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地理学的兴起

相反，内容丰富的手册至少在某些段落里提供了值得一读的材料，但罕有科学性质的论述。上世纪初，在这些地理手册当中，首屈一指的是马尔特布戎（Maltebrun，本名MaltheBrunn，丹麦人）的《普遍地理学详解》（Précis de la géographi euniverselle，八卷，巴黎，1810—1829）；在书中，统计学材料被精简在插入的表格里。

在自毕兴以来的德国地理手册类型当中，加斯帕里（Gaspari）、哈瑟尔（Hassel）、卡纳比希（Cannabich）、古茨穆茨（GutsMuths[53]）和乌克特（Ukert）等人编纂的23卷本《最新地理描述全书》（Vollständiges Handbuch der neuesten Erdbeschreibung）可谓典范，1819—1832年在魏玛出版。在该书的第一卷第393-463页，我们发现了一种一般性的政治地理学（包括交通和经济），第395页还有其定义：

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在大的政治体（großepolitische Gesellschaften）当中的分布，这种政治体被称为国家。这门学科的延伸范围也只到国家所及之处为止。没有国家的地方，也就没有政治地理学。

站在史家和政治家的立场，舒伯特（F.W.Schubert）为他所称的欧洲的“政治学”（Staatskunde，1835—1848，ob.S.600 A.3）写下了导言和参考书目，这些内容在今天看来依然珍贵；他还考虑了政治学的地理学基础，当然还非常不充分。在地理学手册的作者当中，尤其要突出罗恩（Albrecht von Roon），他是后来著名普鲁士军队的组织者。其师李特尔促使他撰写了《地理学、民族学和国家学的基本特征》（Grundzüge der Erd-Völker-und Staatenkunde，柏林，1832，第二版扩充明显，出版于1837—1840）。这部作品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宏大的部分，被冠以“政治地理学”的标题。李特尔在为该书所撰前言的末尾处写道：

整体来看，《基本特征》一书的第三部分可看作一种尝试，要从一个更高的立足点出发，理解政治地理学，并科学地把它与自然地理学联系起来。

从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李特尔自认为不知道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地理学；我也想不起来他本人在著作中使用过这个名称。他在这里谈到的一种更高的理解，大概是指书中已经包含了普通人类地理学[54]基本特征的一般性内容。作者怀着特殊的热爱而写出的民族学部分，成了佩什尔著名的民族学（1874）的基础。在“论社会和国家”一章，我们也能找到普通政治地理学的一些征兆。相反，其专题部分和当时其他手册一样，受到同一些非地理学的附属物（如币制表等）的消极影响。

克略登（G.A.von Kloeden）也觉察到了这一点。他撰写的地理学手册（三卷本，柏林，1859—1862）因其材料的丰富性而大受欢迎，但其专题部分却往往可读性很差。他在关于“政治地理学”（“各国地理学”）的导言中写道：

政治地理学由自然地理学和统计学当中互相连接的各部分构成。

实际上，这些部分并没有相互融合，而是外在并立。丹尼尔的地理手册（三卷本，1859—1861）和施泰因（Chr.G.D.Stein）早在1808/9年就编定的《地理学和统计学手册》三卷，也具有同样的特征。其中，丹尼尔的这本书流传甚广，除了难以下咽的公式化概要，充满了对祖国的热忱和情感洋溢的描述。这两本书的早期版本也指出，政治地理学是普通地理学在各个国家上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著名的三分法和定义。后来的版本在赫尔舍尔曼（Hörschelmann）以及瓦佩乌斯（Wappäus，第7版共12卷，1849—1871）的领导下经过了明显的扩充，但因为编写的任务分配给了不同的人，而且出版过程漫长，这一版本最后变得很不统一。关于欧洲的几卷主要是统计-地形上的材料，可以说更适合当作工具书来查阅，而不适合阅读。最珍贵和最丰富的是瓦佩乌斯自己修订的关于美洲的几卷。对拉丁美洲国家的详细论述，尤其是关于巴西（完成于1871年）的内容，属于较早的地理学文献所做的最好的工作。作为对这些国家当时发展阶段的描述，它们具有恒久的价值。在导论部分（1855），瓦佩乌斯讨论了普通地理学，其中包括政治地理学，当然，阐述过程强烈地体现了这位统计学家的立场。

一般而言，随着这部自魏玛手册以来规模最大德国地理学全集的完成，各国地理学似乎到达了一个死点。以目前为止各种纲要的方式，即使重新出版已有的内容，也无法有进一步的发展。古特（Herm.Guthe）的地理学教科书在方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声誉鹊起，当该书于1868年出版之时，古特写道（1874年第3章导言）：

最终，历史地理学才是真正的地理学，仅把其他两种（即数理地理学和自然地理学）看作其辅助手段。它告诉我们，人类控制地球到了何种程度。对被称为国家的各独立人类集群的描述，则被叫做政治地理学。无论这些知识对当下的实际需求多么有价值，却和真正的地理学关系不大，甚至没有关系，而如果我们在下面以政治地理学的方式来描述各国状况，那就是在迎合通行的偏见。

在这里，古特完全师承李特尔，并在“历史地理学”中为自己树立了一个目标。但是，和李特尔一样，在他展开研究的时候，这个目标终究只是一句空话，但他却用寥寥数语剥夺了政治地理学存在的权利，[55]或者宣称这门学科的科学完善是无望的。在其教科书第四版（1879）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前言当中，瓦格纳不无理由地驳斥了这种观点。这版教科书和第五版（1882/83）一样，展示了全新形态的各国地理学。

瓦格纳的态度无独有偶。此前，佩什尔就将各国地理学纳入了他短暂的大学教学工作（1871—1875）当中；他的学生克吕默尔（Krümmel）在其讲义的基础上修订了《欧洲国家学》（Europäische Staatenkunde，莱比锡，1880），其中出版的只有第一部分关于北欧和不列颠帝国的内容。在拉采尔《北美合众国》（Vereinigten Staaten von Nordamerika，1880）第二卷当中，论述一个大国体制的政治地理学才呈现出比较圆满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