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波兰起义时期

大家都知道，波兰的起义是在一八六三年初爆发的。然而暗藏的骚动和示威早就发生了。

大约在一八六〇年，有一次父亲办公回来，态度严肃而忧虑。他和母亲商谈了一会，就把我们召集拢来，对我们说：

“孩子们，大家听我说，你们是俄罗斯人，从今天起你们应该讲俄罗斯话。”

此后，我们的“波兰化”家庭里开始通用俄罗斯话了。我们实行这改革毫不费事，也许还觉得有趣，这件事使我们觉得有点新鲜，然而引起这种改革的原因，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那里已经听到一种传闻，是关于华沙的某些事件的，后来又是关于维尔诺的某些事件的（维尔诺在一八六一年已经有过很严肃的示威运动）。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远地方，在不可知的、差不多抽象的世界里，我们对它并不关心。我们的世界里还是一向太平无事……

雷赫林斯基学馆里主要的语言是波兰话，然而我们同学之间其实毫无一点民族的敌意。雷赫林斯基能够长久地维持互相宽容的风气。我们的学馆里有几个纯粹的大俄罗斯人，其中有苏哈诺夫兄弟两人，哥哥常常考第一……有一次，这个人——也许是另一个俄罗斯学生——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有一个年轻的波兰人知道这个俄罗斯同学昨天受圣餐，就嘲笑正教的仪式。他用纸做了一个像杯子的东西，在它上面装腔作势了一番，最后吐一口唾液在这里面。这俄罗斯人忍耐了一会儿，但是后来伸出手来，把那个侮辱他的人打了一个耳光，打得很响，整个礼堂里都听见，雷赫林斯基也听到了。他知道了这情形，就叫两个人过来，当全体学生面前问那个波兰人：

“假使他也这样地嘲笑天主教圣餐，那你怎么办呢？”

这波兰人狼狈起来，可是后来低下头说：

“我要打他。”

“喏，所以他打你。去，你还得罚跪。”

这孩子满面通红地跪在屋角里了，而且跪得很长久。我们猜测到雷赫林斯基老先生对我们的期待。我们商量了一番之后，选出一个以苏哈诺夫为首的代表团，去请求饶赦这个犯过失的人。雷赫林斯基用严肃的态度接见了代表团，然后拄着拐杖走进礼堂里。他坐在他通常惯坐的地方了，命令犯过失的人站起来，然后叫两个对敌的人互相握手。

“好，现在事情结束了，”他说，“大家忘记了这件事吧。可是如果，”他突然凶暴地瞪出一双眼睛，把那双指头短而叉开的、青筋暴露的手伸向前面，继续说，“如果我再听到有人敢嘲笑别人的信仰……我要打断你们的骨头……全身的骨头……”

于是我们又亲睦地过日子，全不注意到民族的界限……

这期间远地方发生的事件日益炽盛，热烈的气息像阵头风一般从那里传到我们这里。我们所听到的关于华沙和维尔诺的事端、关于某些人“牺牲”的消息，越来越多了；然而大人们还是竭力希望“不要当孩子们面前谈这种事”……

有一次，父亲和母亲在雷赫林斯基家里坐到很夜深。后来我瞌睡蒙眬地听见院子里响出我们的马车声。过了一会，我由于一种特殊的感觉而完全醒过来了：父亲和母亲都还穿着衣服站在卧室里，正在热烈地争论一件事，他们显然忘记了夜深，又忘记了孩子们睡着。他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

“无论如何……”母亲说，“你总得同意，因为本来是有的，而且在尼古拉时代还是有的……记得这件事的人还活着呢……”

“嗯，那又怎么样，”父亲反驳道，“从前有，现在没有了。亚历山大时代是有的，尼古拉把它剥夺了……当初不该暴动……”

“可是请你自己判断……难道这是正当的吗？”

“病人请教庸医！什么叫做正当，什么叫做不正当……没有人来问你。你们宣过誓的，还有什么话说！”

“不，听我说……”

“不，你听我说。”

“咳，让我说话呀……”

我从来没有听见他们之间有这样热烈的争论，况且在这样夜深的时候；我吃惊之余，就在床里坐起来。他们看见了我这个意想不到的听者，就都来对我讲话。

“喏，喏，让孩子说吧。”母亲说。

“好，让他说。孩子，你听我说：假定你答应母亲永远听她的话……那么你是不是应该履行这句诺言？……”

“应该。”我十分确信地回答。

“慢来，”母亲插嘴说，“现在你听我讲。你看，你身边有一件新衣服（我身边的确有一件新衣服，是我就寝的时候仔细地折叠起来放在椅子上的）。如果有一个不相识的人从外面进来把它抢了去……你要夺回来吗？……”

“我要夺回来，”我更加确信地回答。

“病人请教庸医！”父亲觉得我这审判官偏袒了对方，就愤怒地说，“他才不会还给你呢！如果他气力比你大……”

“喏，你瞧，你瞧……”母亲激烈地抢着说……“气力大就可以夺。你听这种话！你听见吗？”

“嘿，胡说！”父亲眼见得自己更理缺了，就冒起火来，“那么，如果是你自动给他的呢？……如果你答应过以后永不收回呢？难道后来可以嚷着‘还我’吗？……”

“给他的，给他的！”母亲悲哀地打断了他的话……“喂，你说：难道是你自动给他的吗？你想，要是一把刀架在脖子上……”

这时候小妹妹在梦中哭起来。他们这才想起吵醒了她，就停止争论，互相很不满意。父亲满面通红，态度激昂，拄着拐杖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母亲把妹妹抱在膝上，开始抚慰她。她的脸上流着眼泪……

我吃惊于这种从来未有的光景，很久睡不着……我觉得这场争论并非为了私人意见。他们吵了一次架，但是母亲的哭泣并非为了个人受屈，却是为了一种从前曾经有过而现在没有了的东西：为了她的祖国——那里曾经有戴冠冕的国王，有大将军，有华丽的服装，有兹包罗夫斯基兄弟所说的一种不可解而令人神往的“意志”，有桑道米尔的福玛念过书的学校……现在这些全都没有了。父亲的族人把它们夺了去。因为他们气力大母亲哭泣，因为这是不正当的……是欺侮他们……

下一天早晨我最初想起的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是关于新衣服的吗？……不，它像昨天一样放在原来的地方。但是有许多别的东西不在原来的地方了。我心中长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新情绪的萌芽，像针刺一般。

“要出事了”这句话又以新的形式出现了……空气照旧在紧张起来。我们所认识的夫人们和小姐们现在都穿上了黑色的丧服。警察就开始追究：他们把穿黑衣服的，尤其是戴标记（心、锚和十字架）的参加示威游行的女人抓进警察局里去，并且记录她们的姓氏。另一方面，淡色的衣服被人洒镪水，在教堂里被人用小刀割破……教士们热情地说教。

一八六一年九月，城里发生了惊人的意外事件。早上，在市中心的广场上，在贝纳金僧团的天主堂旁边，在围着短篱的空地上，赶集的群众看见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十字架，大家很惊奇；这十字架的角上镶着缟素的边，套着一个鲜花编成的花环，上面写着：“纪念华沙被难的波兰人”。这十字架有一丈多高，立在警察岗亭的旁边。

这消息风驰电掣般地传遍全城。民众汇集到十字架出现的地方来。当局无可奈何，只得把这十字架拔起来，搬到警察局里。

城里哄传着一个消息，说这十字架被关进牢狱里了。警察局门口整天聚集着成群结队的民众。妇女们在天主堂里集会，不放警察局长进来；到了下午，一群妇女全体穿着重孝，向省长公馆蜂拥前进。基辅街上省长公馆的小平屋被包围了。父亲坐着马车经过公馆门口，看见这一群妇女和那个白发的老警察局长，他站在台阶的踏步上，正在劝告她们散去。

军队开到了。这群人到傍晚还没有散去，薄暮的时候才被赶走了……这件事使城里的人感到一种爆发的印象。据说被迫害的妇女莽撞地冲进人家的院子里和大门里去，逃进店铺里去。而“十字架被捕入警察局”这件事，竟也唤起了正教徒居民的愤慨，因为他们和天主教徒向来是供奉共同的圣物的……

从这时候起，爱国热情和示威运动像洪水一般泛滥起来。城里鼓声喧天，变成了战时状态。有一天，我们这胡同里驻了一队兵。他们挨户搜查武器。我家也不例外：父亲床头的壁毡上挂着一把老式的土耳其手枪和一把弯刀。这两件东西也被搜了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挨户搜查。这种方式我觉得严肃可怕。

这种种情况加强了群众的愤慨，当然也影响到儿童的心头……可是我当时既非俄罗斯人，又非波兰人，或者更正确地说，又是俄罗斯人，又是波兰人，因此这些影响波及我的心头，就像在狂风中飞驰的乱云的影子一般。

有一次母亲带我到天主堂里去。我以前常常跟父亲到正教堂里去，有时也跟母亲到天主堂里去。这一次我和母亲站在旁边的副祭坛上，祭器坛的附近。教堂里肃静无声，大家似乎在等待什么……一个脸色苍白，眼光热烈的青年神甫大声昂奋地用天主文喊了几声……以后，可怕的肃静笼罩了这贝纳金僧团的拉丁堂的哥特式穹隆，在这静默中响出了爱国歌的声音：“, coś Polske przez tak długiө wieki...”

在挤满人的殿堂的各个地方，起初轻轻地、参差不齐地响出几个个别的声音，这些声音像小溪一般渐渐地汇合起来……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强，越来越响，越来越和谐，终于在教堂的穹隆下面怒涛一般地响出了谐调的千人大合唱，而在高处，在合唱声上面，轰鸣着管风琴的沉着的咆哮声……母亲跪着，用手帕遮住了脸而哭泣。

把全体群众联合在一股像海一般广阔的狂涛中的这种号泣声，在我心中引起了极强烈的印象。我觉得有一种东西把我抓住了提高到空中，把我摇荡着，向我展示许多奇怪的幻影……

“哥萨克人来了。”附近有人这样说。这句话被用清楚的絮语声传向远处，突然受到阻绝，沉没在声音的海里了。然而这句话使我的热狂的想象力所产生的模糊的幻觉获得了确定的内容。

……哥萨克人来了！他们闯进了天主堂。神甫站在祭坛的高处，他的脚边跪着许多妇女，其中有我的母亲。哥萨克人站成一排，举枪瞄准了……但是在这时候有一个小孩子挺身跃出在祭坛的踏步上，解开他的上衣，露出胸脯来，大声地说：

“你们打死我吧……我是正教徒，可是我不愿意让人家侮辱我母亲的信仰……”

哥萨克人开枪了……烟气、火光、响声……我倒下去……我被打死了，可是……多么幸福：后来大家来握我的手，男男女女的波兰人都说：“这是法官的儿子，他的母亲是波兰人。他真是一个高贵的少年。”……

“这孩子说得对……”俄罗斯的绅士们也说，“在天主堂里不可以开枪，不可以侮辱别人的信仰……”

……

早年的阅读，看波兰戏剧，以及炽烈的爱国热情气氛中逐次发生的许多事件，——这一切显然已经把我造成了一个幼年的浪漫家。如果一切都像戏剧一样演出，这就是说，哥萨克人先对着神甫排成了一行，神甫庄严地站着，手里拿着圣杯，脚边拥着一群妇女，然后大家等我出场表演，那么我很可能会完成我的节目。然而真实生活是粗暴而紊乱的，因此在这纷纭杂沓的扰攘中，我更可能会胆怯起来，像最胆怯的市井小儿一样……

父亲知道了这次“示威运动”，很不满意。过了几天，他对母亲说：

“警察局长对我说，你的名字也被登记了……”

“叫我怎么办呢？”母亲说，“我自己并没有唱，而且也不知道要唱这歌……”

“假使你知道呢？”父亲问。

“那么……我不会带孩子去，”她回答，“我自己总不能不到天主堂里去呀。”

后来她一直采取这样的态度：她不参加热情的爱国者和“伪圣人”的骚动，但是照旧到天主堂里去，并不顾虑到有否被人注意。父亲为了她，同时又为了自己的地位而焦灼不安，然而他是一个真正的教徒，所以他承认别的宗教信仰的权利……

城里过来了一队兵。有一次传来消息，说巴什基里亚人要到我们这里来了……据说这些人很野蛮，波兰话和俄罗斯话都一句也不懂，只是喋喋地讲自己的话，并且要打人……这引起了近于迷信的恐怖。过了几天，果然街上经过一队奇怪的骑兵，他们都骑着小马，戴着尖顶帽，衣服上都镶着毛茸茸的羊皮边。他们的颧骨很高，眼睛很小，骑马姿势特别怪异。有一个人看见一群好奇的旁观者，而且其中有女人，他突然把马扭转头来，挥一下鞭子。人群中发出神经质的叫声，然而这个巴什基里亚人的黝黑的脸上露一露雪白的牙齿，他就走过去了；接着别的巴什基里亚人也在灰尘中鼓着马蹄走过，他们也笑了。我觉得奇怪：他们笑起来跟普通人一样；我又想象这些脸色黝黑的野蛮人的袭击，觉得可怕。

他们经过城里，走出西关，向波兰的方面去了；据说在波兰“已经流血”。而我们城里又来了其他的兵队……

我们的马厩里也来了三四匹哥萨克马。哥萨克人自己也住在这些马旁边；厨房里和仓房里安顿着步兵……人们对付这些租客不很客气；房东和住户都跟“宿营员”长久地争论，不愿意让出房间来，并且到某处去控诉。可是我们小孩子不久就和他们熟悉了。哥萨克人有时让我们坐在马上，带我们到河边去饮马。兵士们谦虚地让我们用布片和白粉来替他们擦制服上的钮扣；他们从连队的厨房里用提锅拿来的淡薄的菜汤，我们觉得滋味特别好。

我特别清楚地记得一个兵。这人已经年老，脸上都是皱纹，髭须灰白而刚硬，左耳朵上戴着一个耳环。他的态度冷淡而严肃。他是住在仓房里的，他把各种“军用品”挂在钉上、把枪仔细地安放在墙角里之后，就把肩膀靠在门框上，长久地、默默地、认真地看我和邻家的孩子们在院子里用木枪来玩“演习”的游戏。过了一会，他不耐烦当旁观者了，就走到我们的阵地上，拿起“枪”来，开始教我们真正的操法，他的动作清楚而有弹性，使我们吃惊。他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似乎身体里面总有一些弹簧在那里振动而发出声音。

“我教会了你们这些波兰鬼子，你们会暴动，把我也打死。”最后他半开玩笑半愤怒地说。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和他的关系搞得很好了。夏天的傍晚，我们和阿法纳西在他的行军床上一同消磨许多时光，后来他的床上充满了军用品的皮革气味和兵士吃的菜汤的酸味。最后他的连队开到某县城里去追击起义的兵队了。跟他分别的时候，我们觉得很不愉快，而这个老兵士显然也很不自在。为尼古拉的长期服务已经剥夺了他的终生，断绝了他的一切家庭关系，宿营地的暂时的依恋也使这个老兵士的心得到安慰……

哥萨克人中特别突出在我的记忆中的，是一个头发黑色而鬈曲的下士。他的脸上有麻点，然而这并不妨碍他的真正美男子的声望。他能够完全不需准备、像变戏法一般飞跃上马；我们看他这种表演，最为饶有趣味。有时他喝醉了，就两眼闪闪发光，喊得满院子都听见：

“嗨，你们这些波兰鬼子！你们暴动有什么用！你们等着，总有一天顿河会搅翻莫斯科母亲……搅得惊天动地……不像你们那样。”

他紧握拳头，把它高举在头上摇晃着，仿佛拳头里面已经握住了莫斯科母亲。我们的朋友——那个老兵士阿法纳西——带着责备的神气摇摇头说：

“哥萨克人都是狂徒，都是盗贼：一有机会，他们就要转念头。他们的差使也跟我们不同……是轻便差使……我们犯了事要‘穿棍阵’，他们却没有什么。长官抽一下鞭子就完事了。而且打他也并不是为了偷窃。意思是说：不该让人知道！”

哥萨克兵士们听了阿法纳西这番严肃的话，只是笑笑。

有一次这个黑发美男子闯了一点祸，他们就来抓他。这时候他已经完全喝醉，他挣脱了同僚们的手，跳上他那匹没有解鞍的马，奔出院子去了。他在鞍子上摇晃得很厉害，似乎就要掉在石板路上，跌得粉身碎骨的样子。但是我们跑出大门去一看，他已经远远地奔向街道的尽头了。他像鸟一般飞向基辅关，追的人隔着一段距离在他后面奔跑。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又若无其事，仔细地洗刷着他那匹快马，跟那些追不上他的同僚互相揶揄起来了。

我们这带地方也有起义的党人出现了。城市生活的上面悬挂着一种不祥的阴影。我们时常听到相识的青年人中有人失踪——“到森林里”去了。波兰姑娘们常常讥讽地问那些逗留着的人：“你还在这里吗？”雷赫林斯基学馆里也有几个青年到森林里去……

有一次午饭的时候母亲对父亲说：

“斯塔西克回来了。他们叫我们今天晚上去。”

父亲吃惊地向她看看，后来问：

“三个人都回来了？”

“是的，三个人都回来了，”母亲带着沉默的悲哀回答。

“你们这些人都发疯了！”父亲愤怒地搁下羹匙说，“都发疯了，连年纪大的也这样！……”

原来这是雷赫林斯基家的三个儿子，是基辅大学的学生，他们要去参加起义，现在来向家里人告别，并请求祝福。一个是医科毕业班学生，另一个似乎是三年级学生。最小的一个叫做斯塔西克，今年十八岁，去年刚刚从中学毕业。这是一个脸色红润、眼睛乌黑而有光彩的活泼的孩子，大家都喜欢他。

他们三个人在亲友之间度过了这个黄昏之后，就跪下来，老夫妇替他们祝福，夜里他们就动身了……

“要是换了我，我要把这个斯塔西克打一顿，关起来。”第二天父亲愤怒地说。

“连孩子们也都为祖国去作战了，”母亲沉思地说，她的眼睛里噙着眼泪，“会发生什么事吧？”

“发生什么事呢？还不是像捉小鸡一样统统给捉去，”父亲悲哀地回答，“你们都发疯了……”

在最初一个时期，波兰人的情绪都很高涨而兴奋。他们谈到胜利，谈到沃伦省队伍的首领鲁瑞茨基，又谈到拿破仑将派兵来援助。学馆里的波兰学生传说着这些新闻，这都是雷赫林斯基家的独生女玛蕾娘给他们带来的。她那双像斯塔西克一样的大眼睛里闪耀着欢喜的兴奋。我也相信波兰人这一切都会成功，然而它们在我心中所唤起的感情是很复杂的。

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清楚而苦痛的梦。事情仿佛是从玩“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游戏开始的，这游戏在那时候代替了我们其他一切游戏。我们玩的时候。通常不依照民族来划分队伍，却由抽签来划分，因此俄罗斯人往往参加在波兰方面，而波兰人往往参加在俄罗斯方面。我这次在梦中参加哪一方面，现在已经记不起了；我只记得这游戏立刻变成了真的战争。有一片广阔的原野，其中蜿蜒地流着一条小河，河岸上长着芦苇。有的地方在起火，有的地方有戴尖顶帽的骑士在烟尘中奔驰，有的地方发出枪声，风把白烟吹走，仿佛兵士的射击场上一般。有人追我，我逃走了，躲在河的峭岸底下……

忽然发现躲着的并不是我，却是一排俄罗斯兵。他们恐怖而可怜地躲在峭岸下的芦苇后面，水没到膝盖上。在所有的人的前面，最靠近我的地方，站着那个老头儿阿法纳西，他头上戴着没有帽檐的圆帽子，左耳朵上戴着一个耳环。他用庄重而略带严肃的、责备的眼光向我看看，我的心就由于痛苦和恐怖而紧缩了。在那边广阔的原野上，得胜的波兰人在烟气中奔驰着……忽然峭岸上面出现了骑着马的斯塔西克·雷赫林斯基……他那双愉快的黑眼睛炯炯发光，嘴上露出孩子气的热情的微笑。我屏住气息等待着，我觉得世界上没有比这可爱的青年更可怕的了，因为他马上就会发现躲在芦苇里的阿法纳西和兵士们……况且这些人我现在觉得很亲近，我像对亲人一样替他们担忧。我醒来的时候满身大汗，心头笃笃地跳，我想：“这是因为他们是俄罗斯人，而我也是俄罗斯人。”但是我想错了。这只是因为他们都是人……不久我的同情心就转移方向了。

过了两三个星期之后，传来了关于基辅附近的一些小冲突的消息。这是一些很可怜的企图，立刻就被哥萨克兵和农民所消弭了。雷赫林斯基家里笼罩着苦闷的恐慌。有一次我们正在玛蕾娘的房间里上课（她是教小学生法语的），有人来叫她到她父亲的书房里去。她回来的时候满面通红，眼睛里带着泪痕，想继续上课。但是她突然跳起来，扑到自己的床铺上，号啕大哭了……我连忙去拿水来，可是她用手推开杯子，号啕着说：

“走开，大家走开……我什么都不要。”

不久学馆里的人都知道：她的三个兄弟曾经参加这次小接触，都被俘了去。大的一个被哥萨克兵的长枪刺伤了脖子……

老雷赫林斯基照旧出来吃早饭和午饭，照旧问“Qui a la règle？”照旧执行裁判和惩戒。他的妻子也照旧认真地料理繁冗的家务；玛蕾娘和我们上课的时候，也不再放任自己的感情；他们全家都骄傲地忍受自己的痛苦，等待着命运的新的打击。

起义没有一处成功，拿破仑也不来，连波兰的农民们也勉强地参加这种骚动了；而别的地方在残酷地镇压起义的波兰地主。

有一次我看到一列载俘虏的车子。在载谷束用的、有高栏杆的长货车上，成群地坐着起义者，其中有几个人头上扎着绷带，手上束着吊腕带。受伤者的脸都很苍白。有一个人的绷带上透出血迹来。前面坐着几个农人，在那里赶马；还有几个押送的农人骑着马在两旁跑。城里大多数人都同情俘虏。年轻的女仆们朝着那些昂然地骑在驽马上的胜利者吐唾沫，而他们却嘲笑地抖动着额发，歪斜地掀起他们的羊皮帽子。

设在狭窄的丘德诺夫街上的监狱，不久就装满了这些囚犯；为了收容那些仅属“嫌疑的”和“罪证未确定的”囚犯，又租借了私人的房子。

开始举行“胜利庆祝会”，并执行惩罚。

有一次，一辆雇用的双马篷车开到我家门口，车子里面走出一个青年军官来，要找父亲。他穿着一套崭新的蓝军服，上面触目地显出白色的肩章。他每跨一步路，靴距发出轻微悦耳的叮当声。

“多么漂亮。”我的小妹妹说。我和弟弟也很喜欢他。但是母亲看见了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惊慌起来，连忙跑进书房去……父亲走到客堂里来的时候，这个漂亮的军官站在一幅画前面，这幅画上用油画颜料极粗率地画着一个大胡子的波兰人，这人穿着红色的上衣，腰里挂着一把军刀，手里拿着大将军的权标。

这军官鞠一个躬，靴距发出声响，然后他指着这幅画问：

“是玛捷巴吗？”

“不，这是约尔凯夫斯基。”父亲回答。

“啊——”军官拖长了声音说，仿佛表示他对玛捷巴和约尔凯夫斯基是同样地不赞许的；然后他和父亲一同到书房里去了。过了一刻钟，两个人一同走出来，坐在马车里了。母亲和阿姨们小心而恐怖地从窗子里窥视这两个离去的人。她们似乎怕父亲被逮捕了……我们觉得很奇怪，这样衣冠楚楚而漂亮可爱的人怎么会引起恐怖呢……

晚上父亲讲给我们听，说当他们的马车经过监狱的时候，那些起义者从窗子里望出来看见了，也以为是“逮捕法官”，就大声地骂这宪兵……

原来父亲是为了职务的关系去参加委员会；这个靴距发出轻快悦耳的声音的美貌的军官，正是委员会里最残暴的委员之一。和地方上有关系的其他官吏比较和善。

有一次，父亲开会回来，告诉母亲，说有一个“嫌疑犯”在会议开始之前跑来，把一封刚才收到的信丢在桌子上，绝望地说：

“我不再替自己申辩了。听凭你们怎么办吧……我的儿子去参军，被打死了……”

那时候宪兵和检察官还没有来。父亲看看其他的委员，把信交还给这个老人，打着官腔对他说：

“会议还没有开始；至于私人间的谈话，在这里是不适宜的。”

过了几分钟，宪兵进来了，然而那个老人已经控制了自己，把信藏过了。他个人的事件平安无事地结束了，他的家业免去了充公和破产。

我们城里处死刑的人，如果我不记错的话，共有三个人。所谓绞刑宪兵和在俄罗斯当军官而参加起义的人，都被判处死刑。

我只记得其中一个人。这个被处死刑的人曾经当过军官，他的姓氏仿佛是斯特罗诺夫斯基。他很年轻，相貌又漂亮，是新近结婚的，他的前途光辉灿烂。他是在战地上被捉住的，这便是“法律昭彰”……我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在判决书上和其他的人一同签字，但知道对于这人的事件没有一个人感到一点悲哀。情形却相反，斯特罗诺夫斯基被判决之后，请求父亲在他处死刑之前去访问他一次。在这次见面的时候，他委托了父亲一些事，又托他向他的年轻的妻子转达最后的致意。同时他又不胜痛恨地批评他以前的军队：据说当时他主张退却了，他们却喧嚷着要求战斗；但是当树林里路上的障碍物前面出现了拿镰刀的农人和哥萨克人的时候，他的军队就“逃之夭夭”，他就被捉住了……他临死的时候怀着悲愤和遗憾，然而态度刚勇而骄傲。

当时起义的波兰贵族青年所怀抱的浪漫主义，是一种不良的军事思想。他们憧憬于已经死亡的过去和生活的阴影，而不是受到真实生活的鼓励……农民和哥萨克人的粗暴乏味的袭击，毫无一点美丽的战斗景象……而可怜的斯特罗诺夫斯基为了信仰这历史的浪漫主义，就牺牲了性命……

这是六月或七月里的晴朗的一天。从早晨起，大家就都知道，基辅关外的空地上，屠宰场的附近，已经立了一个黑柱子，掘了一个坑，因此在这一天一切都显得异乎寻常，悲哀而庄重，苦痛而严肃。正午时光，明爽的空中传来一声沉重、清晰而短促的轰响，仿佛一团结实的东西撞进耳朵里来……随着这一声，在这明朗的日子里似乎闪现出什么东西来，好比云朵在电光里闪现出来一样……天上并没有云朵，也没有电光，只有太阳照耀着……然而还是有一种东西闪现出来，在一刹那间，明朗的白昼后面透露出一种神秘而隐晦的、平时所看不见的东西。

在这一瞬间，我们大家都显然地觉得有一个人的生命不存在了……后来据人们说，斯特罗诺夫斯基要求不包住他的眼睛，不绑住他的手。据说他这要求被答应了。又说他自己命令兵士们开枪……这时候他的母亲正在城的那一端的朋友家里。当这一声轰响传到她耳朵里的时候，她就像被砍伐一般突然跌倒了……

再说一遍：我到现在也还不知道，这是父亲在军事审判委员会的判决书上签字的呢，还是仅由军人组织的战地法庭判决的。没有人讲起这件事，也没有人重视这件事。“法律昭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