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唐诗英译理论研究

唐代文化昌盛，诗人辈出，唐诗成了中国文化的瑰宝。唐诗以它深邃的意境，精巧的思想概括、隽永的艺术魅力，使难以触摸的情绪化而为可见可闻、有声有色的形象，对后世的文学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可见，读唐诗对提高诗学修养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古今中外许多翻译大家都在为唐诗走向世界做着不懈的努力。唐诗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精华，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非常高的。十九世纪末期，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思（Herbert A. Giles）曾将李白、王维、李商隐等诗人的名篇译成韵文，译文能够吸引读者，有独特的风格，得到评论界的赞赏。英国文学家莱顿斯特（Lytten Strachey）就说过，翟理思译的唐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诗，他译的唐诗集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二十世纪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也认为翟理思善于将词义和韵律巧妙地结合起来。

不但是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正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说的：“世界上哪些作品能与中国的唐诗和《红楼梦》相比的呢？”早在19世纪末，英国汉学家翟理斯（Giles）曾把唐诗译成韵文，得到评论家的好评，如英国作家斯特莱彻（Strachey）说：翟译唐诗是那个时代最好的诗，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但20世纪初期英国汉学家韦利（Waley）认为译诗用韵不可能不因声损义，因此他把唐诗译成自由诗或散体。我国学者翁显良先生也是散体的身体力行者之一。一方面，他主张古典汉诗英译要保有中国的情味，“完全西化，本色尽丧”。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但求形似，势必变相；舍形取神，才能保持本色”。在他看来，对英汉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传统、两种民族心理，要见其同，尤其要见其异；要见其外表的差异，尤其要见其深刻的内在差异。

翻译主体的首次提出引导人们认识主体对翻译的重要性，突出了人的主体的自觉性以及主体对于翻译所形成的先决条件。人们不再像以往那样，一味突出单一主体的作用，而不顾及翻译的对话性质及其牵涉到的各个主体所具有的复杂性以及众多主体的创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