medieval Italy（Ithaca，NY，2000）．

[27] Daniel Baraz，Medieval Cruelty：Varieties of Perception from Late Antiquity to the Early Modern Period（Ithaca，NY，2003）．

[28] Paul Hyams，Rancor and Reconciliation（Ithaca，NY and London，2003）．

[29] Dominique Iogna-Prat，Order and Exclusion：Cluny and Christendom face Heresy，Judaism，and Islam，1000-1150，（Ithaca，NY and London，2002）；Karl Heidecker，The Divorce of Lothar II：Christian Marriage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Carolingian World（Ithaca，NY，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