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危機

1．火災：填海造地

自維多利亞城在港島北岸建立後⁵⁸，香港人口不斷增加。由於港島地勢屬丘陵地，呈北向南傾斜，北部多為山地，高度為250－300米，可供發展的平地面積極為稀少，要吸納新增的人口，並發展成為亞太地區的轉口貿易中心，就必須利用新的建造技術，解決住房、飲用水、交通等問題。在眾多西方建造工程技術中，最能解決城市核心範圍土地不足的方法是填海造地，新增的土地自然位於核心區域，換句話說，城市的核心區主要靠人工打造出來。要落實填海造地的計劃，面對的困難不會比今天少，除了資源不足外，還有私人業主的阻擾和英軍的反對。在1850年代開展的首次大規模填海工程後，政府企圖大力推展填海造地，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爭議後，到1889年才獲得各方同意，重新開展。

香港首項依賴人力大規模創造土地的工程，是由1851年12月28日星期三晚上10時至29日清晨5時半在下市場（現址上環蘇杭街〔Jervois Street〕）發生的一場大火⁵⁹所觸發，這是城市核心區透過填海向西伸延的里程碑。是次大火的起火地點是上環第16號地段601號的志昌服裝店，距離中環仁記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的貨倉只有150呎（45.72米），29日凌晨1時火勢最為猛烈，火災的範圍東面波及現址皇后大道中與蘇杭街、威靈頓街交界、南至皇后大道中、西面至蘇杭街與摩利臣街接壤、北至蘇杭街以北海旁，火場面積達189,792平方呎（約17,632.25平方米）⁶⁰。

火災發生期間，為免火勢向東蔓延至中環地區，軍部及海軍曾使用100磅炸藥炸毀房屋，堵截火勢，結果導致450間民房被焚毀，兩名中尉湯建士（R. A. Tomkyns）及魯格（R. A. Lugg）死亡，數名軍人受傷，200名華人失踪，財物損失高達3萬英鎊。房屋密集、儲存大量貨物、缺乏足夠水源救火，以及簡陋的防火設備，都是火勢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⁶¹。災場受損毀程度十分嚴重，政府一向對太平山海旁地段華人聚居地區的衛生環境及治安頗有微詞，是次火災正好給政府一個重新整頓華人社區的機會。

大火後，總量地官哥頓在上環文咸海旁規劃了首個具規模的填海工程。施工位置以現址威靈頓街、蘇杭街及皇后大道中三條街的交界為起點，至蘇杭街與摩利臣街交匯處為終點。透過填海，在海旁開闢了一條闊約50呎（約15.24米）的海旁道，將文咸海旁向北伸展。填海的物料主要來自醫院道上的山丘，部份則來自太平山區建築廢料，估計建築成本為每平方碼25元。政府將海旁地段公開拍賣，海旁地段的業權擁有者必須負責碼頭、部份填海工程及海堤的興建費用，但政府容許海旁地段業主向使用碼頭的公眾人士徵收費用。政府透過私人業主出資填海及興建碼頭工程，又向新增土地業主徵收地稅，既可節省開支，又可增加庫房收入，可謂一舉兩得。

擁有海旁地段的私人業主大多不贊成填海，因需負擔填海費用，方能取得新填土地的業權，而在施工期間，原有的碼頭又無法正常運作，經濟利益受到損害。文咸海旁能順利進行填海工程，是由於大部份業主為華人，歐籍業主持有的地段只有第1號及第4號的仁記洋行（Gibb, Livingston & Co）、第6號的摩遜（J. G. Mornson）及第191號的卓普爾（L. M. S. Chapel），華人一般不敢反對政府政策；加上大部份地段租約期在二至三年內屆滿，既然約滿，也沒有理由反對填海。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較容易與業主達成協議⁶²。

建成後的文咸東街，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華人金銀貿易業的匯聚中心，創立於1910年的金銀貿易場也於1933年遷入文咸東街52號。以移山填海為基本概念及興建海堤的建築法，成為日後填海的楷模。繼文咸海旁填海計劃後，政府提出寶靈填海計劃及中環填海，企圖大力開拓土地資源。

上環填海工程的資料，詳細披露了早期的填海技術和建築特色。工程的重點是興建海堤（seawall），海堤建成後，再把海堤與海岸之間的海床，填滿泥沙和石頭，使與沿岸陸地連接。建造海堤使用堆石法（pierre perdue），堆石法與現代的垂直海堤建築法相似，用每塊不少於8立方呎的大石作堤基，海堤靠海一面的傾斜度為2：1，靠陸地一面則為1：1 ⁶³。石與石之間的空隙填以碎石，堤基以上的堤壁則用方石（ashlar masonry）建造，堤壁的空隙則填以碎石，再以三合土及黏土劑黏合；改用三合土及黏土黏合劑代替石灰，可使海堤更堅固，加強其抵禦颱風的能力⁶⁴。

經歷了1874年猛烈颱風的吹襲後，政府在1875年建議在沿海進行大規模填海工程，但由於經費不足，計劃一直未能落實。1880年代，港島北岸海床受珠江三角洲淤泥長期沖積，已變得愈來愈淺，春季潮退時，淺水處水深不及20呎（6.1米），在遠洋輪船噸位愈來愈重的情況下，已無法停泊較大的遠洋輪船。1887年7月13日，香港九龍倉公司（Hong Kong and Kowloon Wharf and Godown Co）大班保羅•遮打（Paul Chater）重新將海旁填海計劃提出來討論。由於填海工程可以順道利用挖泥工程將沿岸水道挖深，解決遠洋輪船泊岸的問題；另一方面，地價不斷上升，扣減工程開支及其他損失後，業主仍有利可圖。遮打的建議，正好配合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在取得政府及商人的共識後，一項自十九世紀中期以來最大規模的填海計劃在1889年開展。

1889－1903年的填海，西起自西環煤氣公司（今屈地街），東止於中環美利碼頭（今大會堂多層停車場），全長約兩哩（約3,218.6米），造地59英畝（23.9公頃），是干諾道及一系列新設施得以面世的主因。1921－1931年，政府再於中環至灣仔填海造地86英畝（34.8公頃）。這兩項工程奠定了香港日後填海的機制。為節省政府開支，不斷將填海計劃列入擬拍賣的土地中，透過民間資金進行填海工程；為確保私人發展商填海所用的物料、工程技術及面積能配合政府的整體發展，政府在賣地前已規定填海的竣工日期及規格，方便日後監管。這方法不但可透過新增土地增加庫房收入，更可借助民間的經濟力量進行填海工程，開拓沿海土地。至於政府與私人業主間的權責，如興建工程的費用、新填土地的業權、地價和地稅的釐定及土地日後的發展等問題，透過合約預先釐定。十九世紀下半期，維多利亞城從中、上環逐漸向西擴張至西環，繼而向東至灣仔、銅鑼灣，自西向東呈帶狀伸展。

到了二十世紀上半期，香港的填海工程技術已相當成熟，政府除要蓋建防禦風暴潮及颱風吹襲的設施外，更需兼顧新填土地新舊設備的配套，如新舊水管及排污管道的接駁、道路的銜接、施工期間的交通安排等。在1970年代，利用毛細孔排水紙帶加速沉降時間的技術尚未被應用以前，香港的填海造地工程大多採用歐洲的堆石法興建海堤，新填的土地必須經過沉降後，讓新填泥土水份流失，方能蓋房。新填土地等待沉降需時，政府將之闢為小市集，供小商販擺賣及賣藝者表演，這片土地稱之為平民夜總會，又稱「大笪地」，是普羅大眾娛樂消閒的好去處。

在人口密集的區域，有系統地策劃填海工程創造土地，是政府擴張城市核心的方法。推行填海工程，需平衡社會內部需求、政治與經濟發展各方面的利益。新增的土地，位於港島、九龍半島及新界的沿岸，使這個海港的最新設施均沿着海岸緩慢地向東西兩個方向建立起來（參見表1.2）。

2．風災：重建海旁及興建避風塘

每年6－10月，香港均受到來自菲律賓北上向東南亞及中國南海移動的颱風吹襲。1956－2014年間，每年引致香港天文台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的熱帶氣旋，共有349個，平均每年有5.9個，在這段期間位於香港責任範圍內的熱帶氣旋多達919個⁶⁵。颱風多在夏季發生，在十九世紀建築物仍然相當簡陋的年代，颱風導致的人命傷亡及財物損失十分嚴重。

在1883年天文台成立以前，政府沒有專業部門負責觀察及記錄颱風的動向，也沒有一套固定措施發佈颱風消息，有關颱風的資料幾乎完全闕如。天文台成立以後，颱風移動的方向、每小時平均的風速及最高的陣風紀錄，漸漸有了較詳細的紀錄。據報章所載，1883年以前，強烈颱風以1867年、1870年、1874年破壞力較大⁶⁶，當中又以1874年9月22－23日襲港的颱風最為猛烈，是十九世紀下半期最強的颱風，全城的原有建設幾乎全被吹毀，災後頭幾天估計死亡人數就有二千多人，相信實際遇難者遠超過此數，而當中以佔全港約十二萬人口17%的水上人（約兩萬）⁶⁷，傷亡最為慘重。

1874年9月30日，政府各部門首長，包括警察總監、醫官、工務司、總測量官、船政道等提交予輔政司的災後報告，描述了是次災情的嚴重性。颱風在9月23日凌晨一時至四時最為猛烈，貿易活動繁忙的舊大會堂至同啟街（現址為永樂街中遠大廈）長達0.75哩（1,206.98米）、同啟街至海員之家（西邊街與德輔道西交界，是西區警署即七號差館所在；現為西區總部暨西區分區警署）長達一哩（1,609.3米）的海旁、東角沿岸一帶的海堤全被破壞，位於沿岸的倉庫、碼頭無一倖免，需要重建。警署發現的屍體包括了604名華人和17名歐洲人，而總登記官署則發現712人溺斃，84人因房屋倒塌被壓死，死難者多不勝數，難以統計，初步估計超過一千多人。溺斃者的屍體遍佈海港，由於颱風過後連續數天仍無法清理，不斷被海浪衝擊，沿岸的排污渠又因海堤被破壞而淤塞，污水倒灌，屍臭瀰漫全城。另有200家房屋倒塌，兩艘遠洋巨輪擱淺，八艘輪船沉沒，帆船及舢舨被摧毀者數以百計。在颱風襲港期間，政府建築受到不同程度的損毀，其中最嚴重的是國家醫院，除門窗被破壞外，房屋的頂層天花被捲走，其他屋頂被捲走的建築物更包括警署、郵政局、維多利亞城的六個主要市場、公立學校等。此外，域多利監獄、昂船洲監獄亦損壞不堪，植物公園中大部份植物受到破壞，市內的樹木也慘遭摧毀，街道被倒塌的樹木阻擋，無法通行；市內電報站、煤氣燈被吹毀，晚上沒有街燈照明。整個維多利亞城滿目蒼夷，全市並無安身之所。颱風帶來的破壞，讓政府知道建築材料不夠牢固，難以抵禦颱風⁶⁸。災後重建的首要任務，是重建海堤，並順道利用重建工程進行填海。

1875年政府提出大規模修築海旁大道，1875年3月10日，港督堅尼地（A. E. Kennedy）委任總登記官史密夫（Registrar General C. C. Smith）、工務司派斯（Surveyor General J. M. Price）、警察總監梅含里（F. H. May），以及來自端納洋行的大班雷爾（Turner and Co. P. Ryrie）、仁記洋行的大班羅洛克（Livingstone and Co. H. Rowlock of Gibb）組成委員會⁶⁹，商討重建海旁大道及沿岸自西至東的大規模填海工程，並把連接中環及灣仔軍營的海旁規劃包括在內。填海面積較廣闊的地區有維城第二區（西營盤）和維城第四區（上環）⁷⁰，此外，也包括上環海旁威士里（今上環永和街White’s Lane）至中環木球場前的政府專用碼頭（Government Wharf, Cricket Ground）、海軍船塢及相鄰軍部建築的海岸。政府為加固海堤的防風能力，建議採用新的工程技術，令建築成本大增。雖然計劃邀請了西環及上環海旁地段的業主參與，而原業主得到政府保證，仍舊可擁有新填土地的業權，但大多只願意支付填海的基本工程開支，不願負擔加固海堤工程的費用。政府在颱風襲港後經濟緊絀，無法支付龐大的開支，而除了游說新填土地的準業主外，又難覓得其他資助者，因此委員會唯有建議向英國政府借貸（參見表1.3、圖1.6.1－1.6.3）。

政府打算以年息五厘分十五年攤還，向英國申請21.45萬元貸款，倘每年借貸1.5萬元，扣除750元利息，每年可獲貸款1.425萬元，十五年的貸款應可應付填海支出⁷¹。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軍部在1874年颱風襲港之前，一直不贊成在軍部擁有的土地前面進行填海，但風災後軍部擁有的臨海土地溝渠淤塞，遇到大雨便會積水，污水倒流；加上風災後，本地居民在沿岸傾倒垃圾，嚴重影響軍營衞生，軍部也因而支持重見海旁，並利用填海擴闊海旁⁷²。可惜政府最終無法取得借貸，風災後市面蕭條，經濟環境不佳，堅尼地無法在任內實施計劃⁷³。西環煤氣公司至中環政府專用碼頭的填海工程，最終要等到1889年才開展。

相比填海工程，興建避風塘所需的經費較少。政府着手在銅鑼灣興建第一個避風塘，為水上人提供避風之所，也是針對1874年風災對水上人的打擊所作的回應。銅鑼灣避風塘於1883年建成，工程開支約9.7萬港元⁷⁴。初建時防波堤只有1,400呎長（426.72米）⁷⁵，可容納船隻不多⁷⁶，每次颱風襲港時均不敷應用。1903年12月，傑遜•史釗活議員（Gershom Stewart）在定例局（今立法會）建議擴建銅鑼灣避風塘，雖獲得一致通過，但礙於資金不足，計劃無法實行。1904年和1906年，面對定例局議員及香港西商總會的催促，政府仍無法擴建銅鑼灣避風塘⁷⁷。1906年9月18日香港再被強大的颱風吹襲，被摧毀船隻多達3,653艘，遇難喪生的災民超過1.5萬，大部份受影響者為水上人⁷⁸。擴建避風塘的計劃因而再度受到關注，1908年3月，政府接受西商總會於1904年7月16日的建議，加深避風塘的深度9呎（2.74米）、加闊面積至75英畝（30.4公頃）。1953年，政府在銅鑼灣避風塘進行填海工程，銅鑼灣避風塘被移往原址以北⁷⁹。

1906年底至1907年初，立法局擬在長沙灣、昂船洲東面、銅鑼灣奇力灣（Kellet’s Bank）或堅尼地城海旁等其中一處增建新避風塘。1908年，工務委員會一致認為油麻地望角咀最為適合，估計建成後面積約有166平方畝（67.23公頃）⁸⁰，預算經費約154萬港元。

1908年3月7日，香港政府將興建望角咀避風塘建議書及財政預算呈交英國審批。同年9月2日，為及早造好防風準備，在未獲英方批准的情況下，政府向盤察及羅法爾公司（Messrs Punchard, Lowther & Co）購買了聖安諾挖泥船（hopper dredger St Enoch），於選址展開挖泥工程。避風塘設計草圖經工務司署工程師寶頓（J. F. Boulton）及與其他顧問工程師商議後修改，新設計圖則於1909年11月獲立法局通過，而挖泥工程於1910年1月底完成。興建工程於1910年10月27日由謙泰公司（Messrs Him Tai）以最低價承包，工程包括興建位於海港以西長3,325呎（1,013.46米）、地基闊192呎（58.52米）的防波堤，填海建造位於海港南面長450呎（137.16米）、闊30呎（9.14米）的混凝土碼頭。建成後避風塘在防波堤以內的面積廣達165英畝（0.67平方公里，66.83公頃），水深受潮汐漲退影響，介乎9－18呎（2.74－5.49米），82%的水域深12呎（3.66米），56%深度多於15呎（4.57米）。避風塘設有兩個入口，北面入口闊300呎（91.44米），南面主要入口闊390呎（118.87米）⁸¹。

興建望角嘴避風塘，必須將原來臨海的新填地街的地平線提高，並於原土地上重鋪排污及排水設施，政府認為臨海的房屋因日久失收而破損不堪，而部分更於風災或火災中被毀，理應重建，但重建計劃推出後，海旁地段29、30、31號業主反對重新填海，並要求政府賠償喪失海旁有利位置而導致土地價格下跌的損失，1911年4月政府向海旁地段29、30、31號業主賠償161,217港元⁸²。耗時五年的工程最後如期於1915年8月竣工，同年12月16日由港督梅含理（F. H. May）揭幕，工程耗資約221萬港元，較原先預估的154萬港元，超資67萬港元⁸³。1937年9月2日，香港再次受極強颱風蹂躪，避風塘不敷應用。但政府要到1962年才增建新的避風塘。1970年代，政府為自願放棄漁船上岸的水上人推行住房優先安置計劃，全港水上人口數字大幅降低，目前全港水上人口只佔全港人口的0.2%（參見表1.4）。

推行填海造地工程、興建蓄水庫、避風塘，都是港人面對大自然種種挑戰時，利用人力及物力所作出的回應，讓城市能夠掙扎求存，針對困境的敏捷反應也養成了香港人凡事追求速度的習慣。城市的種種建設，是政府帶動城市發展，希望取得主導城市規劃的手段，但是單靠基建，又是否能夠滿足不斷增長的人口需求？

3．鼠疫：重建太平山區

在1874年風災後，城市衞生不但沒有改善，而且變得更差，因人口有增無已，政府亦沒有實施改善環境的措施。1894年1－5月，廣州爆發鼠疫，感染鼠疫病逝者數以萬計⁸⁴；同年5月，香港在太平山區發現首宗鼠疫，6月更進入高峰期，有說與春末氣候溫暖潮濕，細菌容易滋生有關。1893年10月至1894年5月16日期間，香港更完全沒有下過雨。在居住環境擠迫的地區，居民平日的生活已不甚講究衞生，在沒有充足生活用水供應的季節裏，居民的潔淨問題就更被忽略了。

衞生環境惡劣使鼠疫迅速蔓延。1894－1896年，政府聘請威廉醫生（Dr. M. Wilm）就鼠疫進行調查，他指出中國居民居住環境過於擠逼：住所面積狹小，一般只有歐洲人住所的十至十五份之一，1894年中國居民人口約有二十一萬，而歐洲人卻只有六千。華人的居所一般為三層高的石屋，窗戶小，面向大街，每層平房大約有16至25名住客，全幢唐樓至少有48名住客，卻沒有完善的排污系統⁸⁵。鼠疫爆發初期，政府組織了自願清潔小組，成員包括史路比郡輕步兵團（Shropshire Light Infantry）的志願兵和警察，在潔淨局執行委員會監察下，在太平山區進行消毒並利用白灰水殺菌⁸⁶。約7,000間中國民房被檢疫，有350間民房因被發現鼠疫細菌而被查封。中國居民對政府遣派檢疫人員進入住所進行衞生檢查大表不滿，認為此舉驚動三步不出閨門的良家婦女，有違禮教⁸⁷。

根據政府醫務報告記載，1894年5月中旬證實的疫症有150宗，而每天因感染鼠疫送院的病人有70多人，由東華醫院管理的鏡湖醫院，收容的病者達200名，較東華醫院可容納病人的數量多出一倍⁸⁸。事實上，自願入院治療者畢竟是少數，真正感染鼠疫者遠遠不止此數。5月底政府公佈的死亡人數為450多人，延至6月15日，政府再次公佈死亡人數，已上升至1,900人，其中華人感染鼠疫的死亡率，又較歐洲人及其他種族高達93%。

香港的商業活動因鼠疫爆發而大受影響，不少商行的東主紛紛帶同僱員及家眷回粵，而本來計劃來港經商者亦暫緩來港日期，截至6月15日離港回粵的人數達8萬人⁸⁹（佔全港人口的38%），原來21萬的人口只剩下13萬。因貿易活動減少，食品及日常用品供不應求，價格飆升30%－50%⁹⁰。1894年9月及10月，香港竟被兩個颱風吹襲，進一步摧殘維港。面對鼠疫，政府束手無策，第十一任港督羅便臣（William Robinson）下令將上環及太平山區全區封閉，清拆區內民房，並宣佈香港為疫埠，禁止感染鼠疫者離港。

英工程師雷邦（Ripon）認為香港政府需要馬上將兩個水塘的存量增加，大潭水塘至少應增加供水量8千萬加侖（3億6,368萬公升），並建議政府派員用大量清水清洗每間民房⁹¹，消滅細菌。但要增加供水量談何容易！政府根本無法改善當時的供水情況，並且因天不造美而變得惡化。1895年香港更遇上天旱，全年的降雨量只有45.8吋（1,163毫米），較正常少了一半。為了節省用水，政府更在4月－6月、10月－12月實施限時供水措施，每天只供水3－4小時。4－6月，香港每人每日平均只獲食水供應7.7加侖（35公升）；6－7月，每人每日平均獲食水供應9.7加侖（44.1公升）。政府為減低疫症蔓延，將部份被污染的水井關閉，食水短缺的情況更益嚴重。1895年錄得鼠疫的死亡人數為2,000人。官方的死亡數字主要是按照屍體發現所作的紀錄，而華人自行埋葬死者的個案不計其數，疫症並未受到控制是不爭的事實。

1896年1月4日－29日，香港再發現45宗疫症，政府除將病者馬上送往西區堅尼地城醫院隔離外，並將疫症病患者的房子查封。同年2月25日－4月21日期間，衞生局的檢疫人員每隔十天巡查華人民房，消毒了3,200間、共8,330層民房。政府在街道上、碼頭、海上發現不少感染疫症的棄屍⁹²，為防止疫症蔓延，政府規定感染鼠疫身亡者，混以石灰埋葬，更禁止華人出境。羅便臣的隔離病者及檢疫方法受到中國人反對，要求回粵治病的聲音愈來愈多，政府只好在3月21日撤銷禁令，准許市民離港。在政府的種種措施下，疫症仍未受到控制，是年1－5月政府所處理的715宗中國病患者感染瘟疫病例中，死亡人數達639人，死亡率仍高達89%⁹³。

1896年，政府化驗師就九龍油尖旺及中上環的40口水井進行抽樣調查，發現井水受人畜排泄物污染程度相當嚴重。皇后大道西267號水井氯的含量為每公升373.8毫克，40口水井氯的平均含量為每公升106毫克⁹⁴，目前香港市民擔心可能產生致癌物質的殘餘氯氣，1公升水的含量為1毫克⁹⁵。水中含有大量的氯，原因是居民希望可以用漂白粉殺滅水中的細菌，這個滅菌的方法有如飲鴆止渴。水源受人畜排泄物污染，大腸桿菌含量極高，人飲用後輕則會引致腸胃炎，重則會感染霍亂、痢疾等腸胃傳染病。人口過份擠迫，是天然水源受污染的主要原因。華人社區飲用水水質差劣和水量供應不足，居民的生命安全實在令人擔憂。

威廉醫生（Dr. M. Wilm）在1896年的調查報告指出，鼠疫菌在蒸餾水內可生存20天，在自來水及井水抽取的200毫升的培植樣本中，可生存16天，在海水抽取的200毫升樣本中，可生存6天。當6月份疫症蔓延得相當厲害時，威廉醫生在九龍半島油蔴地三口市民仍使用的水井中取水化驗，發現其中一口處於低地的水井，井水經常滿溢，井水中含有大量鼠疫細菌，其他兩口井因處於較高地段，井水與井口距離差不多有四碼，未受污染⁹⁶。除井水以外，河水及海水受細菌污染的可能性亦相當高。1896年，整個海港已受到疫症的威脅。9月，政府公佈的死亡數字約為2,000人，其實實際死亡人數，遠遠比政府公佈的多，政府不敢公佈疫症的真實情況，是對鼠疫束手無策的表現。

1890年代末期的衞生報告顯示，感染鼠疫死亡者大多集中在中上環，其中太平山區的情況尤其嚴峻。1861年太平山區的人口只有1.8萬⁹⁷，1891年該區的人口增至3.1萬⁹⁸。在短短的31年內，該區27.2萬平方呎的私人土地面積被劃分為355個地段，估計1891年時有接近400幢唐樓，其中76幢唐樓中有至少3人感染疫病；倘若每幢唐樓有70多名住客，這塊密不通風的細小土地擠滿了一班社會最貧窮的人，如此惡劣的衛生環境，是鼠疫傳播的重災區。除了27.2萬平方呎的私人住宅外，該區也是華人慈善組織東華醫院、磅巷差館、八號差館及太平山街市所在，可以想像這裏有着維持治安的警察局，為病危者提供庇護的醫院，卻沒有可供活動的空間，這就是當時華人生活的地方的普遍情況。

1894年9月17日，定例局（立法局）三讀通過《重建太平山法例》。1895年3月，工務司谷柏（F. A. Cooper）向定例局提交改善太平山區的建議（Scheme for theImprovement of the Resumed Area in the district of Taipingshan）⁹⁹。工務司把該區從A到K分為十個區域（不設J區），並根據《太平山土地收回條例》（Ordinance No.8 of 1894）¹⁰⁰，工務司在8月提交太平山區重新規劃圖則（“Enclosed area Taipingshan, with details of lots”），政府接受庇利羅士（Belilios）的建議，在8月開始用火焚燒該區，8－10月先清拆太平山街、街市街、差館上街、四方街、必列者士街及水池巷的木結構及樓房；另外，為免於舊的排水渠妨害太平山區的重建，荷里活道至堅道需重新鋪設新的雨水渠。清拆工程受到1896年2月的大雨所阻，至6月只能完成一半。整體工作要到1898年才完成¹⁰¹。政府向私人業主收回6.2英畝（27.2萬平方呎）土地重新規劃，規定平均每名成年人應有最少21平方呎（1.95平方米）的居住空間，估計需就私人土地賠償約82萬港元¹⁰²。這些措施的推行，使該區人口流失了12,554人（40%），1897年太平山區的人口只剩下18,784人¹⁰³。可想而知鼠疫對該區的影響（參見圖1.7）。

1900年，政府企圖以新的排污方式，改善華人社區的公共衛生問題。在華人聚居的五個地點：永樂街東端、太平山區、皇后大道西尾舊屠房位置、掃桿埔及歌賦街，增設了約有四十個廁格的公廁五個，每個公廁約投資二千多至四千多港元，並以水廁代替旱廁，這是處理公共衛生的一大突破，不但改變了華人的日常生活習慣，而使用水廁的習慣亦慢慢被引入華人社區¹⁰⁴。

1903年政府公佈重建太平山區的規劃圖，規劃最受觸目的是將中部的E區及D區的房屋燒毀後興建卜公花園（Blake Garden），地域範圍東起自四方街、南至普慶坊、西至磅巷、北至吉祥街。整個太平山區的東面—A區B區的原有地段推倒重新規劃；東南面—G區的土地（今堅巷），在清拆後興建細菌學研究所（Bacteriological Institute），研究所西南面闢作潔淨局（Disinfection Work）員工宿舍。位於南面的八號差館因G區的民房清拆而得以擴充；西面的H及I區（今律打街至普慶坊）清拆後重新改劃為面積較大的地段，內陸地段700號（今華安里至普仁街）改建為中興戲院；K區清拆後闢作東華醫院新翼；內陸地段361號仍供東華醫院使用，醫院旁邊的F區在清拆後改為內陸地段1356號，由東華醫院發展為保良局基址¹⁰⁵。北面仍保留小部份土地供私人發展房屋，但密度就大大降低了。

根據1905年政府公佈的數字，回收太平山區的賠償費用達82.1萬元，另有關道路及排污系統的支出為12.3萬元，總支出為94.4萬元。重新規劃後出售私人土地的收入有17.1萬元，出售清拆建築廢料作填海用料的收益為2萬元，共得收入19.1萬元¹⁰⁶（參見表1.5）。

樓宇的密度在重新規劃後大大降低，可供私人發展的土地由27.2萬平方呎（25,270平方米）減為9.7萬平方呎（9,012平方米）¹⁰⁷。重建後的太平山區增加了公共休憩空間—卜公花園；娛樂場所—中興戲院；關注衞生的設施—細菌學研究所、潔淨局消毒員員工宿舍、公廁；連同原先已有的東華醫院及警署，公共設施相當齊備，成為日後規劃華人社區的藍本（參見圖1.8）。

1894－1896年間，大量華人因逃避鼠疫離港回穗，而華南一帶的居民亦不敢與香港進行貿易活動。根據粵海關檔案的統計數字，1894－1898年，由穗往港的人數一直遞減，四年來平均每年遞減10%，而在這幾年間，從港往穗的人口卻不斷增加，增長率最高的是1898年，與1897年相較增幅達23%¹⁰⁸。香港經濟陷於停頓，政府的管治面對重大挑戰。香港政府請來了不少英國專家，針對鼠疫問題獻計獻策。由於時人相信鼠疫主要由老鼠傳播，第十二任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在1898年上任後，大力推行滅鼠運動，號召全港居民親手滅鼠，捕獲老鼠者可獲每隻2先令賞金。在1900年間，由香港市民消滅的老鼠高達4.3萬隻。老鼠死亡數字雖然大增，但衞生情況卻未有改善。最後政府發現市民為領取賞金，從新界偷運老鼠入港島，賺取賞金，而滅鼠運動在一片喧鬧聲中告終¹⁰⁹，鼠疫亦使香港足足十年有多活在陰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