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安史之乱”平定刚刚二十年。再过不到十年，另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就爆发了。这两次大规模战乱之间的相对和平时期不到三十年，实际是唐王朝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中唐以后的各种社会弊端如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等等正在形成的时期。柳宗元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险象丛生的时代环境中成长起来，从少年时期起就被卷入了社会矛盾的旋涡。

柳宗元出生那一年，他的父亲柳镇正在长安主簿任上。主簿是县里典领文书的僚佐，长安是京县，主簿的官阶从八品上。到这时候，才名早著的柳镇已蹉跎宦途、蹭蹬下僚十几年。

从经济条件看，柳宗元家在长安城西南、渭水支流的沣川岸边，有一座“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寄许京兆孟容书》）的小庄园。后来他在《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一诗中说：“卜室有鄠、杜，名田占沣涝。”又在《游朝阳岩》诗中说：“故墅即沣川，数亩均肥硗。台馆集荒丘，池塘疏沉坳。”从这些描写里，可以推知这个庄园的位置和规模，其中有田产和佃户，还有台馆陂池，但比起唐代那些田连阡陌的大庄园来，规模还是较小的。在长安城内的善和里，有祖传旧宅一所，中藏赐书三千卷。在亲仁里也有过住房。他的祖父柳察躬晚年住在宣城，可能就是“安史之乱”时他家流寓的地方，也当有一些田产。⁽⁸⁾此外，前面已提到过，他叔父柳缜曾“邑居虞乡”，也应有营生的产业。但这些与柳宗元的经济地位关系不大。

总之，当柳宗元出生的时候，他的家庭是有一定资产和地位的官僚地主。

但是，时代已注定他不能度过地主官僚子弟的优裕、安定的生活。他出世的前后，正是盘踞河北的安、史降将逆态复萌，割据局势形成的时期。本来，唐朝廷以与安、史余党相妥协的办法，勉强平定了延续九年的大动乱，使得在河北五十余州，安、史降将，尽领大镇。这些跋扈的强藩，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对于朝廷是名为王臣，实同敌国。朝廷为了维持危局，采取“以藩治藩”的策略，在中原心腹之地，又遍设节度使，结果又造成一批拥兵自重的半割据者。那些强行割据的强藩本身代表了地方豪强的经济利益，他们自身也是大地主。由于唐代中叶节度使例带度支、营田等兼职，掌握地方财赋和国有土地，他们也极力摆脱朝廷法令羁束，使自己统治区域内的经济利益不让朝廷染指。此外，许多在腐败黑暗政治局面下没有出路的知识分子纷纷投靠方镇，成为它们的一部分支持力量；大批农民破产失业，为藩镇割据提供了足够的兵源。这样，中唐以后的藩镇割据问题，是皇族地主和拥护朝廷的地主官僚集团、派别与以藩镇为代表的地方豪强地主为分割剥削利益和统治权力而形成的矛盾造成的。由于当时的朝廷已无力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所以双方搏斗一百几十年，割据局面一直不得平定，最后，唐王朝还是亡在藩镇手里。

自大历初年，魏博镇田承嗣（领魏州、博州、德州）、淄青镇李正己（领青州、沧州、棣州、冀州、瀛州）、成德镇李宝臣（领恒州、定州、赵州、深州、易州）就各自聚兵，反状已萌。就在柳宗元出生那一年——大历八年的九月，田承嗣公然为安、史父子立祠堂，号为“四圣”，且求为相，朝廷只得加同平章事衔安抚之。十月，又诱昭义将吏作乱。大历十年（七七五），尽占相、卫、磁、洺四州，朝廷命诸道兵进讨。但参与讨伐战事的李正己、李宝臣等反与田承嗣相勾结。李宝臣更受田承嗣的离间，乘机谋取幽州范阳，与另一个参与讨伐的节度使朱滔兵交战。这次战争迁延三年，最后以朝廷赦免田承嗣罪、拒朝命者一切不问而告结束。此后，河北三镇都迅速扩大实力，淄青镇占地达十五州，魏博、成德镇也各占七州地。其时除河北三镇负固作逆之外，各地骄兵悍将连续发动兵变。大历九年，徐州军乱；大历十年二月，河阳防秋兵与城内兵乱；三月，陕州军乱；大历十一年三月，河阳军乱。柳宗元所迎接的，就是这种强藩叛兵连年作乱的岁月。

柳宗元九岁那一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另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终于爆发了。诱发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成德镇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谋继袭，得到河北其他两镇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支持，企图确立藩镇世袭传子制度。新继位的唐德宗李适不允所请，四镇从而联合起兵反抗朝廷。不久以后，梁崇义、李惟岳相继败死。但卢龙镇朱滔、成德镇王武俊、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又各建王号，并推朱滔为盟主，拟仿效春秋时代诸侯割据故事，奉唐正朔，各自独立。接着，参与讨伐的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亦反，围困襄城（今河南襄城县）。建中四年十月，朝廷发泾原兵救襄城，泾原兵过长安，发生兵变，拥立罢职家居的前幽州节度使朱泚为帝。朝廷仓皇逃亡奉天（今陕西乾县）。到兴元元年（七八四）正月，王武俊、田悦、李纳各去王号，表示归顺朝廷，李希烈却又称帝建号。接着，入援勤王的河中节度使（治所在蒲州，今山西永济县）李怀光亦反，朝廷只好再逃梁州（今陕西南郑县）。这次战乱历时五年多，战火遍及关中、河南、北和江淮流域广大地区，最后，还是以朝廷向强藩妥协而结束。自此以后，唐德宗李适一变初继位时对待藩镇的急躁冒进态度，对天下有兵之处唯务姑息。他错误地认为藩镇起兵是朝臣寻衅生事所致，因而此后不信任朝官，反更加信重随身近侍的宦官。而在朝廷流亡中，宦官也谋夺了更大的权势。这样，贞元以后，朝廷与藩镇间虽然求得二十年暂时的、相对的和平，但其间的根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与之相关联的各种社会矛盾也更日趋深刻化了。

柳宗元幼年时期，柳镇游宦在外，官职屡迁，其家属是住在长安的。柳宗元自叙生平，也说在贬官永州前，一直在长安住了三十三年。本来，“安史之乱”已给长安及其附近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由于代宗朝的腐败政治和连年动乱，又加上连续的灾荒，到建中初年，朝廷经济已处于严重危机之中。正是迫于民穷财尽、经济危机的严重局面，朝廷才在杨炎主持下实行两税法，但新法并不能解决经济上面临的根本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建中之乱”爆发了。战争首先需要庞大的军费，每月供给征调讨伐的诸镇兵“出界粮”就要一百三十几万缗。而战争一开始，叛军就占领了徐州的甬桥和淮河与运河交汇处的涡口，断绝了朝廷所依赖的东南地区财赋的漕运航道。后来，李希烈叛乱时，又曾一度阻断襄阳至武关的陆运通道。这就更加深了朝廷的经济危机。尽管当时朝廷在长安积聚有大量财赋，却仍转而向民间敲剥诛求。先是“括富商钱”，强行勒索商人；又“括僦柜质钱”，规定凡蓄积钱帛菽麦者，皆供献四分之一。在李希烈叛军占领邓州、阻断南方运路后，又收间架税和除陌钱。间架税是房产税，每屋两架为间，上屋税二千文，中税千，下税五百；除陌钱是交易税，规定公私交易每缗官取五十钱，以物易物也要按市价折纳。这些搜括民财的办法，近乎公开的劫掠，搞得长安市内，怨声载道，人心浮动，如被寇盗。柳宗元接触到这样的环境，对于朝廷的腐败无能、社会的危机动荡以及人民在战乱中所遭受的痛苦，不但能有所见闻，而且会有一些切身的感受。

这时候，柳镇正在鄂岳沔三州防御使、鄂州刺史李兼⁽⁹⁾处做幕僚。在泾原兵变之后，长安附近又成了战场。可能是为了避乱，柳宗元到了父亲的任所夏口。夏口即今湖北武昌，地当江、汉运路的枢纽，是一个军事和经济要冲，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时，又成为李希烈叛军与官军激烈争夺的目标。建中四年三月，李希烈曾率军进犯，被击退。次年一月，他又遣其悍将董侍率七千人来攻，战斗进行得十分酷烈。起初，李兼的部队偃旗息鼓闭门待敌，叛军拆房放火焚烧城门。李兼亲率士卒迎敌，奋力死战，终于击退了强敌进攻。李兼死后，权德舆给他写祭文，专门提到他“作藩夏口，报政献功。廉察一方，再捍大憝。以完南邦，尽殪舟师”（《祭故李祭酒文》，《权载之文集》卷四十八，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功绩，肯定了这次夏口保卫战对于阻遏李希烈进犯东南的意义。战斗结束后，李兼因功被擢升为鄂岳沔都团练使。柳镇作为他的幕僚，也在判官原职上加授殿中侍御史衔。后来，柳镇还写过一篇《夏口破虏颂》，颂扬夏口保卫战的胜利。年仅十二岁的柳宗元，在这里也亲历了藩镇割据的战火。

“建中之乱”使柳宗元一家又一次饱尝动荡流离之苦。柳宗元后来为二姐写《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回忆起变乱当中，他家没有离开长安时的一件事：“先公自鄂如京师，归⁽¹⁰⁾。其时事会世难，告教罕至。夫人忧劳逾月，默泣不食，又惧贻太夫人之忧虑，绐以疾告。书至而愈，人乃知之。”柳镇自鄂州出差到长安，正经过李希烈叛军盘踞的地区，由于他回去后没有寄来平安家信，使这位年仅十二三岁（崔氏夫人年纪比柳宗元大两岁）的孩子十分忧虑。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推测整个家庭在离乱中所受的痛苦。后来柳宗元去夏口，不知道是否与母亲、姐姐同行，但对他来说又是一次离井背乡的流亡遭遇。

贞元元年（七八五）四月，李兼迁江西都团练观察使、洪州刺史（治所在今江西南昌），柳镇随同到了江西。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柳宗元随父亲服勤公务，到过南至长沙、北至九江的广大地区。对于这位十三岁的少年人来说，这也是个很好的学习社会、增长阅历、吸收知识、开拓心胸的机会。从这时开始，他已经参与社交，结纳友朋。他作为一个有才华的少年，受到了人们的重视。

不久以后，他回到了长安。大乱之后，又加上连年蝗、旱，这里是一片残破和饥荒。贞元元年朝廷的一个诏书说：“去岁旱、蝗，两河为甚，人流不息，师出靡居。加之以征求，因之以荒馑，困穷馁殍，转死丘墟。而又关辅之间，冬无积雪，土膏未发，宿麦不滋。”（《改元贞元并招讨河中李怀光、淮西李希烈敕》，《唐大诏令集》卷五，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九年排印本）收复以后的长安，又遇上大旱，河水断流，草木无遗，街道上躺着饿死的饥民。到这年麦收以后，情形才稍有缓和。许多人由于久饥乍饱而死。市街上出现了醉酒的人，当时以为“嘉瑞”。但这年的《冬至大礼大赦制》仍指出：“今谷价腾踊，人情震惊，乡闾不居，骨肉相弃，流离殒毙，所不忍闻。公私之间，廪食俱阙，既无赈恤，又复征求，财殚力竭，继以鞭捶……”（《全唐文》卷四六一）柳宗元这几年的生活，由于记载阙如，不可详考。但按他的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在这样的社会局面下，必然会经受到相当的困苦。

唐代中期，朝廷与藩镇割据势力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当时那些拥兵割据的强藩，在政治上破坏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在经济上“暴征暴赋”（杜佑《通典》卷四十《职官》），在其统治区域内迫使“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旧唐书》卷一四一《田承嗣传》），使整个经济秩序为暴力掠夺和军事扩张服务；为了满足贪欲，又进行了不间断地兼并战争，这都给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在当时条件下，皇族地主和拥护朝廷的那些官僚、地主集团和派别为维护中央集权、削平藩镇割据而进行的斗争，虽然归根结底是为了维护各自的阶级利益，但在客观上却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柳宗元的家庭，与朝廷有着密切的联系，又经受了两次大规模割据战争之害。他本人从幼小时期起，就亲历了藩镇割据所造成的灾难。他在动乱、流亡、饥荒中度过了人生的启蒙阶段。这种生活环境，对他以后世界观的形成和政治态度的确立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一生中坚决反对分裂割据，为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进行了长期的、不懈的努力，在政治、理论、文学等各个领域为天下“理平”（《封建论》）而斗争。这是与他幼年时期的亲身经历有着密切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