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提戈涅》
拉布达喀代（Labdakiden）家族的故事以争夺波吕涅刻斯（Polyneikes）的尸体终结。俄狄普斯与他母亲伊俄卡斯特（Iokaste）的不幸婚姻生出了两兄弟、两姐妹。厄特克勒斯（Eteokles）统治着忒拜城，波吕涅刻斯则在阿戈斯（Argos）召集盟友，想用武力把城从厄特克勒斯手里夺回来。忒拜城下，兄弟俩双双死于决斗。统治权就落在克瑞翁身上。他下令，厚葬厄特克罗斯——城邦的守卫者；而叛徒波吕涅刻斯则要暴尸城下，不予埋葬，鸟和狗要来撕裂他的尸体，谁若是违抗禁令就会被石头砸死。这项古老的刑罚针对的是那些保护叛徒的人。
戏剧的开头是姐妹俩的对话。安提戈涅决定给波吕涅刻斯举行最起码的葬礼，伊斯墨涅（Ismene）则心怀恐惧。抵抗男人不是女人干的事。人们应该服从强者，听命于“当权者”。掌管死者的阴间神祗知道她乃出于被迫，是会原谅她的。安提戈涅却认为，阴间众神应该比所有人更喜爱她。她心中充满了对妹妹的愤恨，粗暴地打发走了伊斯墨涅。
歌队由城中尊贵的长老组成。进场歌的内容是刚刚获得的胜利。克瑞翁把他们召集过来。他首先赞扬他们对王室表现出来的忠诚，接着，他表示，贤明的君主要听取良策；大家不应该出于害怕而三缄其口，而是要公开同临头的危险作斗争。大家应该为城邦竭尽全力，而不应该因为要顾及朋友、亲近而有所牵制。只有城邦才能拯救城邦公民。“我要遵守这样的原则（nómoi），使城邦繁荣幸福”（行191）。[6]之后就是他对死者的决议。谁给城邦带来好处，就给谁荣誉，谁要是给城邦带来灾难，谁就要受到惩罚。克瑞翁还遣派卫兵去看守尸首。长老们也不应该袒护那些胆敢违抗他的禁令的人。因为人们可以预料到：就算是有死刑的危胁，也会有人利欲熏心犯下不义恶事。
正在这时，卫兵来了。一番冗长的客套之后，他报告说尸体已经用土埋上了。埋得刚好能被大地接纳，而且案犯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歌队认为，这可能是“神意所为”（行278），克瑞翁打断他们说到，神才不会照应这样一具尸体；这个人本来会把神的国度和律法都糟蹋了。克瑞翁认为，这事是那些不服他统治的反对者干的。他们“不肯把脖子架到轭下，不肯爱我，而这才是正确的”（行291）。[7]他们肯定贿赂了卫兵。国王威胁到，如果卫兵抓不到案犯，他们就会被送去严刑逼供。信使说道：“一个人怀疑而又怀疑错了，太可怕了。”（行323）信使感谢众神，没让克瑞翁立即拘捕他。然后，他就与克瑞翁一起退下场去。歌队开始他们的第一合唱歌。
这就是那首著名的pollàtàdeiná：“奇异的事物[Ungeheuer]虽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行332）。[8]“Ungeheuer”这个词也可以译成“可怕的”（fürchterlich），它的意思有“令人称奇”、“了不起”、“强有力”、“恐怖”，因此，在合唱歌的开头，用这个词来形容当时的能力意识具有很强的概括性，非常贴切。歌队枚举了当时所有人在技艺上所取得的成就，航海（虽然身体遭罪，但总归达到了目标）、耕种、捕鸟捉鱼、在大地上狩猎、驯养家畜。
“他还学会了怎样运用语言和像风一样快的思想，怎样养成社会生活的习性”（行355）。他无所不晓的人，能够保护自己不受风雨折磨。他要干的事自己从不会一筹莫展。只有在死亡面前他才无路可逃。甚至难以医治的疾病他都能设法避免。
最后的结果是：具有创新精神、无所不期待、无所不能，这样的人时好时坏。要是他重视国家与神的律法，他就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一心扑在城邦上（hypsípolis）；相反，如果他胆大妄为，心怀恶意，那就是“非政治”、“没有能力生活在城邦里”、反城邦（ápolis）的。
所有人能力的伟大之处充满了矛盾，可使城邦兴，也可使城邦亡。它创造出我们必需的工具，同时却不能保障我们能够理性地使用它们。
合唱歌之后，卫兵返回舞台。他带来了安提戈涅——在卫兵除去尸体上的尘土之后，她又想要重新掩埋尸体，被捉了个正着。卫兵很抱歉把安提戈涅推向不幸。但人人都得顾自己。
安提戈涅毫不否认她听说了克瑞翁的命令——克瑞翁更愿意称之为法律。可是：
向我宣布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祗同住的正义之神也没有为凡人制定这样的法令；我不认为一个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废除天神制定的永恒不变的不成文条律。（行450）
因为这件事，她受到死亡的威胁，这一点并没有吓倒她。相反，作为俄狄普斯的女儿，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对她来说毋宁说是优势。她绝不会让她兄弟暴尸野外。
歌队责备安提戈涅沉溺在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不自量力。克瑞翁说她是“死脑筋（allzu starren Sinne）”（行473）。[9]他很愤怒，谈到了驯服野马的缰绳、用来要求奴隶的谦卑。他觉得，安提戈涅竟然还夸耀自己的行为，简直是对他莫大的羞辱。让这样的女人胡作非为，威胁到了他的男子气。尽管他们是亲戚，但他必须将她和她的妹妹处以最残酷的极刑。在一场激烈的对话中，安提戈涅要求赋予她的行为以她所能达到的最高荣誉。长老们若不会因为害怕而三缄其口，就会赞成她的做法。克瑞翁在开场时曾要求这些长老在必要时应当仗义执言，现在安提戈涅说的话跟克瑞翁当时讲的话毫厘不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是当时他们违背克瑞翁的意愿，按他的要求办就好了（如果他们当时看得更清楚的话）。但是，他们缄默了。克瑞翁把这当成是对安提戈涅的判决。他问安提戈涅，如果她的行动与长老们不同，会不会感到可耻（行510）。克瑞翁宣称，兄弟俩只有一个人能有被埋葬的荣誉。“仇人决不会成为朋友，甚至死后也不会”（行522），安提戈涅不同意他的看法。哈得斯依然要求两人有相同的权利。
伊斯墨涅被带了上来，她希望与安提戈涅一同赴死。但安提戈涅冷冷地拒绝了她：“请放心：你活得成，我却是早已为死者服务而死了。”（行559）最后，克瑞翁吩咐刽子手，处死姐妹俩。
第二合唱歌唱的是那击中拉布达喀代家族的头脑发热（Ate）[10]和毁灭（Verderben）。灾难一个接一个，人们却无力抵挡。而现在，这最后的毁灭从“言语上的愚蠢、心里的疯狂”（行603）生长出来。他们歌唱宙斯的力量，无人能够“侵犯”——哪个人或者雅典城有过“侵犯”宙斯的想法？就像以前《阿伽门农》的歌队一样，这里的歌队也谈到了法律（Gestez）。只是它不再叫作“通过磨难来学习”，而是：“在凡人的生命中，没什么能躲掉毁灭。”（行611）希望对许多人虽然有益，但是对另外一些人却是骗局（行615）。一个人的心一旦被天神引上迷途，他迟早会把坏事当作好事，只不过暂时还没有灾难罢了（行624）。
所有人不再有伟大的可能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此处就俄狄普斯家族所下的断言，在结尾处推而广之为：几乎没有回旋余地。
接下来，海蒙（Haimons）登场了。他是克瑞翁的儿子，在戏中，他还是安提戈涅的未婚夫。父亲害怕会遭到儿子的严辞责备，不料儿子却保证他会听从父亲的意愿，“你有好界尺”（行638），克瑞翁就开始以父亲和政治家的身份发表起长篇训诫来。建立秩序先要从王室抓起。这样，克瑞翁就用不着顾及他的侄女、儿子的未婚妻，他不仅是好百姓，而且可以成为好领袖（行669）。国王无意中（unmotiviert）接近了民主制度关于统治与被统治必须转换的学说。克瑞翁讲的大多数东西都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东西都源于当时流行的观点：关于专制弊端的学说、害怕妇女会带来混乱、统治权必须握在男人手里、还有顺从等等——只是克瑞翁把它们都绝对化了，不知这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因为他说：“凡是城邦所任命的人，人们必须对他事事顺从，不管事情大小，公正不公正。”（行666）而且大家知道梭伦（27）也有类似的格言。
歌队长认为克瑞翁讲得非常在理，但他同时又补充道，“除非我们老糊涂了”（行682）。海蒙也无法反驳他父亲。不过，海蒙继续说道，也可以有其它的处理方式。他知道父亲身居高位，无法得知城邦正在为安提戈涅叹息：大家认为她的行为值得称赞，不应该处罚她。海蒙满怀爱意，试图引导父亲不要固执一处，好像正确的事仅此一件一样。因为“尽管有人认为只有自己聪明，只有自己说得对，想得对，别人都不行，可是把他们揭开来一看，里面全是空的”（行706）。要是人一生下来就无所不晓，这自然再好不过了。可是这几乎没有可能。因此，听从聪明人的劝告是错不了的。
歌队长明白了海蒙的意思，而克瑞翁却勃然大怒：难道要他从这样一个小青年身上来学习理性？他立刻又开始了训诫：难道要表彰破坏秩序的人？安提戈涅难道不是有病？海蒙再一次提到忒拜城“与城邦齐平的[stadtgleich]人民”时，克瑞翁对人民站在安提戈涅一边并不表示怀疑。但是，他问道，是否要让城邦来规定他克瑞翁该做什么？之后，克瑞翁完全失去了自制：“除了为我，我还该为谁来统治这个国家？”海蒙回答说：“只属于一个人的城邦不算城邦”。“难道城邦不归统治者所有？”“那你就孤零零地去统治一个空壳城邦吧”（行736）。海蒙如此公开站在这个女人一边，克瑞翁无以作答。如果他认为他的统治是神圣的话，他就不能做错事。海蒙问道：“你只是想说，不想听啊！”“你决不能趁她还活着的时候，同她结婚！”父亲回敬道。“那么她是死定了；可是她这一死，会害死另一个人”。克瑞翁认为这是无耻的威胁，海蒙说，“对空洞意见的回敬”不可能构成威胁。海蒙怒气冲冲地下了场。
克瑞翁免除了伊斯墨涅的死刑，却下令安提戈涅必须活着被囚禁在一个石窟里。歌队唱着厄洛斯的力量。当歌队看到安提戈涅走向她的坟墓时，不禁热泪盈眶。安提戈涅向光明作别，呼唤城邦、长老作她死亡的见证人。这之后，她作了一个谜一般的解释：她不为别人，只为她兄弟而违抗法令。不为丈夫，也不为孩子：因为她可以另嫁，可以再生育；然而，父母亡故后，兄弟却再也无法替代了。
这期间是安提戈涅与歌队的对话。歌队承认了安提戈涅所获得的荣誉。她是凡人中的唯一一个按照自主的礼法（autónomos）去赴死的人。歌队接着说，安提戈涅能与神一般的尼俄柏分享同样的命运，“听起来也很光荣了”。很明显，歌队想说点好话，只是安提戈涅却只把它们当作嘲讽。这样一来，歌队就变得越来越尖刻了。安提戈涅以最无畏的态度昂首前行，迈向法律陡峭的深渊。之后，歌队又解释到，虽然礼敬死者是一种虔敬的方式，可是权力却容不得僭越。安提戈涅整个的想法来自她自己特立独行的认识，这会把她引向毁灭。
“我这虔敬的行为得到了不虔敬之名”，安提戈涅表白说。如果像克瑞翁所希望的那样，在神们看来，她的死罪是应得的，那么她将承受认罪的痛苦；如果她没有罪，那么，比他们不公正地加在她身上的一切更加严苛的折磨，其他人如何能忍受呢（行924）。克瑞翁催促赶快行动。歌队唱起第三合唱歌，再一次吁求命运残酷的力量。
接下来上场的是盲先知忒瑞西阿斯，由年轻的引路人领着。他本想观察飞鸟，但是它们都狂躁不安，然后他又想试试燔祭，却坏得一塌糊涂。祭坛上都是鸟和狗从波吕涅刻斯的尸体上撕下来的腐肉。“城邦遭了病——都是你的缘故”，他高声对克瑞翁说。忒瑞西阿斯试图教给克瑞翁更好的东西。人孰能无过？只要意识到了错误，而不是抱残守缺，这样的人方能扭转局面。而自负（authadía）则会遭致愚昧（Unverstand）。但是克瑞翁不想学习，他认为自己四面受敌，他疏远忒瑞西阿斯，认定他受了贿赂。他甚至说，就算宙斯的鹰把尸体的肉带到宙斯的祭坛上去，他也不怕亵渎（Befleckung），也不会埋葬死者。忒瑞西阿斯向克瑞翁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事之后，退下场去。
克瑞翁最后终于变得犹豫起来。
要我让步自然是为难，可是再向命运对抗，使我的精神因为闯着祸事而受到打击，也是件可怕的事啊！（行1096）
他还没有拿定主意，歌队长在一边旁敲侧击：忒瑞西阿斯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预言。最后，国王终于回心转意。
我亲自把她绑起来，就得亲自把她释放。我现在相信，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众神制定的律条。（行1112）
他肯定说的是他以前所反对的旧法。现在，他承认了不成文法，也许还有其它法。通过松绑这一行为，他又恢复了这些法律的有效性。
歌队唱出了最后一支合唱歌，这次唱的是巴克科斯（Bakchos），忒拜城的守护神，并请求他的帮助。但太迟了。一位使者走上来，先是抱怨福气的无常，提到克瑞翁的功绩和有据可依的伟大。“但如今全都失去了”。一个人若是由于自己的过失而断送了他的欢乐，他就是个还有气息的尸首（行1167）。“我早已……死了”，安提戈涅曾经说过（行559），现在轮到克瑞翁落到这地步了。王后欧律狄刻上场，之前发生的事也清楚了。在国王祈求与下界的神灵和解之后，他下令埋葬波吕涅刻斯。正在那时，他的一个手下，听到从关押安提戈涅的洞穴里传出来的大声哭喊。安提戈涅自缢，海蒙仆倒在她脚下。克瑞翁哀求他儿子走出洞穴，可是海蒙威胁他父亲，用剑自尽了。信使最后说，海蒙证明，最大的灾难就是不听劝告。信使的意思可能是指海蒙沉迷于爱情。但是，不久前忒瑞西阿斯才特别提到克瑞翁的不听劝告。王后退场，克瑞翁抱着儿子的尸体上场。这时，我们才明白，海蒙的死是因为父亲的不听劝告，而不是他自己的不听劝告。歌队最后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叹道：“你好像看清了是非，只可惜太晚了”。这时传来了欧律狄刻的死讯。克瑞翁长久地哀诉，强调他的罪过，说仆人应该把他带走，“我这等于死人的人”（行1325），他向往死亡。但是，安提戈涅希望他的命运不要比她更糟，[11]其实这并没有实现。“是凡人都逃不了注定的灾难”（行1337）。继续活下去比死还要糟糕。最后，舞台上只剩下歌队。歌队赞扬理性（Vernnunft），认为它是最高的幸福。人必须尊敬神，不应该狂言妄语。这样，人在老年学到了理性。
与其它少数悲剧一样，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也是有所教诲的。阿提卡这位悲剧家的政治观点就体现在这部戏中。剧中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紧凑、语言丰富多变而又意味深长；迷一般带异域性的希腊宗教以及时至今日对我们仍有所启发的普遍人性在剧中都处处可见。如果仅从政治方面来阐释这出戏就会显得过于简单粗暴，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今天一直把《安提戈涅》当作政治剧来演出，尤其是把它视为表现反抗国家权力的戏剧。——尽管如此，整出悲剧的政治特征仍然不可忽视，它一直强烈地贯穿全剧。
跟《埃阿斯》一样，这里又是关于处置叛徒尸首的问题。阿提卡的法律认为，叛徒的尸体不应在本国埋葬。索福克勒斯则不以为然。因为他看到，由于不予埋葬，自然陷入了混乱状态；他还发现，在哈得斯那里，这法律同样适用。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在所有人的共同一体（Solidarität）面前，敌对总得有个界限。毕竟阿提卡法律并没有绝对禁止埋葬叛徒；也没有证据表明，雅典人希望完全禁止埋葬叛徒。
跟《埃阿斯》不同的是，这次尸体没有在亲人那里，而是落到了敌人手中。也没有一个奥德修斯出来维持平衡，或是在党派斗争中有个第三方和普遍性（das Allgemeine）。
唯一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就是先知忒瑞西阿斯，而他也以他的方式去做了。可是他的建议却不被采纳。奥德修斯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跟阿伽门农是朋友，但忒瑞西阿斯尽管有的是时间，却注定会失败，因为克瑞翁把他视为敌人，更确切的说，把他视为被敌人收买的工具。海蒙也是一样，他的论据与奥德修斯最为接近。
所有参与这事件的人不是死去，就是生不如死，即受到无法拯救的打击。在这结局之前，毫无出路可言。只有当所有的事都过去，至少还有歌队能学到一些东西；但是，歌队却因此而衰老了——都发生了些什么样的事啊！
在《安提戈涅》的人物塑造中，“成见”是主要推动力，而且涉及到的范围极广。索福克勒斯也着力使这一现象尖锐地凸现出来。
首先，克瑞翁是法定的国王。他拯救过这城邦——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怎样救的——，而且恰恰是因为那时他听了忒瑞西阿斯的话（行994，1058，1162）。到那时为止，他都还算得上是个贤君。他这样拂逆长老，我们也许会有些惊讶。但是，“畅所欲言”这一要求却有很深的传统渊源。克瑞翁向长老们以及海蒙宣讲的原则有可能与阿提卡民主制度中的那些原则相契合。
克瑞翁的不安全感尤为醒目。他老是怀疑某处窝藏着那些不肯承认他统治权的敌人。这种想法只有在君主专制的国家才会有。很显然，这想法让他坐立不安。这或许也与他十分重视他的任务有关。毫无疑问，他是个很有责任感的统治者。这包括他下令不准埋葬波吕涅刻斯的尸体。因为他相信，为了城邦的福祉，他必须竭尽全力。但是，他一方面按照老模式思维，向仇人报仇，向朋友致敬（行643）；另一方面，他又与城邦自我认同，并且按照城邦的模式思考。显然，他评判人物首先从他们对城邦的态度入手。最后，剧中多次表明，他也是一位开明（aufgeklärt）的人。他认为，凡他视为城邦利益的东西，就要无限制地去追求。这就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
这还不算坏。正如忒瑞西阿斯所说的，人孰能无过。人若是不肯聆听更好的教诲，这才叫做糟糕。克瑞翁的遭遇正是这类事件的教材：凡是怀疑他的决议的，无论是谁——就算是他儿子海蒙出于一片好意，出于对父亲绝望的爱——他都一概不予理会。到后来更是所有可能的反对都给提了出来：歌队发问，是不是一位神把死者的尸体用土埋了起来，克瑞翁就第一次发怒了。他从不承认其实是有理由换一种思路来思考的。每个提出这种想法的人，他都怀疑他们受了贿赂，不是被钱，就是被爱情。没有什么能比得过他。
在与海蒙的那段长长的对话中，僭主（Tyrann）终于原形毕露。并不能说克瑞翁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僭主。但是现在人们看到，一个统治者一旦作出错误的决定，又没有及时放弃这一决定，他就会固执己见，直到最后无法与人交流。父子之间的这段对话是政治思想上的一座丰碑。正是由于海蒙认为，希腊人关于公民（Bürger）城邦的想法是理所当然的，他这才一步步揭露出一个专制君主的反面形象来：专制君主的统治权只能施行在一个无人的国度。与此相反，在一座城邦里，不仅要有谈论、执行、服从，也必须有倾听、学习、顾虑，统治一座城邦就不能与城邦公民对着干。
毋庸置疑：从克瑞翁所展示出来的令人不安的现实主义中，我们可以看出阿提卡民主制度的现实来。因此，人们不断自问，克瑞翁身上是不是有伯利克勒斯的影子。克瑞翁第一次被提及，是安提戈涅称他为stratēgós，这也是伯利克勒斯的头衔。而且，伯利克勒斯也是个开明的人。他那时为城邦厘定了全新的行动教训，也与克瑞翁一样，为了服务城邦，放弃了许多私交——据说他的对手修昔底德曾谈到伯利克勒斯有许多雅典朋友，也有许多盟邦的朋友。所以，伯利克勒斯也可能像克瑞翁那样辩解说，人必须首先为城邦“心怀好意”（行209）。另外，伯利克勒斯肯定也僭越了一些那时未成文的“习俗”。最后，那时的阿提卡喜剧爱把他讽刺为独裁者、僭主。
我们在安提戈涅身上看到了另一类“英雄”：尽管她是国王的女儿，对自己的道路充满自信，但她跟索福克勒斯的其他英雄一样，都有点固执呆板。诗人多次把用在埃阿斯身上的言辞也用在她身上。只是，她的境况更加恶劣，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固执。跟普罗米修斯、埃阿斯、俄瑞斯忒斯很不一样，安提戈涅从来没有置疑她与之对抗的当权者的统治权、甚至他的存在。她从没想到过谋杀或是复仇。她更希望能够顺从统治。只有在一点上她必须违抗克瑞翁。就算是这样，在最后她也不完全确定，她是不是一点错都没有。然而不管怎样，她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埋葬她兄弟。
安提戈涅这样做，索福克勒斯赋予她的动机却很特别。这就是神神秘秘（rätselhaft）、从根本上来说伤风败俗的手足情谊；由于她是俄狄浦斯的女儿，所以在她身上潜伏着深重的苦难，这苦难也使得她倍受死亡的青睐；也许还有她的某种赴死癖（Todesverfallenheit）；最后还有她毫不妥协的强硬本质，靠这一点，她在软弱疑虑的伊斯墨涅面前毫不掩饰地洋洋自得。正因为这样，她才会遵从那些法律，靠着那些法律反抗克瑞翁。但是，她从一开始就知道，地下的亡灵会比地上的人更爱她。只有当克瑞翁要求她服从时，她才搬出她的那些原则性的法来：古老的“惯例（Gebräuchlichkeit）”（nómina）——她用了这个词，而不是法律（Gesetzen）——不成文而且不可逆，自远古未知的神的时代以来就存在。这些律法高于一切所有人的法。
在索福克勒斯那里，国王的命令在术语方面的变化极具启发性。很多次它都直接被称为kērygma（宣告、公告）。国王自己却喜欢称之为Nomos（宗法）。这个词表示习俗、传统、法（Recht）。国王的意思，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传统且理所当然的法与常规（Regel）。可是，因为这个词也叫做法（Recht），它同时也就包括了法律（Gesetz）——这些法律自公元前六世纪以来颁布得越来越多（此类法律本身另有一个表达：thesmós）。随着法逐渐由法律来组成，“法”这个词的重点就从那些未成文法渐渐转移到法律上去了。我们在《安提戈涅》中第一次发现，索福克勒斯如此这般的强调那些通过城邦公民大会的决议来颁布的订立（gesetzt）的法，甚至于必须通过这样的成文法才能够描述未成文法。
不可忽视的是，克瑞翁把自己的命令称为“法律”，其实是一种滥用。这也很能说明，为何索福克勒斯想要通过这个词的用法来揭示一个事实——也许在那时才开始为人所意识到的事实：法现在是怎样逐渐由任意（而且可能的确如此）的决议产生出来。相应的，这里重点讨论的不仅仅是克瑞翁的命令，而是阿提卡城邦公民会议那渐渐深入人心的立法权。安提戈涅说，她埋葬波吕涅刻斯是在“和城邦公民对抗”，而实际上，她是在对抗城邦公民的法律（行907）。
剧中也有多处说明克瑞翁与安提戈涅的矛盾揭示了那时的现实问题。不仅是政治（Politik）的界限，还有城邦—立法的界限都成为争论的焦点。而关于是否埋葬波吕涅刻斯的争论就成为这些焦点的契机。据我们所知，伯利克勒斯的对手修昔底德——梅勒西阿斯之子——以全新的方式重新编整了他的贵族追随者。他希望这样能够阻止雅典对同盟国强硬的实力政策（Machtpolitik）。这些政策无所顾忌，僭越了许多传统的“惯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在试图完成一种转折。波斯战争结束后，结盟的意义就不那么理所当然了。雅典的自我中心主义和自私就愈加明显、愈加没有遮掩起来。公元前443年，修昔底德被伯利克勒斯击败，按照贝壳放逐法，他必须离开雅典城。难道没有理由相信，那时人们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新意识到了政治和立法的边界问题？
歌队咏唱所有人伟大的那首第一合唱歌肯定与那年的雅典有关。对所有人能力的骄傲肯定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普遍意识。合唱歌最后进行的反驳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毫无疑问，在与克瑞翁的对话中，语言的可能性是有限的。歌中赞颂的所有人航海技术对于城邦这条船来说显然不适用。用来形容所有人思想的那个词同时也显示了歌队的高傲。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说明合唱歌最后的看法：所有人的这种能力可以往好处使，也可以往坏处使。一方面，这与所有人怎样守法有关；另一方面，这还与所有人是否由于胆大妄为而走得太远有关。后一条正是雅典的危险，因为雅典正是以胆大妄为著称。所以，在讲到那些通过僭越而希图接近宙斯权力的人时，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在影射索福克勒斯自己的城邦。也就是在这里，在所有人所能达到的越来越高的可能性那里，暴露出失败的危险。这在剧本里相当明显。描写能力意识的这一处令人如此震撼，在我们所读到的材料中无能出其右者。“想不到那样高明”，它表明这种能力意识是个新事物。人们对之洋洋自得也是不足为怪的。
但合唱队同时还唱到，由于所有人的这些能力，所有事物变得尤其危险起来。这标志着另一种意识的产生，伯利克勒斯固执己见、他“独裁式”的城邦关切（Polis-Bezogenheit）、还有打算使用盟国的钱来装饰雅典城的种种所作所为把这种意识激发了出来。这些年来，人们又开始了许多新的冒险——对此，人们忧心忡忡。
因此，近来另一个问题也非常现实而迫切：既然决断的理智（die Vernunft der Entscheidung）拥有如此广阔的使用空间，那么谁来为之担保呢？人们看到，政治家要是拒绝所有的异议，就会沉溺在他自己的错误里不能自拔。富贵（行843）且有权势（行940）的长老院（Rat）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张。即便最后他们同情国王的女儿，一方面赞叹她的荣誉，另一方面却也看到安提戈涅由于不服从而招致了惩罚。委员会有可能心存畏惧，但是他们从没有暗示过这点。在他们心中最重要的，显然还是与君主、与必须服从的老原则、与对失控局面（anarchía）的厌恶等这些东西紧密维系在一起。而民众却似乎在为安提戈涅哀叹，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由于惊异她勇敢独立的行为，还是因为他们觉得必须安葬死者。也许，索福克勒斯也想暗示，民众的思想也是正确的——也算是智慧？不过，不管怎样，他们都无能为力。最后，就连克瑞翁自己的儿子和先知都无法说服他。
那么，谁来担保这决断的理智呢？这几乎已经不是一个宪法问题（Verfassungsfrage）了。因为，如果把事物推至极端，不仅在民主制度里，而且就城邦公民大会的决断来说，这都是成问题的。从这方面来看，民主分子根本就没有理由自认比专制君主优越。针对这个问题，这出戏只肯定了一个答案：人必须尊重地方的法令和他对天神发誓要主持的正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尤其是后者。
这就是克瑞翁最后学到的东西。他希望重新恢复“现存法律”的效力。值得注意的是，他“恐怕”自己不得不这样做。这就是歌队最后获得的理智的内容。
除此之外，奥德修斯在《埃阿斯》所表现出的态度，在《安提戈涅》那里换了一种方式，但同样具有典范性，只是克瑞翁很长一段时间都学不会这种态度。海蒙和忒瑞西阿斯的讲话很清楚地表明：人必须学习、必须让别人发言、必须灵活行事、必须妥协。奥德修斯明白，城邦公民是一个在另一个的下面，同样，克瑞翁也理应知道，观点不止一个，只有通过与其他人的讨论才能最后得出结论。当一个人能够说出“只相信一种意见的人不过是一副空壳”，这背后得有多少当下的经验，他得呼吸了多少民主的空气、承担了多少民主的难题！可是克瑞翁不知道接受多种可能的意见，因为他内心的宽广还匹配不了民主制度的宽广。
与《埃阿斯》一样，这里我们也要自问，这个封闭而固执己见的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影射了雅典城。
也许除了这些，还有一个问题：安提戈涅对外十分弱小。尽管她是国王的女儿，但却处于一个普通城邦公民的地位。她不是起义领袖，多数情况下只是在适应环境。只有在一点上她绝不服从，因为她认识到了一个更高的法，她愿意遵守这更高的法——尽管出于非常私人的原因。这当中她对了，同时也错了，就像她同时既虔诚又亵渎一样。难道她没有树立一个独立思考的榜样吗？她独自一人，偏离了所有其他人。这种独立思考带来了某种观察角度，甚至是某种必要性。对城邦公民大会、城邦氛围以及当时政策的“偏颇”造成的影响，她都保持一定距离，并且对之表示怀疑。难道城邦不需要这样的城邦公民吗？他们必须挺过所有风险，他们也正具有这所有的片面性和固执。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正确——安提戈涅也不是完全正确——而是因为缺了他们不行。不能所有人都像伊斯墨涅那样思考。而无论是民众还是最后长老歌队都对安提戈涅发出了惊叹，这难道不也含有某种意识的味道？——人们需要这样的城邦公民。
这就出现了关于城邦公民责任的全新概念。把处于其他人中间的个人完全释放出去（Freisetzung），就像那时许多其它种类的释放，比如智术师派的一样。再后来的苏格拉底和女祭司忒阿诺也有类似的行为。后者拒绝服从公民决议——要她诅咒阿尔喀比亚德。她说，她只祈福，不诅咒。
有意思的是，索福克勒斯把这样一个城邦公民责任的概念安在安提戈涅这个女子身上。她与其他妇女一样，被摒除在男性社会之外，不可能有雄心壮志。正因为如此，她的行为和表现就令克瑞翁百思不得其解。由于这个，也由于她的动机和强硬态度都不同寻常，安提戈涅的行为就不那么可供万世效仿了。可是阿提卡悲剧的伟大英雄通常质疑古代英雄的形象，他们指出，新社会里已经没有他们的位置了。那么，对外表柔弱的安提戈涅来说，这也许恰好相反。
与《埃阿斯》一样，政治始终贯穿于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它描摹出争辩的战场，突出了党派斗争，还提出论据和动机。也许，这部戏对当时的政治启发颇多。
也许人们不应像克瑞翁那样孤立地看待政治事务，更不能像他那样把政治事务绝对化，同时，尊重政治事务也要有个界限。政治事务植根于神、上界和阴间的世界里，它同时也植根于永恒反复的僭越、堕落之中，这些最后都必须得到补偿：通过不肯服从的安提戈涅，尽管在这件事上，她想要那正确的、能拯救的东西；通过海蒙，他震撼了克瑞翁，而他自己在那时选择了较好的那一部分；通过欧律狄刻，最后通过克瑞翁本人，这个“等于死人的人”，他必须活着接受这一切。要重建秩序，牺牲已经足够多了。
由于阿提卡的城邦公民经历了新国王骄傲的表现直到他彻底的崩溃这一过程，人们兴许可以希望，他们能比歌队长老更加及时地得到理智。
无论如何，索福克勒斯在《安提戈涅》里让城邦公民面对他们自身，要面对的东西部分是现实，但大部分是他们的可能性。索福克勒斯极为现实地指出：在城邦公民中（还有他们的政治家们以及其中的领导人物）的什么地方藏着专制君主；理智担当了多大的风险；若是理智想要越界——越界是它一直想干的事——甚至于想要接近宙斯的权力，这会带来多大的灾难。很有可能索福克勒斯自己虚构了这个神话，但正因为这个神话是根据现实的图形来绘制的，在当时它肯定深深震撼了雅典人。
由于索福克勒斯同时又把所有这一切置于神话般的过去，跟现实如此疏远，观众才能敞开心扉来品味个中滋味。这样，这部戏谈论的就不只是雅典和当下的政治。城邦公民就可以相对自由地接受情节的发展过程。这当中没什么安慰，更多的是警告和认知。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语言，更借助于演出的场景，这部戏必能深深地打动人心。
通过悲剧这个熟悉而又迷人的媒介，政治事务的根基一次次被松动，而这根基平时很容易变硬而变得贫瘠，结不出果实。城邦公民也可以承受住完全的公开以及对政治——并且是他们的政治——的怀疑。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轰轰烈烈地发生，并且还导致了像《安提戈涅》这样的诗的产生，那么，阿提卡城邦公民就真的需要上述那些东西了。
[1]贝壳（陶片）放逐法（Ostrakismos）。城邦公民把认为对城邦有危害的人的名字刻在贝壳（陶片）上进行投票，如超过半数就将那人放逐国外。——译注
[2]希腊悲剧不允许直接表现谋杀场面，谋杀必须在房屋内部进行。之后，房屋内景会在被称为Ekkyklema的一种可推出推进或转出转进的平台上展示出来，这样观众就可以看见死者了。已无法确证早期悲剧是否使用这种平台，但欧里庇得斯已经开始使用了。
——译注
[3]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译注
[4]太阳神，许佩里翁（Hyperion）之子。无所不见的Helios常作为发誓时的见证人。后来Helios与阿波罗混而为一。——译注
[5]海岬，位于阿提卡南端，因其波塞冬神庙而闻名。——译注
[6]如不特别指出，《安提戈涅》的中译文均依罗念生译文：《罗念生全集》（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译注
[7]中译文为：“不肯老老实实引颈受轭，服从我的权力”，见《罗念生全集》（第二卷），前揭，页304。这里依从德文：Die“haben ihren Nacken nicht unter dem Joch，wie es recht ist，so daβsie mich liebten。——译注
[8]即polla ta deina k'ouden anthropou deinoteron pelei。——校注
[9]中译本为“太顽强的意志”。——译注
[10]Ate：丧失理智、罪孽。荷马（《伊里亚特》第十九章，行93）把它描述成一位女神，“飘行在气流里，悬离凡人的头顶”。——译注
[11]指安提戈涅认为自己的命运是最糟糕的。——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