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構思

香港今天的版圖，包括了香港島、九龍半島、新界及230多個離島¹。1842年8月－1860年10月，香港的版圖是面積僅有32平方哩（82.9平方公里）的香港島；1860年10月－1898年6月期間，香港的版圖向北伸延至九龍半島的界限街，增加了3平方哩（7.8平方公里）²；1898年6月起，英國向清廷租借了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的新界，以及香港水域範圍內的230多個島嶼，當時宣稱共957平方公里的土地³（根據政府在1900－1906年間就新界及離島土地丈量後公佈新界及離島的面積為226,918英畝⁴〔918.3平方公里〕），使香港的總面積增至1,047.7平方公里。2014年底香港面積達1,110平方公里⁵，已開發的土地只有24.1%，即267.5平方公里，其中59.3平方公里的土地是戰後至今的填海工程所創造，而戰前填海造地的面積紀錄並不完整，政府公佈的數字是少於5平方公里，總填海面積約為64平方公里，雖只佔全港總面積的6%，但卻佔建成區約24%。倘若戰前的填海面積多於5平方公里，則比例會更高。

這一章有關十九世紀香港城市規劃的討論，以1840年代初香港島北岸的維多利亞城為起點，在1860－1898年則涵蓋了香港島及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尚未包括新界及離島在內。

1．選擇據點

香港島位於北緯22˚ 11’至22˚ 17’，東經114˚ 07’至114˚ 15’，是華南丘陵向海伸延的最南端，地貌與華南地區相近。島上多山，地勢在非常近的距離內，有明顯的差異及頻密的變化。小島的地勢高低起伏，山地多達82%，而高地並非集中於小島的中心，而是零散地分佈於不同地區。13%為沖積土，低地面積很少，只佔全島的5%，主要位於港島的北岸和南岸，是狹長的海岸低地。自北岸向南是一列呈東西走向的丘陵，丘陵西面有554米高的太平山，東有531米高的柏架山。港島從北向南傾斜，南部地勢較平坦，高程約為250－300米，突出的高地為赤柱半島和鶴嘴半島⁶，港島可供發展的平地相當稀少。

英人佔據香港島的目的是要興建貿易居停⁷。在海上貿易的年代，地理位置和港灣的深度是開發貿易港的先決條件，甚至比自然資源的蘊藏量更重要。1806－1819年間，壟斷英國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曾邀水文地理學家霍斯伯格（James Horsburgh）勘探廣東珠江口地形，發現往來香港海域的船隻為區內之冠⁸。霍斯伯格在香港海域進行勘探，認為汲水門以西、港島與南丫島之間的東博寮海峽、港島東面的鯉魚門及港島南面的大潭灣，都是良好的避風處及船隻停泊的理想地點⁹。1845年哥連臣（R. E. Collinson）圍繞香港島水域的勘探結果，也大抵相若。根據哥連臣地圖的標示，當時圍繞港島最深的海域有¹⁰：

（1）港島東岸的鯉魚門海峽（Lyemoon Pass），水深達46米（150呎），與新界大陸相隔只有402米（1,320呎）¹¹，為東面進入港口的瓶頸地帶，船隻可躲避從東北吹襲的颱風，是理想的避風點。

（2）港島西南，南丫島東北之間的東博寮海峽（East Lamma Channel），水深達46米（150呎），是船集從南邊進入香港的必經之地，港島西南的香港仔有鴨脷洲阻擋，是港島南面理想的停泊點。

（3）港島北岸今金鐘至上環一帶海岸，現稱為維多利亞港（Victoria Harbour）的地方，水深雖不及前兩地，最深處只有18米（60呎），是東西面進入香港的匯合點，也可供當時吃水只有二十多呎（約6至8米多）的遠洋輪船停泊。

1841年英軍在上環水坑口（Possession Point）登岸以後¹²，並沒有選擇東面的鯉魚門或西南面的東博寮海峽這兩個港灣較深的地點為主要據點，反而在東角（十九世紀是指奇力島，戰後填海成為告士打道〔維園段〕以西）及石塘嘴一帶紮營，原因是此兩地背靠太平山及渣甸山，從港島北岸東、西這兩個地點可清晰監察清廷在對岸九龍半島的舉動，具重要的軍事作用。港島東岸的鯉魚門海峽，是東面進入港口的瓶頸地帶，可躲避颱風，但因聚居了不少漁民，英軍在此建城，可能會引起漁民反抗。如果在港島西南建城，必須在港島北岸駐紮大量軍隊，預防對岸的清兵反攻，在兵力不足的情況下，較難做到。

在十九世紀中期，往來貿易主要靠沙船、帆船，縱使是遠洋輪船，吃水深度與今天的巨輪相比相去甚遠，港灣深度達18米的港島北岸，實已足以應付當時遠洋輪船的需要，而中環及金鐘一帶南面有太平山，北面有九龍半島抵擋颱風，是船隻停泊的理想地點。基於以上因素，港島北岸順理成章成了香港城市核心所在。所以英人選擇建城的地點，並非好像殖民政府所一直強調的以水深港闊、適合發展轉口貿易這一個純粹從經濟角度考量的理由為依據。1841年6月14日，砵甸乍（又譯作樸鼎查Henry Pottinger）首次公開拍賣東起自東角，西至上環的土地，一方面希望透過賣地獲取資金，另一方面利用私人投資開發港島。各大洋行在首次賣地中熱烈競投海旁地段，反映了一眾投資者均看好港島北岸的優勢，也間接促成北岸成為日後的城市核心。

1842年3月29日，政府委任米里歇斯上尉（Captain George F. Mylius）為田土廳廳長（Land Officer）¹³，專責土地測量、土地評估，設計海軍基地、船廠、道路分佈及解決食水供應問題，是香港首位規劃城市的工程師。1842年4月，政府正式以英國女皇維多利亞的名字為城市命名¹⁴；1843年1月，港督砵甸乍委任工程師亞歷山大•哥頓（Alexander T. Gordon）為香港的田土廳廳長兼量地官及道路監督（Land Officer, Surveyor and Inspector of Roads）¹⁵，負責規劃城市的公共設施如政府建築、道路、海堤、平整土地、食水及排污系统等工程¹⁶，制定維多利亞城的建城藍圖。

2．規劃

1843年7月6日，在寫給署理輔政司的公函中，哥頓陳述了一個長條形城市的構思：以同期歐洲城市的規模為藍本，興建城市的重要設施，以交通網絡為首，建議開闢皇后大道及一條經西灣、赤柱、石排灣等地的環城大道，既可方便居民，也可作為軍隊巡視小島的重要孔道。接着是規劃政經中心的所在地，再其次是住房、宗教文化活動中心的分佈。鑒於黃泥涌谷地域遼闊，建議填平山谷作為城市核心區（由於政府認為該地地勢低陷，沼澤瘴氣充斥，有損居民健康，建議不獲批准）。建議發展中環半山及金鐘一帶—中環半山闢為政府山，重要的政府機關，圍繞總督官邸而建：官邸前面的平地興建教堂；官邸以南，興建法院。皇后大道以南，自政府山至14號地段，劃為歐洲人居住區，皇后大道只准歐洲人投資開闢房屋及商舖。皇后大道以南至海旁以西（今上環一帶），發展為華人住宅區，中環威靈頓街一帶為上市場，上環文咸街為下市場¹⁷。灣仔摩利臣山至中環沿海一帶修築海堤，發展商貿活動中心及政府行政機關，灣仔摩利臣山為教育機構聚集地；灣仔（今鵝頸橋一帶）興建人工河道，方便帆船起卸貨物。自中環至金鐘、上環下市場至西環海岸為軍營（參見圖1.1）。規劃反映了重視經濟發展的管治理念，而道路、公共空間的分佈，核心區域的建築，均具行政功能，居住在城市內的歐洲人的日常生活、宗教、文化以至休憩空間也考慮週全¹⁸。哥頓的構思獲得政府採納，並逐步實踐。這解釋了政府山至中環沿海一帶，是今天政商及文化活動中心的原因。

1844年5月9日，哥頓被正式提升為總測量官（Surveyor General），負責逐步興建具行政功能的政府建築。1840年代在城市核心區興建的歐式建築物，不但是維城的地標，塑造了歐洲城鎮的形象，更凸顯了城市不同區域的行政功能。最高的權力核心港督，其臨時官邸（莊士頓官邸Johnston House）位於皇后大道起點的半山腰，在1842年興建，1843年落成。1879年，該建築物被香港滙豐銀行總經理及立法會議員庇利羅士收購，於1889年易名為比肯斯菲爾德樓，以紀念前英國首相迪斯雷利（比肯斯菲爾德伯爵）；1915年，以38萬港元轉售予法國巴黎外方傳道會，於1917年改建為法國巴黎外方傳道會的行政大樓。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它更一度成為香港臨時政府的總部。1953－1997年，大樓成為多個政府部門的辦公室。1989年，被列為法定古蹟。在重新修飾以後，於1997－2012年成為香港終審法院。港島北部現址金鐘一帶及西營盤，是重要的軍事中心，軍用建築包括了美利兵房、域多利兵房、軍火庫、軍事醫院；港督臨時官邸毗鄰，有負責司法及治安的中央警署、域多利監獄、裁判署；鄰近為聖約翰座堂，是宗教活動中心；負責監督商務的船政廳辦公大樓，位於今中環雲咸街街口；港島北面沿岸則為外資洋行發展貿易的據點，私人企業積極興建碼頭、船塢及貨倉；船政廳（今海事處）、郵局也設有起卸貨物的碼頭；現址灣仔、跑馬地一帶則為墳場、宗教團體、學校的基地¹⁹。

私營公司是推動城市發展的主要動力。首任港督砵甸乍在進行第一次土地拍賣前，按土地的位置，將土地劃分為海旁地段、內陸地段、市場地段，土地並沒有明顯規定用途，市場是以土地的位置來決定價格，競投成功者多以商住混合模式發展，如洋行前設置碼頭，地舖作商業用途，同時設有款待旅客的房間。在1840年代初政府第一次土地拍賣中，也有華人參與競投上市場（今威靈頓街一帶）的土地，至1850年代，政府才刻意將中環發展為歐洲人的商業區，陸續把已在中環創業的華人驅趕往上環。對華人聚居的上環，政府卻沒有完善的規劃方案，總以尊重華人傳統文化為由，忽視公共衛生的管理，上環逐漸變成人口稠密的中國城。1888年，為防止華人社區的衛生問題蔓延至歐洲人社區，更刻意劃分歐洲人居住區，禁止華人涉足。

殖民政府意識到休憩空間對城市發展的重要性，到了1860年代，具有濃厚歐洲風格的文化及康樂設施也紛紛落成。港督官邸旁邊原本就設有政府花園（Government Gardens），由於港督兼任三軍總司令，為英軍首領，故花園又被稱為兵頭花園（Garden for the Chief of Soldiers）。1848年，撫華道郭實臘（Registrar General, Charles Gutzlaff）在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建議興建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公園。這建議在1856年獲政府接納，1861年10月12日，公園委員會（the Garden Committee）成立²⁰。該計劃於1860年代由總測量官署落實，麥當奴臣（Thomas McDonaldson）獲委任為監工（curator），在原政府花園的土地上興建新的公園，公園的植物及種子多由英國和澳洲引進。1864年，公園由港督羅便臣（Lord Rosmead）主持開幕儀式，正式開放予公眾。巴斯社團（Parsee community）更捐款支持軍樂團在公園作定期演出。1870年，政府頒佈了《公園條例》（Public Gardens Ordinance）²¹。1871年，公園改稱為植物公園（Botanical Gardens）²²。英國皇家植物園總監（Director of the Kew Gardens）虎克爵士（Sir Joseph Hooker）推薦查理斯•福特（Charles Ford）出任香港政府花園部監督（Superint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Gardens and Tree Planting Department）。福特於1871年5月13日履新，掌管植物及林木事務，負責政府花園及路旁植樹和山坡植林的工作²³。公園初期只種植各類植物，以及蒐集對本港具商業價值的花木供市民觀賞。其後，公園諮詢委員會（Public Gardens Advisory Committee）成立，並於1872年舉行第一次花卉展（flower show）。1878年，公園更增設香港植物標本室（Hong Kong Herbarium），成為遠東植物學中心²⁴，不但是城市核心區的綠化空間，更着力推動植物學的研究（參見圖1.2）。

歐洲資產階級文化活動也逐漸在香港建立起來。1869年由法國建築師艾米特（A. Hermitte）設計、艾爾弗雷德王子（Prince Alfred）主持開幕禮的舊大會堂，成為十九世紀末香港的文化中心，推崇歐洲資產階級的文化。大樓的結構及功能以當時歐洲上層的社會生活為楷模，內設可容納569名觀眾的皇家劇院、瑰麗堂皇的聖佐治廳（St George’s Hall）及聖安東尼廳（St Andrew’s Hall）、音樂室、公共圖書館、會議室、博物館及西商會辦公室。舞會、演奏會、會議及演講經常假座集會廳舉行。馬禮遜圖書館是公共圖書館的核心部份，在1871年館藏圖書已達8,000冊。到了二十世紀上半葉，舊大會堂讓位予經濟發展，主樓於1933年改建為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總行。其餘部份於1934－1946年間被用作私人會所的會址，其中包括專為軍人而設的會所。1947年，改建為舊中國銀行大樓。

中環的重要建築物不少是模仿當時歐洲風格建成的，例如1846年的政府總部美利樓、三軍司令官邸、香港會會所；1847年奠基、1849年建成的聖約翰教堂；1840年代陸續落成的中央警署、域多利監獄、裁判署；1864年的政府花園；1869年的舊大會堂等建築物；1911年的最高法院等等。這些建築的特徵如石柱、半圓拱的窗楣、幾何線條的門框裝飾、羅馬式鐘樓、哥德式尖塔、中古歐洲的堡壘等，均具歐洲特色。中環儼如一座英式的小城，各建築不但外貌盡顯歐洲城市的風采，在功能上也以依從西方行政管理模式運作。上環的建築則由華人投資興建，無論是建築材料或設計，均採用清朝民間的制式，設計較簡陋，加上房屋稠密，與中環的歐式設計形成強烈的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