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柳宗元生活的时代，也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日趋激化的时期。“安史之乱”以后，遍及各地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已经在酝酿之中。在柳宗元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就爆发了以黄巢为首的伟大的农民战争风暴。封建社会两大对立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的加剧，同时影响着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生活和政治态度，影响着它的内部不同政治派别和政治集团的斗争，也影响着柳宗元世界观的形成。

唐代社会正处在中国封建制度由极盛而中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在生产方式上，地主阶级剥削已由以封建国家依靠政治、军事强制按品级特权分配土地、编制劳动力的屯田、占田、均田为主的形式，转变为地主阶级各个阶层实行自由兼并、土地进入商品流通、租佃关系逐步形成的经济经营形式；在阶级关系上，则由士族地主依靠品级特权对政权的垄断，转变为皇族地主、士族亲贵、庶族地主、商人、僧侣地主等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在唐王朝统治初年，由于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腐朽的士族地主阶层，又由于新的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政策，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从而造成了初唐到盛唐经济的繁荣。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加深，广大农民所受的剥削也越来越严重。“安史之乱”以后，割据战争更破坏了生产，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而西、北两边，又受到了回纥、吐蕃的侵扰，河陇陷没，边鄙日蹙，内外交困的朝廷还得为此积兵备虞。统治阶级越是面临重重危机，精神越是腐朽堕落，生活也更靡费腐化。这些，都促使朝廷转而向已被战乱和灾荒困扰得无以为生的农民加重诛求。而各级官僚、地主、商人、僧侣又都大量兼并土地。宝应年间朝廷的一个诏书承认：“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唐会要》卷八十五《逃户》）陆贽形容德宗初年的情形说：“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托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终年服劳，无日休息。”（《均节赋税恤百姓第六条》，《陆宣公集》卷二十二，会文堂书局本）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已非常尖锐，朝廷经济状况也已处于崩溃边缘。

建中元年（七八○），即柳宗元八岁那一年，朝廷根据宰相杨炎的建议，明令宣布废除已经破坏了的均田制和与之相联系的租庸调法，实行“两税法”。其基本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即按现有户籍和土地财产缴纳租赋。实行新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恣行兼并的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和剥削果实，改善朝廷财政收入状况，同时把赋税负担的比例与财产多寡联系起来，也可以减缓贫者负担过重而富者反倒逃避赋役所造成的矛盾。但是，由于新的税法在法律上承认了土地兼并，在执行中又有许多弊病，因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原有的矛盾，反更加速了土地兼并过程。“两税法”刚刚实行，就遇上了“建中之乱”。朝廷为了筹措军费，就以应急名义打破了所谓百役之费、一钱之敛皆并入两税的规定，加征各种各样的新税，后来对如盐、茶、酒等日用品都课以重税。战乱平定了，但加征的税额却并未减削。同时实行“两税法”后，权豪富户仍有各种规避赋役的办法，而农民不但要纳税，又有“折变”、“和籴”、“摊逃”⁽¹¹⁾等名目，无形中把实际负担加重了多少倍。此外，还有许多“非税而诛求者，殆过于税”（《资治通鉴》卷二三三《贞元三年》，古籍出版社一九五七年排印本）。例如长安的所谓“宫市”，就是在皇帝本人的直接支持之下，宦官以宫中需索为名到市场强购人物，实际上是变相劫掠。又如各地方官的所谓“进奉”，又叫“税外方圆”，就是公然在正税外搜括财富，把一小部分献给朝廷，而大部分中饱了私囊。许多官员由于热心“进奉”而得到擢升，后来发展到方镇将帅、州、县官以至幕僚重重“进奉”，不但逢年过节、皇帝寿诞进，更发展到“月进”、“日进”。如此等等，寄生在人民头上的庞大的官僚地主阶级，在动乱困弊的时代里，不但不能体恤民艰，反而加紧向人民搜刮，使得广大人民更深地陷入困弊的境地。

柳宗元后来在永州写《捕蛇者说》，描写地处“南荒”的永州的一个村庄在天宝以后六十年间农民在酷役重赋的压迫下走死逃亡的情景，实际提供了全国农村的一个缩影。元和年间，李翱也曾把当时农村情形与二十多年前初行“两税法”时做对比，指出：“百姓土田为有力者所并三分逾一其初矣。”“百姓日蹙而散为商以游十三四矣。”（《进士策问第一道》，《李文公集》卷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结果，大量的破产农民逃亡，有的成为庄园地主“荫庇”的“客户”，即做了依附性更大的半农奴；有的为僧为道，即去给寺院服终身无偿劳役；有的投身藩镇当兵，即成了武装割据的工具；更有些逃亡山泽，垦荒求生，如像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写到的卖掉近城土地、“芟山而居”的农民那样；也有些不堪压迫，铤而走险，聚集成武装反抗的队伍，掀起规模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

早在“安史之乱”中的乾元年间，就出现了“江、淮凶饥，相扇啸聚”（权德舆《赐紫金鱼袋赠户部尚书韩公行状》，《权载之文集》卷二十）的局面。唐代宗宝应元年（七六二），浙江爆发了以袁晁为首的农民起义，攻陷十州，有众近二十万；又有以方清、陈庄为首的起义，攻陷江西州县，“有跨踞大江、吞噬东土之计，七州之地，人罢耕织”（独孤及《贺袁破贼表》，《毗陵集》卷四，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这两次起义都有一定的规模，余波振荡十余年。此后，有高玉在京城南子午谷聚众起事，招讨“连月不捷”（《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义军“因依山险，啸聚甲兵，蚁斗郊畿之间，鸱张邑屋之下”，一次即被官军残杀四千五百人（于卲《贺生擒高玉状》，《全唐文》卷四二五）。在朝廷心腹之地发生这样规模的起义，可见人民反抗斗争的声势。广德二年，元结任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刺史，到任后上奏朝廷说：“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岭南数州，与臣接近，余寇蚁聚，尚未归降。”（《谢上表》，《元次山集》卷十，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在同一时期，张度因饥荒“聚徒于阳羡（今江苏宜兴县）西山”，坚持斗争多年（《册府元龟》卷六五九《屏盗》，中华书局一九六○年影印本）；萧庭兰在常州（今江苏常州市）起义，驱逐了监军使马日新（《旧唐书》卷一五二《王栖曜传》）；在浙东，“龚厉父子，乘间起兵，劫明州（今浙江宁波市）之人，掠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之地”（独孤及《为江东节度使奏破余姚草贼龚厉捷书表》，《毗陵集》卷五）。到唐代宗大历年间，“番禺‘贼帅’冯崇道、桂州（今广西桂林市）叛将朱济时等阻洞为乱，前后累岁，陷没十余州”（《旧唐书》卷一三一《李勉传》）。唐德宗统治时期，在黔中，有向子琪“连结夷獠，控据山洞，众号七八千”（《旧唐书》卷一五七《郗士美传》）；长江上有“江贼”出没，一次自湖口入犯江南西道，人数达三千之众（《资治通鉴》卷二二七“建中三年”）；湖南部将王国良“因人所苦，遂散财聚众，据（武冈）县以叛”（《旧唐书》卷一三一《李皋传》），观察使李皋曾“将五万士以讨良为事”（韩愈《曹成王碑》，《韩昌黎全集》卷二十八，世界书局《国学基本丛书》本）。上述事件，有的带有兵变的性质，有的与民族矛盾交织着，但即使是这类情况，也总与人民不堪诛削、愤而思变有关。这从中原到边疆，遍及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反抗朝廷的武装起义和民变、兵变，震撼着唐王朝的统治，使它面临的危机更加深了。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有见识的人物已痛感到无限制地对人民诛削是造成社会动乱的一个原因，看到了形势发展下去的危险性。例如陆贽在论及“建中之乱”时就说过：“陛下初膺宝历，志翦群凶，师旅繁兴，征求浸广，榷算侵剥，下无聊生。是以泾原叛徒，乘人怨恣，白昼犯阙。都邑甿庶，恬然不惊，反与贼众相从比肩而入宫殿。虽蚩蚩之性，靡所不为，然亦由德泽未浃于人，而暴令驱迫以至于是也。于时内府之积尚如丘山，竟资凶渠以饵贪卒，此时陛下躬睹之矣。”（《论裴延龄奸蠹书》，《陆宣公集》卷二十一）他已深刻指出了藩镇叛乱与由于朝廷严酷诛削造成人心离散的关系。元和元年，白居易在对策中说：“洎天宝以降，政教浸微，寇既荐兴，兵亦继起。兵以遏寇，寇生于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载。财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罢。下无安心，虽日督农桑之课，而生业不固；上无定费，虽日峻管榷之法，而岁计不充。日削月朘，以至于耗竭其半矣。”（《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白氏长庆集》卷四十七，文学古籍刊行社一九五五年影宋本）他也看到了人民长期生活在战祸与盘剥下所处的困顿境遇。柳宗元在政治上的同道、王叔文改革集团的骨干之一陈谏，更曾直接提起农民战争以为警告，他说：“至德后，残于大兵，饥疫相仍……人不堪命，皆去为盗贼。上元、宝应间，如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乱江、淮十余年乃定……王者爱人，不在赐予，当使之耕耘织纴，常岁平敛之，荒年蠲救之……”（《刘晏论》，《全唐文》卷六八四）这种看法，是当时统治阶级中比较能够正视现实的人所共有的。总之，在柳宗元生活的历史时期，虽然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还不是主要矛盾，但是广大农民已开展分散的武装反抗斗争，对朝廷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并引起了统治阶级中部分人的重视。

柳宗元成长在动乱之中，从少年时期起对人民遭受的苦难就有一定的认识。他耳闻目睹了“建中之乱”带给人民的困扰。特别是他南方一行，正是平叛战争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从夏口到南昌，游历了江南各地，对战乱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破坏有了实地的了解。他所到过的九江，就正是“江贼”出没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又接触到官僚社会，使他认识到统治阶级腐败的一面。例如其父在夏口和南昌的幕主李兼，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杨氏的外祖父，就是一个聚敛能手。所谓“月进”就是他带头搞起来的。当时流行上贡金银器，他由于进献六尺高的银瓶而被皇帝重视。柳宗元后来在思想上重视“生人之意”，关心“生人之患”，立下“利安元元”的志愿，以“遂人之欲”为政治理想，就与早年所接触到的社会实际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有关。

优秀的历史人物，总是在现实矛盾斗争的旋涡中产生的，他总要从一定的方面反映人民的某些利益和愿望。这种与现实生活、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他成长的基本条件。在分析柳宗元的思想与创作道路的时候，有些人单纯强调他“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的阶级地位，还有些人强调他与统治阶级当权派的矛盾，这都没有发掘到他思想发展的根本动力。特别是从阶级出身看，柳宗元很难说是“庶族地主”或“中小地主”；从早年政治遭遇看，仕途上又是相当顺利的。这样一个人形成了先进的世界观，走上了政治改革的道路，只能从他本人的具体社会实践，从他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去解释。用“庶族地主”之类的框子，是无法说明这个官僚地主子弟怎样成为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