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历史学者[1]
张画沙 译
几年以前，我出版了一本探讨中世纪同现代民族主义间关系的小书：《民族的神话》（The Myth of Nations）。在书中某处，我有意夸张道：《日耳曼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的编辑们在收罗日耳曼历史丰碑的过程中，最终将欧洲的一大部分，甚至北非，都收入了囊中。“而这一思考方式的结果”，我写道，“是将日耳曼的领土，扩张到了令拥有那句恶名昭彰的歌词‘从马斯到默默尔，从埃施到贝尔特’（Van der Mass bis an die Memel，Von der Etsch bis an den Belt）的《德意志人之歌》（Lied der Deutschen）都自惭形秽的境地”。[2]书出版不久，我收到了一封来自蒂姆·鲁伊特（Tim Reuter）的电邮。他在住院期间读了我的书。他写道：
你书中28-29页有关《日耳曼历史文献》的部分令我有所感触。这恰是因为本月初，我在“英美历史学者会议”上做了一篇报告，其中谈到了施泰因计划（the Stein project）对其他民族历史的挪占。尽管当时我并不知道你《神话》一书的存在，我在报告中的措辞却和你几乎完全相同。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现在对早先的观点不那么确信了。这一泛日耳曼主义行为的意图，也许并不是要挪占全部的泛欧洲早期史，而是想要尽量全面地了解早期日耳曼社会。
蒂姆是在以温和的方式提醒我，我正行走于危险的边缘：我的书几乎歪曲了19世纪历史学者的行为动机，也歪曲了他们投身于当时重大事件时采取的方式。这温和的警告促使我更严肃地阅读与思考：过去的历史学者们，是如何作为人——而非历史学者——参与到他们正在经历的重大事件之中的？对历史学者来说，在投身于历史的同时投身于当下并没有什么不恰当的。实际上，兼顾两者对历史学者来说至关重要。正如马克·布洛赫在《奇怪的战败》（L'etrange defainte）（身后出版）中写道，“就像我的导师皮朗（Pirenne）惯常说的，历史学者的第一要务，是对生活怀有兴趣”。[3]在《历史学家的技艺》（The Historian's Craft）一书中，他更从皮朗的生平，给我们举了一个历史学者如何投身于当下的完美事例：布洛赫年轻时曾陪伴皮朗前往斯德哥尔摩。皮朗抵达之后的第一个愿望并不是造访历史名胜，而是去看看新市政厅。面对年轻布洛赫的惊讶，皮朗回答：“如果我是个古物学者，我会对鉴赏老物件感兴趣。但因为我是一名历史学者，所以我热爱生活。”[4]正是凭着对当下的参与，历史学者得以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具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历史研究不仅仅同过去相关：历史研究一直关注的，是过去对于当下与未来究竟具有何种意义。
当然，布洛赫自己深刻领会了这一课：他拒绝了邀请，放弃了在世外桃源美国安全地继续历史学研究的机会。相反，他选择加入法国抵抗军。众所周知，他最后死于保卫国家自由的战斗之中。
因而，至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历史学者是否应当在公共与个人层面积极参与到我们时代的重大事件之中，而是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们，应以什么方式来参与。这是一个易于提出，却难以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因为作为历史学者的我们，可以举出太多糟糕的例子：学者们将他们的专业学识奉献给政治、意识形态，或者信仰，而他们的如此行为，却往往给这些公共生活领域带来灾难性后果。而最终，这些学者自身声名所受的牵累也是灾难性的。在应对当前危机挑战的时刻，这样的“历史教训”读来难以令人轻松。
皮朗和布洛赫的事例也许是英雄主义的，但历史学家对其所在世界的积极参与，却潜藏着暗黑的另一面。布洛赫也许敬仰皮朗对自身时代的积极参与，但皮朗参与世界的方式，却为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他的国家投下了不止一片阴影。从学术角度看，皮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特别是他被关押于日耳曼一方战俘营的经历，导致他对他曾经景仰的日耳曼学术与文化进行了一番重新评价。皮朗的这一变化可以理解，可他的所作所为，却不仅限于重新审视当代日耳曼——对于古典时代与中世纪之间的过渡时期，皮朗做出了一个不仅错误严重而且相当危险的阐释。皮朗的战争创伤，不仅包括他自己的被俘，还包括他儿子在战争中的死亡。而这些创伤，不仅导致他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了日耳曼学术的地位，更导致他从根本上重新评价了日耳曼人在欧洲历史中的地位。早在1920年，皮朗就任根特大学（University of Ghent）校长时，就进行了题为《我们为什么要忘却日耳曼》（ce que nous devons devons desapprendre de l'Allemagne）[5]的就职演说。皮朗所经历的日耳曼的野蛮行径，使他拒绝承认日耳曼对欧洲历史存在任何形式的影响：他不仅否认19世纪日耳曼思想传统所具有的一切积极意义，而且不承认日耳曼入侵导致古典世界终结这一消极意义。皮朗认为，尽管日耳曼人终结了罗马的国家体系，但能够取代罗马的日耳曼文明或文化却并不存在。正如他所说，“入侵并没有将西欧日耳曼化，它只是将西欧野蛮化了”。[6]在著作《穆罕默德和查理曼》（Mahomet et Charlemagne）中，皮朗将这一否定付诸文字。在书中，他寻找能够配得上古典文明终结者这一称号的其他外来侵略者，并在伊斯兰文明中找到了他认为日耳曼入侵者所不具有的力量。[7]
如果从长远角度考虑，皮朗的个人经历所造成的种种负面后果中，比上述更加严重的，大概就是他所著的《比利时史》（History of Belgium）了。作为一位母语为法语的比利时爱国者，他试图以一种目的论的方式来解读从古典时期后期开始的列日（Liege）、布拉班特（Brabant）和佛兰德斯（Flanders）区域历史。于是，从1830年兴起的比利时王国，就变成了欧洲历史中自然而然、无可避免的发展必然。[8]这导致了持续几十年之久的意识形态冲突：政客们利用这位比利时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来为他们的政策谋求合法性。而他们的这些政策罔顾了欧洲这片异质性区域的深厚历史。从这位伟大历史学者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自身时代的积极参与，尽管在人情层面上算是合情合理，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他自己以及自己学术的背弃。当我们试图撰写同自身密切相关的历史时，这是我们所共同面对的风险。
我会重新讲到马克·布洛赫，并探讨他是如何以一种很不同的方式应对这一困境的。我认为他做得比皮朗更成功。但首先，我想要看看另两位伟大的历史学者是如何参与到19世纪最剧烈的政治与学术冲突——普法战争，以及普鲁士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吞并——当中的。我意在说明：即便处于当前政治辩论的“错误”一方，一名历史学家也能够保持对其职业的忠诚。
杰出学者对政治领域最显见的干涉之一，发生在普法战争刚刚结束的1870年。我们需要牢记，这是历史学刚刚从古物学和浪漫主义中脱胎出来的时刻。在莱茵河两岸，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者们正在首次尝试创造历史科学。历史学正在社会中扮演一个史无前例的角色，而欧洲历史学者们则成为了当时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代翘楚。此外，那时的学术正向国际化发展：欧洲内部往来频繁，普法之间共享学生，而且从前一个时代延续而来的知识分子社团意识也在发挥作用。包括后来创立《历史杂志》（Revue historique）的盖博尔·摩诺德（Gabriel Monod）在内的一批法国年轻学者中的精英，都曾在1860年代就学于哥廷根大学乔治·魏茨（Georg Waitz）门下。而在法国，声名最煊赫的日耳曼学者非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莫属。蒙森的多卷本《罗马史》（Roman History）正在被查尔斯-阿尔弗雷德·亚历山大（Charles-Alfred Alexandre）忠实地译成法文。这项工作从1863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872年。但从第一卷面世到第六卷出版，整个世界已经天翻地覆了。
在第一卷的前言中，亚历山大开篇便赞誉蒙森，称他能将广博的学识与他身为法理学家、哲学家和一个现代政治之人[9]的静思相融合。接下来，亚历山大承认，尽管日耳曼历史科学在法国人们所知甚少，可“考古学、比较语言学、法律科学，因而也有历史学——这根知识之权杖曾被我们17世纪的杰出作家们勇敢持于手中；而在19世纪下半叶的今天，它毫无悬念地属于我们的邻居了”。[10]可到了1872年，亚历山大却几乎要放弃出版蒙森《罗马史》的最后一卷了。个中原因很简单：在普法战争之中，亚历山大写道：
我们的著者，M．蒙森，居然和日耳曼教授们组成的那伙暴徒一起呼救起来了！曾一再享受我国那自由诚实的好客之道的M．蒙森，在《致意大利人的书信》（“Letters to the Italians”）中侮辱了我们。他侮辱我们时使用的语言，是对他自己客人身份的玷辱，也是对他自己高贵敌人身份的玷辱！[11]
亚历山大继续煽动他的法国读者道：
让我们这样复仇吧：让我们跨过莱茵河，夺回17世纪的法国学术。它们现在正被日耳曼人所禁锢，并被他们用做征服我们的武器。让我们从日耳曼人那里重新夺回那些在他们手中变得鄙俗的学说，以及那些能令一个民族习惯于个人尊严与纪律、习惯于责任与牺牲精神、习惯于信仰一切形式的纯粹宗教与爱国主义（la patrie）信条的制度。[12]
而令亚历山大和许多其他法国历史学者和知识分子如此愤怒的那份文本，自然是蒙森在普法战争期间以及刚刚结束后，发表于米兰刊物上的三封信。[13]在先头的信中，蒙森呼吁意大利人不要作为法国的盟友参战，因为在来自法国和奥地利的威胁面前，干预战争将会酿成一场大祸。最后一封信写于普鲁士胜利后，在这封信中，蒙森激烈地论证了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的日耳曼身份。这封信让蒙森昔日的法国朋友和同事尤为怒火中烧。他们的此种反应，堪称“法兰西思想的日耳曼危机”。[14]
法兰西人对这场危机的反应具有多种形式。很多法兰西学者将日耳曼历史学和语言学看作一件武器。正如亚历山大已于1872年暗示的，法兰西人想要像夺取武器那样夺取（法兰西人自己认为是夺回）它们。举例来说，语言学家利昂·高德（Léon Gautier）甚至认为日耳曼人都接受了语言学学者式的训练，而日耳曼的胜利也归结于这种训练：“普鲁士人用批判文字的办法来打仗：他们采取同样的方式和精准度来对待两者。”[15]法兰西的大学开始模仿日耳曼的治学方式：1876—1879年之间，他们创设了大约250个语言学和历史学大学教授职位；日耳曼的语言学方法论传统也被吸收进来。然而，由于法兰西人将这种方法论看作一种已被日耳曼人成功使用的武器，他们便意欲如法炮制，将它同样作为民族权利斗争中的一件武器。因此语言学仍旧是民族主义的一件道具。费希特（Fichte）曾坚称，只有自然的语言，才能使一个民族与天主建立起合宜的关系。于是法兰西的语言学者们以一种同费希特类似的思维方式辩称，中世纪法兰西的文学创作，是那么自然地易于掌握，几乎不需要什么翻译——因为它实事求是地记录下了一种霍华德·布洛赫（Howard Bloch）看来“比其他任何语言都更清晰、精确、自然”[16]的语言。
以摩诺德为代表的这批历史学者从日耳曼返回后，蓄势待发地要将自己曾被灌输的日耳曼的历史研究方法，奉献给法兰西民族。正如摩诺德在《历史杂志》第1期卷首语中所写：
特别是在法兰西，惨痛的经历导致国内形成了种种敌对的派系，每个派系都将自己同一个特定的历史学传统联系起来。在最近一段时间里，这一状况严重损害了几个世纪以来缓慢建立的民族统一；而这同时也给予我们一项义务：我们需要凭借深刻的民族历史知识，在民族的灵魂中重新唤醒它的自我意识。[17]
因此，法兰西人要追寻一种“科学的”语言学，其原本的目的是要从具有日耳曼精髓的浪漫主义中寻求脱离之道。可在此过程中，他们所挪占的却恰恰是日耳曼民族主义所使用的那套工具。这其中讽刺意味十足。
而在更直接的战场上，法国学者们则感到自己需要对蒙森本人加以回应。大体说来，他们的回应具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声称，如果审慎阅读蒙森的学术著作，读者就能揭露出他政治立场的根源。加斯东·布瓦西耶（Gaston Boissier）于1872年对蒙森的回应，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布瓦西耶当时是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古典拉丁文文学教授，他在不久后被选为法兰西学术院（Académie française）院士，成就不朽。他对蒙森的分析发表于《两世界杂志》（Revue des Deux Mondes）。在文章中，他着力展现那些“相信共同参与一项研究，可使两个民族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彼此”以及“希望作家与学者会在达成共同期望的和解之后，欣然扮演善意调停人与和平大使的角色”[18]的学者们，错得多么离谱。与这些学者相反，布瓦西耶认为，日耳曼学者与其说是平息了两个民族之间的厌憎，倒不如说是挑起了厌憎。同时“在以我们为对象的侮辱大合唱中，最毒辣、或许也是最无情的声音，来自于M．蒙森”。[19]布瓦西耶也不认为蒙森关于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写作同《罗马史》之间存在任何区别。他表示，一切在《致意大利人的书信》中变得明晰的政治立场，都能在《罗马史》中找到根源。首先，关于罗马的兴起，蒙森并没有关注罗马的诗歌与文化，也并没有关注“努马（Numa）和厄格里亚（Egeria）的罗马，卢克莱修（Lucretius）和塔昆王朝（the Tarquins）的罗马”这种浪漫的诞生故事。与之相反，蒙森竟简略地以罗马是“一处商业之地”来开篇！[20]在布瓦西耶看来，用这种强调商贸和物质利益的粗鄙方式来描绘罗马的起源，为整部书奠定了基调。布瓦西耶认为，蒙森是在以现今主义（presentist）观念支配他对既往事件的研究，《罗马史》正暴露了这一点。但蒙森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怀并不是《罗马史》的唯一缺陷：在布瓦西耶看来，蒙森“没有等到1870年的事件之后才开始厌憎我们……他早在我们祖先高卢人的身影中就看到了我们，并对我们施以了不公正的待遇”。[21]
布瓦西耶还表示，蒙森的作品除表达了对法兰西/高卢人的厌憎之外，更体现了一种深重的保守主义：在他看来，蒙森把普选权看作一切邪恶的根源。罗马的荣光，归根结底来自恺撒主义。只有英雄或恺撒，才能拯救罗马。布瓦西耶认为，对于蒙森来说，世上最重要的是强权：“他热爱并仰慕他能遇到的一切强权。”[22]
布瓦西耶以同样的方式，继续攻击蒙森：他认为，蒙森在《罗马史》的精髓之中构筑的原则，将会成为俾斯麦治下日耳曼政策的准则——物质利益高于精神与美学；注重实用；强权先于合法性：
俾斯麦乐于在重要场合创造的那些高高在上的理论，早在蒙森《罗马史》中就可找到。从1856年开始，它们已在大学中流传，被识字的精英阶层所称道。俾斯麦将它们拿来付诸实施；如今，它们已成为日耳曼政策的精髓。[23]
布瓦西耶暗示，蒙森实际上是俾斯麦政治纲领的肇造者——这未免言过其实。布瓦西耶的批判不仅针对蒙森的《致意大利人的书信》，还针对蒙森的《罗马史》：布里希耶这一选择乍看来也算合情合理；至少，这是学者们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政治交流的一个例证。然而，我们若由此推断蒙森也在此列之中，却未免有失公允。蒙森创作《罗马史》的目的，并非在于大肆掠夺罗马历史以供日耳曼民族主义之用。甫斯特尔·德·库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认识到了这一点。甫斯特尔同样是一名古典学者和法兰西爱国者，但他对既往与当下的理解，较布瓦西耶要细腻得多。我在本文想要探讨的，正是这另外一种对当前事件的学术性参与方式。在这种参与之中，重要的不仅仅是分辨孰是孰非。我认为，尽管布瓦西耶选择控诉，但当时的学者们是能够以一种较布瓦西耶更加值得尊敬的方式，来积极参与当前政治的。蒙森同甫斯特尔进行的政治辩论就是明证。
因此我们必须回头看看蒙森在《致意大利人的书信》中到底说了什么。尤其重要的是最后一封信：它写在法兰西战败之后，其中着重探讨了阿尔萨斯和洛林问题。
毫无疑问，蒙森对普鲁士在战争中的立场深信不疑，坚决拥护：他坚信，这场战争归根结底归罪于拿破仑三世，他也坚定支持依托普鲁士胜利而奠基的德意志帝国。[24]他毫不犹豫地宣告阿尔萨斯与洛林属于日耳曼。《致意大利人的书信》是纯粹的政治宣传，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得以借机检视这位史学大家，是如何利用既往历史，来建构政治宣传的。
这份文本的第一个、也许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蒙森对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深厚的罗马与中世纪史只字不提。蒙森虽是一名伟大的古典学者与早期中世纪学者，在《致意大利人的书信》中，他却止步于回溯到普法战争前一个世纪。他笔下的日耳曼，并不是塔西佗（Tacitius）笔下抑或是《萨利克法》（Salic Law）之中的日耳曼，也不是克洛维（Clovis）或是查理大帝时期的日耳曼。人们多半会预想，蒙森将运用他早期中世纪阿拉曼尼亚的知识来构建他的论证。人们大概也曾预想，蒙森会指出，在中世纪早期，阿尔萨斯曾是阿拉曼尼亚公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原本可以强调阿尔萨斯曾是日耳曼文学摇篮这一事实：正是在阿尔萨斯，9世纪翻译家、作家维森博格（Otfried de Weissenburg/Wissembourg）创作了《福音书》的首个日耳曼文译本。维森博格以此明确向法兰克人致敬，并向他们提供了用自己的语言使用《圣经》的机会。正如《致意大利人的书信》编辑吉安弗兰科·利波拉提（Gianfranco Liberati）指出的，蒙森本还可以提醒读者，从歌特弗里德（Gottfried of Strasburg）到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d），再到约翰·弗斯查特（Johannes Fischart），全都是日耳曼文学史中的阿尔萨斯籍作家。[25]蒙森也可以准确描绘这一地区是如何从10世纪开始直到17世纪都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牢牢掌握之中。当时的时代背景，几乎是在高声召唤蒙森这位当时最博学的历史学者利用自己的专业学识来阐释阿尔萨斯-洛林问题。但蒙森拒绝这样做。正如我们在第三封信中看到的，蒙森并没有论及比18世纪中期更早的历史。而在绝大部分篇幅中，他的关注焦点都放19世纪中期。
蒙森对诸如此类的历史论证法持断然拒斥态度，因为他承认，地域以及人口的性质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需要那些属于法兰西的领土，不管那些领土原本就是属于法兰西的，还是后来变成法兰西的。”[26]这意味着蒙森认为，不论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历史上如何，它们具备成为法兰西一部分的可能性。但他只是简要地论证说，这种可能性并没有成为现实。蒙森虽是一名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但他并不认为历史中存在某个固定的时刻，一切民族边界与权利都在这一时刻被一劳永逸地划定。
蒙森关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归属的论证的确基于语言与文化，但他指的是19世纪，而不是古典时期或者中世纪的语言与文化。诚然，他所建构的也是一种历史论证法，但他的论证仅仅基于相当晚近的历史：
当我们阅读日耳曼学生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日耳曼大学里写成的诗歌时，当我们在他的自传中读到阿尔萨斯一个名叫森海姆的村庄里田园生活的美好滋味的时候，我们领略到了日耳曼式爱恋最生动、最瑰美、最诗意的体现。合上书卷，我们不免追问，我们的父辈如何能够将我们诗歌的圣土丢给这些外乡人。在他们手中，我们诗歌的花朵既不能萌芽，也不能散发芬芳。我们也深知，这些外乡人是以消灭我们的语言、习俗和宗教为己任的。[27]
这当然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解读——这种解读意味着日耳曼民族身份是通过继承而不是意愿得来的。但当他谈论语言的时候，他指的是歌德的语言，而不是维森博格的语言。并且，他在语言学方面的论证基于理查德·柏克（Richard Boeckh）刚刚进行不久的统计调查。[28]当他谈论习俗的时候，他指的是他所处时代的习俗，而并不是塔西佗笔下的旧习俗。当他以“我们的宗教”发起号召时，他指的不只是新教，还包括弃绝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中越山主义（Ultramontine visions）观点的天主教派别。[29]
蒙森在政治上也许是错误的，但他并没有将自己的历史学研究牵累其中。作为与蒙森最旗鼓相当的法兰西对手，甫斯特尔·德·库朗日对蒙森的理解远胜于布瓦西耶。正如波尼·埃弗罗斯（Bonnie Effros）所指出的，甫斯特尔无疑有能力敦促其他历史学者运用专业学识来“摧毁谎言，遏制野心，并且——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抵御这种新形式的、对我们的良心以及爱国心领域的侵略”。[30]在另外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后，皮朗曾对日耳曼彻底失望。而早在皮朗之前，甫斯特尔已经产生了类似的态度。甫斯特尔在另一篇文章中真心诚意地否认了日耳曼人在高卢的活动曾对法兰西历史做出任何贡献。他在1872年发表于《两世界杂志》的文章论证说，日耳曼人在高卢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日耳曼人数量不多，高卢人的血统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更何况来到高卢的日耳曼人“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学者”。[31]然而，当同蒙森这位伟大学者直接对话时，甫斯特尔却采取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他对《致意大利人的书信》的回应，以向蒙森的致辞为开篇：“您离弃了您的历史学研究来攻击法兰西，我也离弃我的以回应您。”[32]因而，从最开始甫斯特尔就已默认这一事实：当蒙森撰写《致意大利人的书信》时，并无意将此文作为自己其他历史学分析著作的延伸。
甫斯特尔将蒙森的主要论点总结为：蒙森宣称阿尔萨斯是日耳曼民族的一部分，因为“它的人口属于日耳曼种族，而且它的语言属于日耳曼语言”。[33]接着，甫斯特尔以此责备蒙森，因为一名历史学者不应幻想通过种族和语言来决定民族性。他进一步提出，“如果民族相当于种族，那么比利时应当属于法兰西，葡萄牙应当属于西班牙，荷兰应当属于普鲁士，而苏格兰应当从英格兰中分离出去。俄罗斯和奥地利应当被分成三四个部分，瑞士应当被分割，而波兹南地区肯定应当从柏林分割出来”。[34]甫斯特尔还提到在法兰西通行的语言有五种，在瑞士通行的语言有三种，而按照蒙森的论调，美国须得与英格兰重新统一才对。[35]接下来，甫斯特尔阐述了法兰西民族的意识形态：
无论种族还是语言都无法构建一个民族。只有当人们拥有共通的思想、兴趣、情感、记忆以及希望的时候，他们才由衷感到同属于一个群体。您知道是什么让阿尔萨斯成为法兰西一部分的？不是路易十四，而是我们1789年的大革命。从这一刻开始，阿尔萨斯分享我们的全部命运，我们的生命就是它的生命。它想我们之所想，感我们之所感。它与我们共享胜利与荣光，共承失败与罪责，也分担我们的一切欢喜与悲哀。它同您没有丝毫共同点。对它来说，祖国即是法兰西。日耳曼才是那个外乡人。[36]
我们由此再一次看出，分属法兰西与日耳曼的这两位历史学者，都没有试图从深厚的古典与早期中世纪历史中，为阿尔萨斯-洛林的命运寻找论据。尽管对于作为学者的甫斯特尔来说，古典与早期中世纪这两个时代至关重要，但他同蒙森一样，并不认为基于如此久远过去的历史论证法，能在当前的政治辩论中发挥作用。令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历史，是近现代史，而不是古代史。基于一些误读，甫斯特尔甚至斥责他的日耳曼对手，认为蒙森根本不该在辩论中涉及任何历史：
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者。但语及当下的时候，请让我们别将目光太多地倾注于历史。种族属于历史，属于过去；语言同样属于历史——它无非是遥远过去残存的遗迹与符号而已。属于当下且生动鲜活的，却是动机、观念、兴趣与情感。[37]
实际上，尽管在《致意大利人的书信》中，蒙森的确将自己的论证植根于语言与文化，但除曾用其指代法兰西人之外，他几乎没有提及“种族”一词。[38]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蒙森的历史论证法，同常见的19世纪历史民族主义者的论调并不相同，同布瓦西耶对他作品的解读也绝不一致。甫斯特尔在对蒙森的直接回应中，同样并没有将重心放在“日耳曼血脉”或者早期中世纪移居点的性质上。两位伟大的古典与中世纪历史学者，在就自己民族身份中最重要的议题进行辩论时，却都明确拒绝从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寻找论据。在我看来，这是我们从这次交锋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这两位当时最渊博的历史学者，尽管处于一个对历史无比迷恋的时代，在针对当时最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进行辩论时，却都明确选择避谈自己的专业领域，以及所谓的“历史的经验教训”。
回顾了这两位分别来自19世纪法兰西与日耳曼的中世纪学者之间的辩论之后，让我们回到马克·布洛赫的例子，比较一下在积极参与政治之时，他同上述两位学者采用的方式有何异同。同甫斯特尔与蒙森相类似，布洛赫那些激情澎湃的政治写作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他几乎丝毫不提及中世纪历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试图将当下事件同他所熟稔的中世纪作出比较。在他写于1921年的早期作品《一名历史学者对战争中假新闻的反思》（Réflexions d'un historien sur les fausses nouvelles de la guerre）中，他的确关注了纪尧姆的《圣伯尔纳德的生平》（Guillaume de Saint-Thierry，Life of St．Bernard），但这只是为了说明人们总是对最熟悉的事物视而不见，之后便将话题转向了对流言背后心理学的分析。而他的这一分析本身，却完全取材于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39]我们在他于1940年写作并发表的《奇怪的战败》（L'étrange défaite）中看到，他分析的对象完全是当时的形势：这位中世纪专家坚定认为，德国的军事主义或是法西斯主义并不存在深藏的历史根源。布洛赫的确是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来说这番话的，但这意味着他是在将一名历史学者拥有的训练与习惯应用于对当前形势的分析上：
将近三十四年来，历史教学与写作一直是我的专长。这份工作使我概览了来自于不同时代的诸多文献，以便我能尽可能地辨伪存真、悉心观察、研究评论……当研究这些我多少参与其中的悲剧性事件时，我应用的也正是同样的研究方式，以及——我希望——同样的诚实态度。[40]
最终，在《一个战败者的证词》（La Déposition d'un vaincu）一文中，他最为直接地探讨了从往事中为今日之事汲取经验教训的诱惑：
关于我们战备薄弱这一方面，我们是否应当将其归罪于历史？有些人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是不是该认为，是历史欺骗了我们？”我们在诺曼底停留的最后几个小时中，当我们已被失败打击得灰心丧气时，我听到这样的字句，从一位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口中传来。如果他口中的“历史”，指的是他所接受的所谓历史教育，那么我同意他的说法。但这样的历史教育，与其说是历史，倒不如说与历史学所致力于成为的历史科学截然相反。[41]
因为在布洛赫看来，以如此浅薄的方式援引历史是不可接受的。所谓的遵从历史经验教训，实际上是对历史学本身最根本的否定：
因为历史学归根到底，是一门关于变迁的科学；两起事件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它们的先决条件绝不可能恰巧完全相同。历史学了解这一点，历史学也教导我们去理解这一点。[42]
从终极层面来说，布洛赫这样的信念，较之他所崇敬的英雄亨利·皮朗，实际上与蒙森和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接近得多。我认为这样的信念，是历史学者们积极参与当前面临的重大事件时，所能参考的最强有力、也是最重要的范例。历史学者们能够对当前面临的事件做出贡献：这些事件包括战争与和平、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与个人权利。但我们所能贡献的，与其说是有关过去的知识，不如说是有关如何审视过去的知识。这样一项技能，是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发展起来的：它包括批判性地调查与研究的技能；认识事物变迁、认识过去与现在之间区别的技能，以及——正如马克·布洛赫所希望的那样——得出结论时及在结论基础上采取行动时，保持诚实的技能。这些就是历史学者对现实生活做出的贡献。
希望更多的历史学者和政治人物能够追随这三位伟大历史学者的先例。不论对于杰出的历史学者还是政治人物来说，建构历史以服务于未来，都是一项危险的事业。了解历史是重要的，甚或是至关重要的，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用历史论证法来解决迫在眉睫的当前议题，不论这项议题是民族或国家权利，是欧洲统一，还是全球化。我们历史学者需要同蒙森和甫斯特尔一样，承认我们的专业在面对当前时代的问题时，是具有局限性的。这并不意味着较之马克·布洛赫与亨利·皮朗，我们需要同当今议题保持更加遥远的距离。但在面对这些来自当前的挑战之时，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认为我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历史知识来迎战。正如甫斯特尔·德·库朗日所劝诫的：“相反，还是让我们关注于自己的时代吧。”（Soyons plutôt de notre temps．）
让我再一次引用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同事蒂姆·鲁伊特的话来作为结语吧。鲁伊特不仅熟知如何区分过去与现在，而且熟知如何珍视友谊与学问。在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他以自己的疾病作为结语。但我们也可以将他的话语理解为是关于我们所有人的。我们是积极与坚定的历史学者，同时也是时代的公民：
这所有的一切，并不能保证中期或是长期的成功，其中仍有潜在的风险。但不论何种情况发生，我们的联系将要被打断一段时间了。如果我真的很不走运，这将是一段漫长的时光，甚至是永诀。因此，我利用还能说话的机会，对你说，感谢你伴我走过这段旅程，也感谢你做我智识上的伴侣。愿你健康如意。
也愿我们都能如此。
[1] 本文作为《鲁伊特演讲》（The Reuter Lecture）首次发布于2006年，并于2007年出版于英国南安普顿。
[2] Patrick Geary，The Myth of Nations：The Medieval Origins of Europe（Princeton，2002），p.28．
[3] 法文原文：“……un historien a pour premier devoir comme disait mon maître Pirenne de s'intéresser à la vie”，Marc Bloch，L'étrange défaite，Annette Becker and Etienne Bloch eds．，L'Histoire，la guerre，la résistance（Paris，2006），p.512．除非另有注明，所有对布洛赫著作的援引都取自这一版本。《奇怪的战败》于1949年被杰拉德·霍普金斯英译为Gerard Hopkins trans．，Strange Defeat：A Statement of Evidence Written in 1940（New York，1999）。本版序言作者为莫瑞斯·波威克爵士（Sir Maurice Powicke），前言作者为乔治·阿尔特曼（Georges Altman）。
[4] Bloch，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Paris，1964），p.13，见Annette Becker and Etienne Bloch eds．，L'Histoire，la guerre，la résis tance，p.879。其英译版The Historian's Craft（New York，1953）由彼得·帕特南（Peter Putnam）译出，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作序。
[5] Henri Pirenne，“Ce que nous devons désapprendre de l'Allemagne”（Ghent，1922）关于皮朗其人，参见Bryce D．Lyon，Henri Pirenne：A Biographical and Intellectual Study，（Ghent，1974）；Peter Schötter，“Henri Pirenne，historien européen entre la France et l'Allegmagne”，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1998，vol.76，pp．875-883。肖特尔认为，皮朗所拒斥的并不是日耳曼学术，而是其中沙文主义的部分。但我认为这种评价对这份文本以及皮朗之后的作品来说都过于宽松了。
[6] 法文原文：“L'époque des invasions n'a point germanisée l'Europe occidental，elle l'a seulement barbarisée”，Henri Pirenne，“Ce que nous devons désapprendre de l'Allemagne”，p.14。维奥兰特（Violante）以动人而细腻的方式引用与讨论了这份文本。参见Cinzio Violante，“La fine della ‘grande illusione’：uno storico europeo tra guerra e dopoguerra，Henri Pirenne（1914—1923）per una rilettura della Histoire de l'European”，Annali dell'Istituto storico italo-germanico Monografia 31（Bologna，1997），p.240。感谢颜武德（Ian Wood）向我指出这项研究。
[7] Henri Pirenne，Mahomet et Charlemagne（Paris and Brussels，1937）．英文版为Bernard Miall trans．，Mohammed and Charlemagne（New York，1939）。
[8] Henri Pirenne，Histoire de Belgique（Brussels，1900—1932）．
[9] “他深切领会自由之奥义，并将广博扎实的考古学知识、对意大利古代语言与习俗的了解，与他作为法理学家、哲学家与现代政治之人的静思结合起来。”法文原文：“Frappé des mérites austères de ce libre，où l'éudition vaste et sûre de l'arhéologie，la connaissance des vieilles langues et des vieilles moeurs de l'Italie，s'associent aux méditations profondes du jurisconsulte，du philosophe et d l'homme politique des temps modernes．”Theodor Mommsen，Charles A．Alexandre trans，Histoire romaine（Paris，1863—1872），vol.1，p．i．
[10] “法兰西对日耳曼的科学研究知之甚少。让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一事实，并让它激励我们在未来与他们展开高尚的竞赛，并得出更丰硕的成果。考古学、比较语言学、法律科学，因而也有历史学——这根知识之权杖曾被我们17世纪的杰出作家们勇敢持于手中；而在19世纪下半叶的今天，它毫无悬念地属于我们的邻居了。”法文原文：“Les travaux de la science allemande sont trop peu connus en France；avouons-le courageusement si cet aveu doit nous inspirer une émulation plus noble et plus fécond dans l'avenir．Le sceptre de l'érudition，de l'archéologie，de la philologie comparée，et de la science des lois，et par suite，d l'histoire；le sceptre que nos illustres écrivains du XVIIe siècle ont tenu d'une main si vaillante，il appartient à nos voisins，sans conteste dans la seconde moitié du XIXe．”Ibid．，pp．ix-x。
[11] 法文原文：“Pendant temps notre auteur M．Mommsen poussait lui aussi le cri de haro avec toute la cohue des professeurs germaniques！M．Mommsen qui jadis et tant de fois a usé de la libérale et franche hospitalité de notre pays nous insultait dans ses Lettre aux Italiens en une langue indigne d'un hôte，indigne d'un noble ennemi！”Theodor Mommsen，Histoire romaine，vol.8，p．vii。
[12] 法文原文：“Vengeons-nous en allant outre Rhin reconquérir et la science française du XVIIe siècle，qui y est détenue prisonnière et ces armes qui ont aidé à nous vaincre：allons reprendre aux Allemands les enseignments vulgarisés chez eux；les institutions qui habituent les peuples à la dignité personelle，à la discipline，à l'esprit de devoir et de sacrifice，à la foi en tous les dogmes purs de la religion et de la patrie．”Ibid。
[13] 前两封信分别于1870年8月10日和20日发表于米兰报纸《不屈者》（La Perseverana）和《世纪报》（Il Secolo）。第三封于战后以“致意大利人的书信”（Agli Italiani）为题出版于佛罗伦萨，1870年。三封信及来自吉安弗兰科·利波拉提（Gianfranco Liberati）的评点文字一起出版为：《致意大利人的书信》，《历史书刊》（Quaderni di Storia），1976年卷，第197—247页。本文所有引文来自这一版本，英文译文为本文作者自译。
[14] Claude Digeon，La crise allemande de la pensée française 1870-1914（Paris，1959）。若想了解历史学者们的具体反应，参见François Hartog，Le XIXe siècle et l'histoire，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Paris，2001）。
[15] 法文原文：“Car le Prussien se bat de la même façon qu'il critique un text，avec la même précision et la même méthode．”Léon Gautier，“Chronique”，Revue des questions historique，1870，vol.9，p.498，转引自Howard Bloch，“New Philology and Old French”，Speculum，1990，vol.65，p.45。
[16] Howard Bloch，“New Philology and Old French”，Speculum，p.44．
[17] 法文原文：“En ce qui touche spécialement la France，les événements douloureux qui ont créé dans notre patrie des parties hostiles se rattachant chacune à une tradition historique spéciale et ceux qui plus récemment ont mutilé l'unité nationale lentement créée par les siècles，nous font un devoir de réveiller dans l'âme de la nation la conscience d'elle-même par la connaissane approfondi de son histoire．”Gabriel Monod，“Introduction：du progrès des études historiques en France depuis le XVI-e siècle”，Revue historique，1876，vol.1，pp．5-38，esp.38．
[18] 法文原文：“Ils croyaient qu'en se rapprochant dans des études communes les deux peuples arriveraient à mieux se connaître et à s'estimar davantage；ils espéraient enfin que dans cette réconciliation qu'ils appelaient de leurs voeux les lettrés et les savants seraient heureux de jouer le rôle de bienveillants intemédiaires et d'ambassadeurs pacifiques．”Gaston Boissier，“L'Allemagne contemporaine：Études et portraits”，Revue des Deux Mondes），1872，vol.98，pp．798-826，esp.798-799．
[19] 法文原文：“Dans ce concert d'insultes dont nous avons été l'objet，la voix la plus aigre，la plus cruelle a été，peut-être，celle de M．Mommsen．”Gaston Boissier，“L'Alle magne contemporaine：Études et portraits”，Revue des Deux Mondes，p.799．
[20] “未来的世界之都，罗慕路斯和萨宾人的罗马，努马和厄格里亚的罗马，卢克莱修和塔昆王朝的罗马，其开端竟不过是一处商业之地！”法文原文：“La future capitale du monde，la Rome de Romulus et des Sabines，de Numa et d'Égérie，de Lucrèce et des Tarquins，a donc commencé par être simplement une place de commerce！”Ibid．，p.803．
[21] 法文原文：“M．Mommsen partage les sentiments de ses compatriotes，il n'a pas attund les événements de 1870 pour nous haïr et pour nous le faire savoir．Sa haine le rend très perspicace à saisir nos défauts．Il nous voit déjà et nous maltrait dans les Gaulois nos aïeux．”Ibid．，p.806．
[22] “没有什么能比强权更能让M．蒙森兴奋了；他热爱并仰慕他能遇到的一切强权。”法文原文：“Ce qui excite par-dessus tout l'enthosiasme de M．Mommsen，c'est la force；il l'aime et l'admire partout où il la rencontre．”Ibid．，p.822．
[23] 法文原文：“Ces théories hautaines que M．de Bismarck aime à formuler dans les grandes occasions on les trouve déjà dans l'Histoire romaine de M．Mommsen；elles avaient cours dès 1856 dans les universités，et les lettrés leur faisaient déjà un bon accueil．M．de Bismarck les en a tirées pour les faire entrer dans la pratique；aujoud'hui elles forment le code de la politique allemande．”Ibid．，p.826．
[24] 关于蒙森的政治观点，特别是他在战时与战后的立场，参见Lothar Wickert，Theodor Mommsen，Eine Biographie（Frankfurt，1959-1980），vol.4：Grösse und Grenzen pp．170-179；Stefan Rebenich，Theodor Mommsen，Eine Biographie（München，2002），p.168．
[25] Gianfranco Liberati，“Agli Italiani”，pp．226-227．
[26] 意大利文原文：“Noi non vogliamo que territori che ora sono francesi，sia da origine，sia infracesati．”Ibid．，p.213．
[27] 意大利文原文：“Quando leggemmo le poesie scritte da Goethe studente tedesco all'università tedesca di Strasburgo，leggemmo nella sua da autobiografia il delizioso idillio di Sesenheim，villaggio dell'Alsazia，la più viva e la più bella incarnazione poetica dell'amore alla tedesca che abbiamo，noi chiudemmo il volume non senza dimandarci come mai i nostri padri abbian potuto lasciare il campo santo della nostra poesia a que stranieri per cui que fiori né sputano né spirano e che sapevamo occupati ad sestirparvi la nostra lingua，i nostri costumi，la nostra confessione．”Gianfranco Liberati，“Agli Italiani”，p.209．
[28] Ibid．，蒙森原文见第211页，利波拉提批注见第231页。
[29] 意大利文原文：“Quando leggemmo le poesie scritte da Goethe studente tedesco all'università tedesca di Strasburgo，leggemmo nella sua da autobiografia il delizioso idillio di Sesenheim，villaggio dell'Alsazia，la più viva e la più bella incarnazione poetica dell'amore alla tedesca che abbiamo，noi chiudemmo il volume non senza dimandarci come mai i nostri padri abbian potuto lasciare il campo santo della nostra poesia a que stranieri per cui que fiori né sputano né spirano e che sapevamo occupati ad sestirparvi la nostra lingua，i nostri costumi，la nostra confessione．”蒙森原文见第213页，利波拉提批注见第228—229页。
[30] 法文原文：“……confondent le mensonges，arrêtent les ambitions et défendent，s'il en est temps encore contre le flot de cette invasion d'un nouveau genre les frontières de notre conscience nationale et les abords de notre patriotisme．”Numa-Denis Fustel des Coulanges，“De la manière d'écrire l'histoire en France et en Allemagne depuis cinquante ans”，Revue de Deux Mondes，Sep.1，1872，vol.101，p.251．该文评论文章见Bonnie Effros，“The Germanic Invasions and the Academic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János M．Bak，Jörg Jarnut，Pierre Monnet，Bernd Schneidmüller，eds．Gebrauch und Missbrauch des Mittelalters，19th．-21st．Jahrhundert：Uses and Abuses of the Middle Ages：19th-21st Century；Usages et Mésusages du Moyen Ag du XIXe au XXIe siècle，（Münichen，2009），pp．81-94。
[31] “日耳曼人在高卢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日耳曼人数量不多，高卢人的血统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高卢人的容貌同样也没有改变。来到高卢的日耳曼人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学者。”法文原文：“L'établissement des Germains en Gaule n'a donc pas pu produire les grands effets qu'on leur attribute ordinairement．Le sang n'a pas été notablement altéré car ces Germains étaient peu nombreux．La manière même don't ils sont entrés dans le pays ne leur permettait pas d'en changer la face．Ils n'ont été ni des vainqueurs ni des maîtres．”Numa-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L'invasion germanique au cinquième siècle：son caractére et ses effets”，Revue de Deut Mondes，May 15，1872，vol.42，p.268，转引自Bonnie Effros，“The Germanic Invasions and the Academic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Late Nineteeth-century France”。
[32] 法文原文：“Vous avez quitté vos études historiques pour attaquer la France，je qeitte les miennes pour vous réspondre．”Numa-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L'Alsace est-elle allemande ou française？Réponse à M．Mommsen [professeur à Berlin]（Paris，1870），Camille Jullian ed．，Questions historiques）（Paris，1893）；以及最近出版的Francois Hartog，Le XIX-Siècle et l'histoire，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p.398．所有引文来自后者。
[33] 法文原文：“……parce que sa population est de race germanique et parce que son langage est l'allemand……”Francois Hartog，Le XIX-Siècle et l'histoire，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p.401．
[34] 法文原文：“Si les nations corrspondaient aux races，la Belgique serait à France，le Portugal à l'Espagne，la Holland à la Prusse；en revanche l'Ecosse se détacherait de l'Angleterre à laquelle elle est si étroitement liée depuis un siècle et demi，la Russie et l'Autriche se diviseraient en trois ou quatre tronçons，la Suisse se partagerait en deux，et assurément Posen se séparait de Berlin！”Ibid．
[35] Ibid．
[36] 法文原文：“Ce qui distingue les nations，n'est ni la race，ni la langage．Les hommes sentent dans leur coeur qu'ils sont un même peuple lorsque ils ont une communauté d'idées，d'affections，de souvenirs，et d'spérances．Voilà qui fait la patrie．Voilà pourquoi les hommes veulent marcher ensemble，ensemble travailler，ensemble combattre，vivre et mourir les uns pour les autres．La patrie c'est ce qu'on aime．Il se peut que l'Alsace soit allemand parcla race et par le langage；mais par la nationalité et le sentiment de la patrie elle est française，Et savez-vous ce qui l'a rendue française？Ce n'est pas Louis XIV，c'est notre Révolution de 1789．Depuis moment l'Alsace a suivi toutes nos destinées；elle a véçu de notre vie．Tout ce que nous pensions，elle le pensait；tout ce que nous sentions，elle le sentait．Elle a partagé nos victoires et nos revers，notre gloire et nos fautes，toutes nos joies et toutes nos douleurs．Elle n'a rien de commun avec vous．La patrie，pour elle c'est la France．L'étranger，pour elle，c'est l'Allemagne．”Francois Hartog，Le XIX-Siècle et l'histoire，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p.402．
[37] 法文原文：“Vous êtes，monsieur，un historien éminent．Mais quand nous parlons du présent，ne fixons pas trop les yeux sur l'histoire．La race，c'est du l'histoire，c'est du passé．La langue，c'est encore de l'histoire，c'est le reste et le signe d'un passé lointain．Ce qui est actuel et vivant，sont les volontés，les idées，les intérêts，les affections．”Francois Hartog，Le XIX-Siècle et l'histoire，Le cas Fustel de Coulanges，p.403．
[38] 例如，蒙森在利波拉提《致意大利人的书信》第211页提到：“有些居于孚日山区谷地的人显然属于法兰西种族。”意大利文原文：“alcune piccolo valli nei Vosgi apparetenti alla razza francese．”
[39] Marc Bloch，“Réflexions d'un historien sur les fausses nouvelles de la guerre”，Annette Becker and Etienne Bloch eds．，L'Histoire，laguerre，la résistance，p.296．
[40] 法文原文：“Écrire et enseigner l'histoire：tel est，depuis tantôt trente-quatre ans，mon métier．Il m'a amené à feuilleter beaucoup de documents d'âges divers，pour y faire，de mon mieux，le tri du vrai et du faux；à beaucoup regarder et observer aussi……Ce sont ces mêmes habitudes de critique，d'observation，et j'espère，d'honnêteté，que j'ai essayé d'appliquer à l'étude des tragiques événements dont je me suis trouvé un très modeste acteur．”Marc Bloch，“L'étrange défaite”，Annette Becker and Etienne Bloch eds．，L'Histoire，laguerre，la résistance，pp．523-524．
[41] 法文原文：“Des faiblesses de notre préparation stratégique acuserons-nous donc la part q'y tenait l'histoire？D'aucuns l'ont pensé：‘Faut-il croire que l'histoire nous ait trompés？’Ce doute，dans les dernières heures de not séjour en Normandie，déjà assombries par la défaite，je l'ai surpris sur les lèvres d'un jeune officier à peine sorti de l'Ecole．S'il entendait par là jeter le soupçon sur l'enseignement soi-disant historique qu'il avait reçu，d'accord．Mais cet enseignement n'était pas l'histoire．Il se plaçait，en vérité，aux antipodes de la science qu il coyait représenter．”Marc Bloch，“La Déposition d'un vaincu”，Annette Becker and Etienne Bloch eds．，L'Histoire，laguerre，la résistance，p.611．
[42] 法文原文：“Car l'histoire est，par essence，science du changement．Ell sait et elle enseigne que deux événements ne se reproduisent jamais tout à fait semblables，parce que jamais les conditions ne coïncident exactement．”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