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代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也是各种思想矛盾斗争十分活跃的时期。
唐王朝以儒学作为正统思想，同时又采取儒、佛、道三教综合运用的思想统治政策，意在利用儒家的伦理政治观念（自董仲舒以后的“儒术”，已经是儒、法、阴阳家互相融合的产物）和佛、道的宗教唯心主义互相补充，以强化对人民的思想专制。但就儒学本身说，适应时代条件的变化，已由汉儒的“章句之学”向宋儒的“性理之学”过渡。自汉朝以来墨守章句、专守训诂、严分家法的传统学风逐步被否定了，统治阶级思想家们正在寻求对于先儒经典的新的解释，吸取佛教禅宗心性学说的某些内容，来应付封建制度走向衰落阶段所面临的一系列新课题。“安史之乱”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各种政治派别的斗争加剧了，思想意识领域的斗争也更为活跃。表现非常突出的是，一方面，统治阶级越是意识到自己的危机和没落，越乞灵于宗教求福佑，求解脱，因而在朝廷的支持下，造成了佛教势力的猖獗和佛教唯心主义的泛滥；另一方面，一些人面对着日益崩溃的统治秩序和伦理关系，力求恢复儒家“圣人之道”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并适应时代的变化，对它的内容加以改造和补充。这是柳宗元生活时期思想界的两大潮流。柳宗元身处这两个潮流的冲击之中，形成了他复杂而独特的思想面貌。
恩格斯说过：“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三五四页）“安史之乱”以后，社会长期动乱，人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这就为佛教迷信的传播造成了适宜的思想土壤。僧侣地主阶层势力膨胀，成为参与土地兼并的重要力量，广大失业农民流为僧徒，这就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统治阶级企图在佛教中求福佑，并利用它来麻醉人民，因而也大力提倡佛教，这又在政治上为佛教势力的扩张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唐代“安史之乱”后的几个皇帝，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唐德宗李适、唐宪宗李纯等，都迷信佛教。支持王叔文集团的唐顺宗李诵也信佛。韩愈说到当时佛、道横流的情形时指出：“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乃公卿辅相。”（《重答张籍书》，《韩昌黎全集》卷十四）这就暗示佞佛的上有皇帝。李亨、李适都曾亲受菩萨戒。中唐的几个皇帝把佛教引入宫廷，设内道场，国有大事如遇到吐蕃内侵、藩镇弄兵，就召集僧徒诵经消灾。一些有名的和尚出入宫廷，参与政事，如密宗的不空、华严宗的澄观，都倍受优礼。大臣们如房琯、元载、王缙、杜鸿渐等，都以礼佛为事。贞元四年（七八八年），柳宗元正在长安，朝廷诏迎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入禁中供养，后送京师佛寺；六年，诏葬佛骨于岐阳，引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造成一阵佞佛狂潮。贞元十二年，德宗在麟德殿主持三教讲论。贞元十五年，授澄观镇国大师号，进天下大僧录，命有司备仪辇迎入内殿，阐扬大经，德宗备加礼敬，中外台辅重臣咸以八戒礼而师之。这些都是柳宗元所耳闻或亲见的。
唐代中叶，佛教中充满繁琐诡辩的法相宗和华严宗衰落了，天台宗和禅宗大兴。天台宗宣扬现实世界与鬼神世界皆备于一念的所谓“一念三千”的唯心观念和调和空、有的“三谛圆融”思想，到了大历、建中年间，荆溪湛然弘扬“止观”宗旨，提倡以神秘的内省领悟佛理，从而“中兴”了台教。而禅宗则自开、天年间大盛，主张不立文字，见性成佛，其南宗更宣扬“顿悟”，认为一念正即众生为佛。这两个宗派，不仅由于其理论简易、成“佛”方便而易于被人们领会和接受，更因为其所提倡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修证方法适应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讲“明心见性”又与儒家思孟学派的“正心诚意”有相一致的地方，可以与占正统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相调和，因而受到中唐时期许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欢迎。例如李华、梁肃，是著名的古文家，作文章都是讲要明六经之志、圣人之道的，但他们都师事天台宗。李华说：“五帝三王之道，皆如来六度之余也。”（《台州乾元国清寺碑》，《全唐文》卷三一八）梁肃是湛然门徒元浩的弟子，本人是阐扬台教的一个重要人物。当时一些禅师，如皎然、灵澈、文畅、广宣等，都出入于官场文坛，广泛地与官僚士大夫交结。士大夫间也出现了许多亦儒亦佛的畸形人物。例如参加贞元十二年“三教论衡”的韦渠牟，就“周流三教”，当过和尚，做过道士，又入朝为官。这样一种社会风气，极有利于佛教扩展阵地。
柳宗元自幼就受到母亲卢氏信佛的影响，他的亲友如李兼、杨凭、权德舆也都信佛，这对他一生中倾心佛教产生一定作用。后面还将指出，柳宗元主张“统合儒释”，有其具体的原因和特殊的内容，但时代佞佛潮流对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柳宗元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用世之志的封建知识分子，从思想主流看，信仰的是“尧、舜、孔子之道”。但是，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具体历史人物对一种传统思想理论的继承和阐发，都会带有时代特点，补充以适应时代要求和个人理解的具体内容。“安史之乱”以后的儒学“复古”思潮，包括柳宗元对“圣人之道”的提倡，也反映着现实社会的具体矛盾，表现出自己的特征。
中唐时期，朝外强藩林立，朝内政出多门，造成封建统治秩序紊乱，纲纪荡然。长期战乱破坏了经济、文化事业，又使得国学废弛，学子流散，专门业废，传授义绝。加上佛、道横流，更增加了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维系封建秩序的儒学衰微了，依靠“儒术”求仕进的士人们的出路被阻塞了。因此，早在“安史之乱”中，就有人提出了加强儒学以挽救世风的主张。例如贾至说：“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由是出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儒道不举，取士之失也。”（《旧唐书》卷一九○《贾曾传》）到唐代宗时，儒学已又有所发展。“大历已后，专学者有蔡广成《周易》，强象《论语》，啖助、赵匡、陆质《春秋》，施士匄《毛诗》，刁彝、仲子陵、韦彤、裴茝讲《礼》，章廷珪、薛伯高、徐润并通经”（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但这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儒学复兴，已不可能照抄先儒的繁琐章句，而表现出一种空言说经、通经致用的新学风。众多学说中影响较大的，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和比它稍后的韩愈的“道统”论与李翱的“复性”说。
韩、李都可算是柳宗元的同时代人。他们倡导儒学复古，承袭的主要是思、孟学派的唯心观念和伦理政治思想，又吸收了佛教禅宗的心性学说以改造孟子的人性论。他们强调用“正心诚意”的办法，通过主观的道德涵养，走《大学》宣扬的“修、齐、治、平”的道路，以修补已经松弛了的伦理道德关系，整顿和维护封建纪纲。这个学派在哲学的基本倾向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保守的。它的积极意义主要表现在对佛、道宗教唯心主义的批判和抵制上，它的另一个重大功绩就是推动了“古文运动”。柳宗元讲“圣人之道”，具体内容多有与韩、李相抵牾之处。因而他们之间虽有私交(12)，韩、柳又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保持终生的友谊，但在对“圣人之道”的理解上却各道其所道，韩、柳在许多原则问题上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
柳宗元主要继承了啖助、赵匡、陆质一派《春秋》学的观点。这个学派理论上更富有现实精神，更带批判性。它的观点后来成为王叔文集团实行政治变革的理论基础。柳宗元认真研读过这一学派的著作，后又亲拜陆质为师。这个学派的思想，不但成为他的理论研究的指导，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规定了他立身行事的准则。
啖、赵、陆学派，也有其历史发展渊源。早在隋末唐初，随着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被改变，在儒学上反映这个阶层利益的“章句之学”已开始受到批判。隋末大儒王通，积极活动于柳宗元故乡的河、汾地区，著有《中说》等书。他以阐明儒道为己任，但对儒道却有自己的新解释。他认为“通变之谓道”（《文中子中说》卷四《周公篇》，《二十二子》，浙江书局光绪二年刻本），要求“道能利生民”（同上卷六《礼乐篇》），表示“乱离斯瘼，吾谁适归？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同上卷七《述史篇》）。这种主通变、重生民的思想，已表现出对于儒道的一种新的理解。到了高宗、武后统治时期，出现了刘知几、徐坚、朱敬则、吴竞、元行冲等一批史学家，这些人对于社会变革、历史发展具有丰富知识，面对着唐王朝建立后逐渐发展的社会矛盾，对旧的章句之学的传统观念和方法表示怀疑，提倡富于批判精神的一家独断之学。刘知几的《史通》，就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作。它除了在史学上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之外，对于儒学的发展更起着某种解放作用。例如它的《疑古》、《惑经》等篇，把批判矛头直指儒家经典及其偶像孔子，是对儒学传统理论的一次巨大的冲击。长安三年（七○三），四门博士王元感表上《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振滞》二十卷、《礼记绳愆》三十卷，并所注《孝经》、《史记》、《汉书》稿。当时专守先儒章句的弘文馆博士祝钦明指责他离叛先儒旧义，而刘知几、徐坚等人则对他加以支持，为之答辩。以后元行冲于开元十四年（七二六）又献上与范行恭、施敬本合注的《礼记义疏》五十卷，其中多有新解，又遭到张说的批评，元行冲更著《释疑》一文，说反对他的人是“章句之士，坚持昔言，特嫌知新悫，欲仍旧贯”（《旧唐书》卷一○二《元行冲传》）。这些事实都表明，唐代经学中早已出现了批判“章句之学”的新学风。在唐人的语言中，“不重章句”已成为一个褒语。啖、赵、陆的《春秋》学正是发展了这种学风。
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博通深识，精于《春秋》，以文学入仕，做过台州临海尉和润州丹阳主簿。他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在治学上也有通经致用的时代特点。从上元二年（七六一）他罢职家居，用了十年时间研究《春秋》三传，著《春秋统例》六卷。赵匡，字伯循，天水人。他曾在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处任幕僚，也是一位《春秋》学者，曾与啖助“深话经义，事多向合”（陆质《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修传始终记第八》，《古经解汇函》本）。陆质，原名淳，因避宪宗讳改名。他是啖助弟子，随侍老师十一年。啖助死后，他教授师说，又与啖助子啖异共同纂集啖助遗著，请赵匡加以损益，至大历十二年（七七七），首先写成《春秋集传纂例》十卷，其中除发明《春秋》一书要旨及对于经文脱误、人名地名的考证之外，主要是发明笔削义例。此后，他又归纳啖、赵对于传文的意见不入于《纂例》者，屡引得失，多所辨析，成《春秋集传辨疑》一卷。此外，他还根据“《春秋》之作，圣人所以明微”（《春秋微旨》卷中，《古经解汇函》本）的观点，胪列啖、赵和自己对《春秋》“微言大义”的理解，对三传加以批评，成《春秋微旨》三卷(13)。前两部书，主要是转录啖、赵的观点，他自己加有少量按语；后一部书，在列举三传文字后，分述啖、赵和本人的议论。因此，这三部书可看作是这个学派的集体著作(14)。
啖、赵、陆学派标举“考核三传，舍短取长”，对三传取兼收并蓄态度；但又认为公、穀二传，密于左氏。他们有取于公、穀今文经学，意在利用它们那种以主观方法臆断“微言大义”的态度，使《春秋》学为现实斗争服务，而对其“随文解释，往往钩深……踳驳不伦，或至矛盾”（《春秋集传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第二》）的神秘倾向却取否定态度。这样，他们名为综合三传长处，实际是以经驳传，借经学来表达自己尊王室、正陵僭、举三纲、提五常、彰善瘅恶的政治主张。赵匡批评那种专守章句、无益实用的浮薄学风说：“疏以释经，盖筌蹄耳。明经读书，勤苦已甚，既口问义，又诵疏文，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而其当代礼法，无不面墙，及临民决事，取办胥吏之口而已。”（《举选议》，《全唐文》卷三五五）陆质曾教导吕温说：“良时未来，吾老子少，异日河图出，凤鸟至，天子咸临泰阶，清问理本，其能以生人为重、社稷次之之义发吾君聪明，跻盛唐于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吕温《祭陆给事文》，《吕衡州集》卷八，藏古图书馆《唐人三家集》本）这都表明陆质学派的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柳宗元概括陆质著作的中心思想是“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啖、赵、陆上征尧、舜，是托“圣人之志”以明己意；重视“生人之意”，则表现了积极的对于现实的看法。啖助说：“夫子之志，冀行道以拯生灵也。”（《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议第一》）《纂例》解说《春秋》义例，一再发挥这个观点，如在卷六《军旅例第十九》中他又说：“观民以定赋，量赋以制用，于是经之以文，董之以武，使文足以经纶，武足以御寇。故静以自保，则为礼乐之邦，动而救乱，则为仁义之师……今政弛民困而增虚名以奉私欲，危亡之道也。”在《兴作例第二十二》他说：“凡土功，皆当以农隙之时，若有难，亦有非时。城者，非得礼也……凡兴作必书，重民力也。观其时而是非昭矣。”在《赋税例第二十一》中赵匡说：“赋税者，国之所以治乱也，故志之。民，国之本也，取之甚则流亡，国必危矣。故君子慎之。”《春秋微旨》卷上解释鲁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一条经文，背离三传旧说，认为“天生民而树之君”，非贤非德不应居于统治地位，如果“捐躯以守位，残民以守国，斯皆三代以降家天下之意也”。柳宗元认为从中可“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这些观点，都突出地表现了重视民生的精神。
陆质学派在政治上主张通权达变，“通其变以亦不失其正”（《春秋微旨》卷中）。董仲舒说过：“《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春秋繁露》卷一《楚庄王第一》，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以他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派，认为圣人通过《春秋》垂文立法，《春秋》之道就是“天之常道”。虽然他也承认“权变”，但“权”只是“经”的补充，“天不变，道亦不变”。而陆质学派却主张“反经合道”、“变而得中”（《春秋微旨》卷中），肯定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常规，从而在政治上得出积极变法的结论：“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春秋集传纂例》卷六《改革例第二十三》）从经学上的“反经合道”发展为政治上的革故更新，这就表现了陆质等人治学的目的。
陆质学派空言说经，使用“会通”方法，提倡一种“圣人夷旷之体”，表现了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精神。他们所使用的方法，用来对历史思想资料进行解释，难免空疏附会之讥。但作为对旧经学的否定，却发扬了刘知几等人的精神，有着一定的思想解放意义。
从经学发展史看，陆质的几部书是从汉学向宋学的过渡时期的产物。他被目为“异儒”，其著作在后代毁誉不一。宋代有人指责它们拼合资料如“书橱”。但陈振孙以为“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于千载之后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直斋书录解题》卷三，江苏书局光绪九年刻本）。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陆氏书在唐代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王叔文集团的许多人都学习过这些著作。大和年间著名的刘
《春秋》对策与它们的精神也是相通的。陈商、陆龟蒙等都信仰陆氏学说。柳宗元师事陆质，也反映了时代潮流。
在中唐时期思想意识领域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民生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阶级矛盾的激化，人民苦难的加深，反映在一些进步思想家的理论之中。例如中唐著名的政治家陆贽，“建中之乱”时任翰林学士，贞元年间做过宰相。他在平定藩镇叛乱中起过巨大作用，并努力抵制权奸，改革时弊，对于造成贞元年间二十年的安定局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主张“知本乃能通于变，学古所以行于今”（《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陆宣公集》卷六）。他写的大量诏诰奏议，其中一个突出的思想就是重视民心向背和民间疾苦。在奉天行营中，他向李适上奏章，一再恳切地陈述说：“理乱之本，系于人心……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奉天论奏当今所切务状》，同上卷十二）“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奉天论前所答奏未施行状》，同上）贞元九年，他写《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揭露时弊，指陈民隐，言辞痛切，感情深挚，是针砭时政的批判书，从文章看，也是一篇优秀的骈体文。(15)陆贽的思想、政治观点，在当代很有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如著名的史学家杜佑，穷三十年精力，在刘秩《政典》的基础上，修成《通典》二百卷。这部书记述历史上典章制度的沿革，表现出深刻的历史发展观念；还把《食货》做为首篇，突出了“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通典序》，中华书局《万有文库》本）的观点，这在理论上也是一种重要见解。陆贽在柳宗元稍前，他对陆质很了解，柳宗元中进士时陆贽正做宰相。杜佑算是柳宗元的前辈，曾支持王叔文集团的改革事业。这些人的思想对柳宗元的思想必然有所影响。贞元、元和之交，诗坛上“新乐府运动”兴起，也是这种重视民生的思想潮流在文艺领域中的表现。
一个优秀的历史人物，必然要接受时代先进思想的哺育，才能站到时代潮流的先列。但他为什么能接受这些思想，又怎样发展了这些思想，却决定于他本人的实践，包括出身、教养、经历等种种条件。因此，为了认识柳宗元的思想与创作，下面将结合着他的生平经历具体加以分析。
(1) “尚书右丞”一职，据《元和姓纂》卷七、《新唐书》卷七十三上《宰相世系表》校补。
(2) 此据《周书》和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韩愈《柳子厚墓志铭》和《旧唐书》柳传误为济阴公。
(3) 《旧唐书》卷七十七《柳亨传》谓封新城县公。
(4) 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谓仕隋，而《柳评事墓志》谓仕唐。
(5) 关于柳奭的族系辈分，文献记载多有抵牾，此据《新唐书》卷七十三上《宰相世系表》和郭纳《右武卫将军柳公（嘉泰）神道碑》（《全唐文》卷三五一，嘉庆刻本），为柳宗元的高伯祖。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谓柳奭为其父柳镇曾祖，辈分相合，唯“曾”下脱“伯”字。《旧唐书》柳传和韩愈《柳子厚墓志铭》记载为柳宗元曾伯祖，误。柳宗元《伯祖妣赵郡李夫人墓志》谓“常侍府君讳楷，常侍之兄曰中书令讳奭”，《亡姊前京兆参军裴君夫人墓志》与之相同，实际应为“常侍之兄曰左卫骑曹参军讳则，则之子曰中书令讳奭”。
(6) 《旧唐书》卷七十七《柳亨传》和《新唐书》卷一一二《柳泽传》记载贬爱州刺史，杀之爱州，误。
(7) 关于柳宗元这位大叔父，柳文中未记载其名讳。孟郊有《抒情因上郎中二十二叔监察十五叔兼呈李益端公柳缜评事》一诗，其中有句云：“游边风沙意，梦楚波涛魂”（《全唐诗》卷三七七，中华书局一九六○年排印本），可知其为未及第前北游朔方时所作。孟二十二、孟十五已不可考。关于李益游朔方，见李观《邠宁庆三州节度飨军堂记》：“于时岁纪协洽，国家郊祀之明年，观布衣来游宾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从朗宁之军。”（《全唐文》卷五三四）查《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下，贞元六年“十一月庚午，日南至，上亲祀昊天上帝于郊丘”；又邠宁庆节度观察使张献甫，曾封朗宁郡王，见柳宗元《邠宁进奏院记》（旧史未载）。可知贞元七年前后，李益曾从邠宁军，在张献甫幕府。根据柳宗元《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和《墓版文》，称其叔父在论惟明死后罢渭北军职家居，以后即“出入朔方，陪佐戎车”，入张献甫幕府为参谋，拜大理评事。论惟明死在贞元三年，依推算他入邠宁军，恰与李益同僚。又邠宁节度大历年间曾并入朔方，因此邠宁亦可称朔方。则与孟郊、李益交游于朔方的柳缜，正是柳宗元的大叔父。
(8) 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说，柳镇在贞元初由于“有尊老孤弱在吴，愿为宣城令”。
(9) 李兼任鄂岳沔三州防御使，旧史未载，此据赵憬《鄂州新厅记》（《全唐文》卷四五五）补。
(10) “归”字据世彩堂本夹注所引“别本”校补。
(11) “折变”，“两税法”规定按大历十四年朝廷收入定出税额，分配到各纳税户，但“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陆贽《均节赋税恤百姓第一条》，《陆宣公集》卷二十二），后来物轻钱重，经过折算，无形中使税额增加了几倍。“和籴”，名义上是官买余粮，“实强取之”，往往使农民“破产不能支”（《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摊逃”，规定逃亡户应出赋税摊征于未逃户。“约十家内有一家逃亡，即摊赋税使九家共出”，结果造成了“摊逃之弊，户不尽不休”（李渤《请免渭南摊征逃户赋税疏》，《全唐文》卷七一三）。
(12) 关于柳、李交谊，方本《韩集》存《长安慈恩塔题名》：“韩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东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濬川同登。”其事当在孟郊贞元十六年选任溧阳尉以前。
(13) 柳宗元《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谓“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旨》二篇”，又《答元饶州论<春秋>书》谓“复于亡友凌生处，尽得《宗指》、《辨疑》、《集注》等一通”，书名、篇数与现存本不同。
(14) 关于啖、赵、陆的关系，史料说法不一。《旧唐书》卷一八九下《陆质传》谓质师匡、匡师助；《新唐书》卷一六八谓赵、陆皆为啖助弟子。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谓助传匡、质师匡、助。陆质自述，曾随侍啖助，又曾与赵匡共同损益遗文。柳宗元《陆文通墓表》称“有吴郡人陆先生质，与其师友天水啖助洎赵匡”，可见啖助是这个学派的开创者，赵匡对发展这个学派有所贡献，陆质则是集大成者。
(15) 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解决矛盾的一些具体办法，如恢复均田制等，是保守的，行不通的，此不具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