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树立“辅时及物”之志

一

柳宗元少年时期生活在动乱之中，他没有像当时一般的官僚地主子弟那样进国学或州、县学，其阶级地位又不足以靠“门荫”得官，他是在“乡闾家塾，考厉志业”（《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的。在双亲的教育和引导下，加之自幼就比较广泛地接触到社会实际，他积累了丰富的知识，锻炼出杰出的文才，而且养成了勇于探求、善于思索、视野开阔、“不根师说”（《答问》）的品格。

他四岁那一年，柳镇去南方服父丧，母亲卢氏带领他住在京西庄园里。卢氏按当时的标准说，是一位聪明贤淑、很有见识的妇女。她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懂得历史和诸子。当时她教柳宗元背诵古赋十四首，使这位未来的大作家受到了文学的启蒙教育，启发了他对于文学的兴趣。她勤俭持家，训育子女，在早年避乱到南方时，自己宁肯挨饿，供养亲族，这种品质后来一直受到柳宗元的赞美。她又深明大体，对柳宗元的事业一直表示支持。丈夫死后，她与独子一起生活。后来柳宗元得罪贬官，她以垂暮之年，跟随流窜南荒，仍然表示：“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柳宗元从她身上继承了许多好的品德。

柳镇的品格、学识和文章对柳宗元更有直接影响。他深明经术，柳宗元说他“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但他并不是迂阔不达世务的儒生。他长期任职于府、县，对现实社会情形有所了解，并养成了积极用世的态度和刚正不阿的品德。他能诗善文，曾与当时的名诗人李益唱和，李益比之为六朝诗人柳恽⁽¹⁾；他又能在名将郭子仪幕府中掌书记，可见其文才必定是出众的。他的诗文今已不存，但从柳宗元的记述中，可以知道它们多是针对现实，有为而作，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例如他在郭子仪幕府中，曾作《晋文公三罪议》和《守边论》。前者取材于《商君书》、《左传》等书记载的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为维护法制处死帮助他归国复位的功臣颠颉、祁瞒、舟之侨的故事，宣扬法不阿贵、刑赏一律的思想，这显然是针对骄横不法的权臣悍将而发的；后者论述侦察敌情的重要性，阐述“斥候者，边鄙之视听”的观点，也是着眼于吐蕃连年内侵、边防空虚的军事形势而作的。在李兼幕府中写《夏口破虏颂》，歌颂抗击李希烈叛军的胜利，思想意义更为明显。他写的《泉竭木摧诗》、《鹰鹯诗》，也是有感于自己受权奸迫害的遭遇，抨击时弊，发抒愤懑，有一定批判现实的内容。柳宗元记述他写这些作品，反映了他的人品、精神，也表现了他的文学观点。在这两个方面，柳宗元无疑都受到他积极的影响。

良好的教育和独特的生活经历，促使少年柳宗元焕发出早熟的才华，被人们视为“奇童”。在他随父亲去南方的时候，已经结交同好，讲道论文⁽²⁾。他那时的年龄刚刚过十岁。当时李兼的幕府，颇罗致了一些人才。如权德舆，是个有影响的古文家，他交游颇广，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很有地位，思想上受到洪州禅和以吴筠为代表的道教的熏染。杨凭是李兼的女婿，他和两位弟弟杨凝、杨凌时人并称“三杨”，都以能文章、重交谊知名于时。杨於陵也能诗文，后来得到王叔文集团的倚重。与这些人交往，对于发展柳宗元的才华是大有裨益的。杨凭更是非常器重柳宗元，因而让自己九岁的女儿与他定了亲。

才华横溢、早有文名的柳宗元，在入仕的道路上却遇到了周折。贞元五年（七八九），他十七岁的时候，参加进士科考试，没有及第。在唐代，进士有“白衣公卿”之称，由进士出身进入官僚集团是士人的理想出路，“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王定保《唐摭言》卷一，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但是到了中唐，政治混乱，科场腐败，科举常常被权豪势要所把持，请托、干谒之风盛行，考试等第往往先定。白居易有一首诗说：“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如何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见尹公亮新诗偶赠绝句》，《白氏长庆集》卷十三）就写出了权门操纵科举的情形。因此，只凭柳宗元的文才，在科场上取胜还是相当困难的。何况又赶上柳镇卷入了卢岳遗属分财一案，得罪宰相窦参被贬官，这也影响到他的出路。此后，他又连续投考两次都没有及第。

贞元八年（七九二），窦参得罪贬死，陆贽入相。柳镇经过两年流贬也得到昭雪。陆贽不但在政治上颇有作为，而且非常重视推引后进。入相前，他曾以兵部侍郎身份知贡举，颇选拔了一批才智之士，时称“龙虎榜”。他任宰相后的贞元九年，用户部侍郎顾少连权知贡举。顾少连是个不畏权贵、执法严格的人。他主持考试时，不顾权势者“众口飞语，哗然诪张”，大力选拔“孤门寒士”。柳宗元即于这年二月在他的门下及进士第。同榜三十二人，今有二十二人姓名可考⁽³⁾，其中包括他的终生知交刘禹锡。后来到顺宗朝，顾少连得到褒扬，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敬，当与柳宗元等人对他的感戴有关。柳宗元贬永州，给顾少连之子写信，曾提及此事，并表示自己作为“门生”对于“座主”的景仰感激之情。

在求举过程中，柳宗元也曾请托援引。贞元八年，权德舆征拜博士，改左补阙，柳宗元曾向他投献诗文⁽⁴⁾。权德舆在政治上是裴延龄的反对派，与陆贽私交也很好。柳宗元请托于他，也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但柳宗元中举却不决定于私人的揄扬。柳宗元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中，写到德宗李适知道中举的柳宗元是柳镇之子时说：“是故抗奸臣窦参者耶？吾知其不为子求举矣。”这段记载表扬了柳镇的品格，也表明柳宗元是以真才实学取胜于科场的。

就在他进士及第的同年五月，柳镇在长安病逝，享年五十五岁。唐时进士及第的人，按规定一般要经过吏部制科考试，才能分发做官。柳宗元由于服父丧，在守制的三年中不能参加制科考试，也不能去谋其他的出路（如应地方官的征辟）。他利用这段时间，到邠州（治所在今陕西郴县）去看望在邠宁节度使府中任职的叔父柳缜，从而又有机会考察了西北边防形势。

柳缜“自少耽学，颇工为文”（《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举进士，登甲科。他与柳镇一样，长期任职地方。始命河南府文学，后被渭北节度使论惟明辟为从事，加太常寺协律郎的京衔。贞元三年论惟明死，他罢职邑居于虞乡。贞元四年，张献甫为邠宁节度使⁽⁵⁾，他被表为参谋，授大理评事，改度支判官，转大理司直，迁殿中侍御史、度支营田副使。从这种历官可知他的才能和社会阅历。他也能诗善文，“讽咏比兴，皆合于古”。柳宗元没有兄弟，和这位叔父感情很好。思想、学问等方面都接受他的一定影响。

邠州在长安西北仅三百里⁽⁶⁾。“安史之乱”以后，广大西北地区沦于吐蕃、回纥，这里已成为唐王朝的边防要冲。郑处诲《邠州节度使厅记》指出：“洎逆胡勃起幽、朔，西戎尘坌荡涌，乘艰难际，盗据河右。蕃兵去王城不及五百里，邠由是为边郡，斥候近郊，镇要害。”（《全唐文》卷七六一）“建中之乱”时，趁勤王赴援之机叛乱的李怀光本是朔方节度使，其党羽张昕曾盗据邠州。在朝命以张献甫出镇邠宁时，由于他素以治军严厉著称，镇兵曾勾结监军宦官作乱，赖都虞候杨朝晟加以平定。所以，邠州一直是骄兵悍将屯结，政治上很不安定的地方。张献甫在这里筑烽堡，修武备，西筑盐、夏二城，努力经营边防，抵御吐蕃，稳定局势，对于屏障关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古代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生活在那种比较闭塞、保守的社会环境里，眼界受到限制，大多数人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很肤浅。一些怀抱济世之志的人，“仗剑去国，辞亲远游”，遍历山川，结交友朋，这是他们广泛了解社会、深入接触群众的机会。就柳宗元来说，少年时期游历江南是接受现实教育的一次实践。这次来到邠州，又不避艰险，遍访了岐、周、邠、釐（均为古邑名，相当于今陕西岐山、彬县、武功等县地）各地，一直北上马岭（在今甘肃庆阳县），那里已是蕃、汉交界的地方。他访问老校、退卒，与普通群众接触，这就加深了他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认识。这种学习对于柳宗元，比起在“乡闾家塾”读书攻文来，有着更为深刻的教育意义。在深入社会下层的过程中，他的眼界超越了官僚地主生活的狭隘圈子，而及于当时的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和人民群众的苦难。这样，他的思想境界也就开阔多了，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也清晰多了。

柳宗元在邠州地区，实地考察了“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积兵备虞，县道告劳，内匮中府太仓之蓄，仅而获餍”（《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的严重情形，了解到贞元四年杨朝晟是怎样平息“凌暴犯令者”的叛乱⁽⁷⁾，张献甫又是怎样“设险西陲”，经营边防，而使得“戎虏伏息”（《邠宁进奏院记》）的。特别是他从长期戍边的老校退卒中，了解了边地群众和士兵的生活，使他感触尤大。

二十年后，柳宗元在贬地永州，给做史官的韩愈提供了一篇《段太尉逸事状》，就是这次游历邠疆的成果。段秀实，德宗初年任司农卿，朱泚在长安称帝时，他被困在长安，义不降贼，在朝堂以笏奋击朱泚，因而被杀。他的英勇行动，给予正在和叛乱强藩做斗争的人们以很大的激励。后来民族英雄文天祥还赞美说：“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旁薄，凛烈万古存。”（《正气歌》，《文山先生全集》卷十四《指南后录》，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在柳宗元的时代，表扬段秀实不畏牺牲、抗击强暴的行为，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段秀实在大历初曾任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刺史，泾州与邠州邻近。在柳宗元游历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柳宗元的文章是要补足段秀实的“逸事”，因而没有写他历官行政的“大节”。但这几件逸事，却反映了段秀实以法约制骄兵悍将、制止豪强兼并和拒绝藩镇贿赂等几个侧面，以典型化的手法，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一位大义凛然、关心民瘼的历史人物的形象，烘托出他终于英勇牺牲并非出于一时的激愤。后来宋祁修《新唐书》，在《段秀实传》中就采取了《逸事状》提供的材料。从柳宗元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了解他邠疆之行的思想收获的一个侧面。

贞元十二年（七九六），柳宗元服父丧期满，与少年时订婚的杨凭之女结婚。同年，参加了吏部制科博学宏词科的考试，但未被录取；以后两年继续应考，到贞元十四年被录取，时年二十六岁。之后，被任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从此，他正式踏入仕途⁽⁸⁾。

柳宗元少年时期立志颇大，自视很高。他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但在他经历了一番仕进途中的波折，特别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现实的了解之后，对自己也有了一番新的认识。他在应制举落第时给大理卿崔儆的信上说：“若宗元者，智不能经大务、断大事，非有恢杰之才；学不能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虽或置力于文学，勤勤恳恳于岁时，然而未能极圣人之规矩，恢作者之闻见，劳费翰墨。徒尔拖逢掖，曳大带，游于朋齿，且有愧色，岂有能乎哉！”（《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他感到要成就一番救世济时的大事业，自己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这种认识，给了他此后勤勤戒励、不敢怠惰的求进动力。在信中他还表示：“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由此可见，登科第，做高官，不是他的目的，取文名，为将相，也不是他所希求的，“行乎其政”、“理天下”，才是他的理想。有了这种“远大”的目标，他对自己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

这样，他在任职集贤殿书院以后，努力上进，奋斗不息，为实现“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寄许京兆孟容书》）的大目标，又投身到政治斗争的激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