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是什么人？

起义平息了。人们不再谈战争，而谈到屠杀和捉人了。据说农民们把捉来的波兰贵族活埋在地里，又说在日托米尔附近也有一个活埋的坟墓，哥萨克人趁里面的人还没有死的时候把它掘开来……

在波兰人之间，失望代替了热情，而民主主义似乎代替了对于“历史波兰”的辉煌和豪华的浪漫的幻想。青年们不再唱夸耀的“Jeszcze Polska nie ”或“Grzmią pod Stoczkiem harmaty”，却唱起一首凄惨的民主主义歌曲来：

啊，贵族、王侯和教士们，向你们致敬，

多少同胞为祖国流血而牺牲……

那时候，有一位作家亚历山大·格罗扎常常来访问父亲，这人在当时的波兰文学界上略有些声望。他曾经和一个叫做巴交尔科夫斯基的人合办一个印刷所，这印刷所被充公了。那时候时局还平静，因此印刷物就堆在父亲的屋子里，我贪婪地阅读它们。记得其中有《杨·赫利左斯托姆·巴塞克年鉴》以及格罗扎的某些作品。有好几天晚上，他在我们家里朗读自己新作的诗体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剧本的题名是“波彼尔”。剧本里所讲的是平民对骑士们和波彼尔公爵的斗争。像传说里一样，这个凶暴的公爵后来被老鼠吃掉，而平民们就把一个叫做比亚斯特的农人推戴在王位上了。关于这剧本，我说不出任何优点，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保留着这剧的几个场面和大体情调——农民们的纯朴善良和贵族骑士们的骄傲自大的对照。父亲很用心地倾听朗读，等格罗扎读完之后，他悲哀地说：

“我多么羡慕你……诗人过着特殊的生活……他能够神遨于和我们的苦难日子相去很远的别的时代……”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关于诗的总评，而格罗扎（身材矮胖，面貌大方而平凡）则是我第一次看见的“活诗人”……现在人们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个诗人，然而他的作品在当时是真正的文学，我也兴味津津地倾听他的朗读。他读的时候非常兴奋，有时我觉得这个矮胖的人变了样子，变成了另一个魁梧、漂亮而富有趣味的人……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的俄罗斯文学只有《西南俄罗斯及西俄罗斯通报》，这通报是戈沃尔斯基为了宣传俄罗斯化而刊印的。官吏们必须订阅这杂志，因此父亲的书房里的这种“通报”堆积如山；然而它的读者恐怕只有我和哥哥两人，而且我们也不是特别热心的读者。就内容而言，这杂志的态度非常偏向。所有的俄罗斯人都被描写成具有美德的英雄人物；而在波兰人中，只有背叛同胞的人才被描写为好人……这一切都使人读后感到乏味和故意撒谎。

这种文学显然全无吸引力和说服力。在生活中，一方面是雷赫林斯基家的凄惨的悲剧和斯特罗诺夫斯基的死刑，另一方面是那个身穿军装的残忍的宪兵的漂亮姿态……因此我想，如果有人能够揭开我的心来，那么他大概会看到，即使在我的生活的这个时期，在我心中占有较大的比重的，还是从我母亲的祖国的语言、文学和一般文化影响所得来的那些感情、思想和印象。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人呢？……这个伤脑筋的、或竟是不能解决的问题，在我的脆弱的心中成了一个小小的思想斗争的中心……

那时候和我一同在学馆里念书的，有一个波兰人叫做库恰尔斯基。这是一个瘦长的男孩子，略微有点驼背，胸脯狭小，脸上有些麻点（我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脸上有这种病态的人，一般地说来比现在多得多）。他虽然驼背而且脸上有麻点，然而具有一种天生的、特殊的优雅；他那双细小的、略带悲哀的、然而很活泼的黑眼睛，在有麻点的眼睑底下发出特别动人而温良的眼光。他的一切都使我喜欢：他的衣服整洁而又适合于他的瘦削的身材；他的步态似乎有点笨拙，然而很文雅；他的笑容很温和；他在喧哗吵闹的大群学生中显得特别沉着；他在黑板上回答问题之后，用白手帕来揩揩自己的纤细的手指，样子也很可爱。我立刻就在别的同学中间注意到他，我们像小学生一样渐渐熟悉起来，这就是说：互相帮些小忙，互相供给钢笔尖和铅笔，在课余的时候离开了其他的同学，两个人在一起散步，并且互相谈到不愿意对别人讲的许多话。有时我对他看，窥伺他的温和而沉思的微笑，也觉得愉快……至于他是波兰人而我是俄罗斯人这一点，完全没有使我们之间的儿童友谊蒙上一点阴影。

起义开始的时候，我们照旧互相亲近。他深信波兰人一定会胜利，旧波兰一定会恢复从前辉煌灿烂的旧观。有一次有一个俄罗斯学生当他面前说：俄罗斯是欧洲最大的国家。我那时候还没有知道祖国具有这个特点，我就立刻和库恰尔斯基走到地图面前，去检验这句话是否正确。我现在还记得库恰尔斯基看过地图之后说话时的坚决的信心，他说：

“这是俄罗斯地图。这是不正确的。”

有一次，我把我那个梦讲给这个朋友听，说我在梦中非常担心俄罗斯兵士和阿法纳西的命运。

“你不相信梦吗？”他问。

“不相信，”我回答，“父亲说，这是没有道理的，梦不会实现的。我也是这么想。我每天晚上做梦……”

“我却相信，”他回答，“你这个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胜利。”

不久证明了我的梦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注意到库恰尔斯基开始回避我了。这使我感到很痛苦，况且我觉得我并没有一点对不起他……不但如此，现在他那种沉思的悲哀更加使我觉得可爱了。有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他离开了同学们独自走在一边，我走过去对他说：

“库恰尔斯基，我问你……你大概有什么不幸吧？”

他并不停步，只是用悲哀的眼睛对我看看，回答说：

“是的，很大的不幸……”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为什么你避开我？……”

“唔……”他回答，“这跟你是不相干的……你是俄罗斯人。”

我感到委屈，就离开了他，觉得心头有些创伤。此后我每天晚上就寝和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总觉得库恰尔斯基的疏远使我不能了解，因而闷闷不乐。我的童心受到屈辱，使我感到痛苦。

学馆里还有一个同学，他对我的感情和我对库恰尔斯基的感情一样。他的姓氏我已经忘记，现在就叫他斯托茨基吧。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男孩子，很伶俐，很顽皮，然而性情和善。我和库恰尔斯基散步的时候，他常常加入在内。现在他看出了我们的疏远，我就告诉他有一次我探问库恰尔斯基有什么不幸的时候他对我的回答。此后这孩子和库恰尔斯基散步了好几次，他抑制了自己的活泼，努力装出我那个旧友的沉着态度。终于他探得了他的意思，有一次散步的时候他对我说：

“他说你是俄罗斯人……你曾经在梦里哭，为了波兰人会战胜俄罗斯人；又说你……现在一定……很高兴……”

他又附带地说：显然是库恰尔斯基的亲近人之中有人被打死了，受了伤，或者被俘虏了……

这些话使我吃惊。这样看来，我失去一个好朋友，只是为了他是波兰人而我是俄罗斯人，又为了我想到阿法纳西和俄罗斯兵士会被打死的时候对他们表示同情。他怀疑我很高兴，因为现在波兰人失败了，雷赫林斯基家的费里克斯受伤了，斯塔西克被捉进牢监里，而且要到西伯利亚去了，——这种怀疑使我深深地感到委屈……我愤怒了，几乎哭起来……

“我并没有高兴，”我对斯托茨基说，“不过……既然这样……有什么办法呢。我原是俄罗斯人，他要怎么想，就让他怎么想吧……”

我不再试图接近库恰尔斯基。当我看见库恰尔斯基独自散步或者和新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我心中多么痛苦，我还是努力忍受，虽然我为了失却我的童心所需要的一种亲切可贵的慰藉而心中不免悲伤和烦闷。

然而这件事的情况忽然发生了新的变化：来了第三种民族，也向我提出了它自己的权利。

这是这样的一回事。我们有一个青年教师波兰贵族维索茨基进大学去了，或者是到外国去了。学馆里新请一个教师来替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姓氏是布特凯维奇。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动作很活泼，有一双亲切愉快的黑眼睛。他的全部姿态具有我们所看不惯的许多特点。

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他的照哥萨克式那样下垂的、细长的连鬓髭须。他的头发剪成圆形。他穿着一件蓝色的哥萨克上衣，胸部袒开，里面露出绣着小俄罗斯纹样的衬衫，束着红饰带。在哥萨克上衣里面，蓝色的宽裤上束着一条彩色的腰带，裤脚管塞在上漆的软靴的靴统里。他一走进教室，就把他的灰色皮帽子丢在近旁的床上。他的哥萨克上衣的一颗钮扣上用一根彩色的细带子挂着一只皮烟袋……

上课开始的时候，他拿起点名册，大声地念学生的姓名。同时他问：“是波兰人？”“是俄罗斯人？”“是波兰人？”“是波兰人？”

后来他念到了我的姓名。

“是俄罗斯人。”我回答。

他抬起那双灵活的眼睛来向我一看，说：

“你说谎。”

我很狼狈，不知道回答什么；下课之后，布特凯维奇走近我来，把手按住我的头发，轻轻把我的头向后一推，又说：

“你不是俄罗斯人，是哥萨克人的子孙，是自由的哥萨克族……你懂吗？”

“我，我懂的……”我回答，其实那时候我不大懂得，而且很发窘。可是“自由的哥萨克族”这个名称隐约地含有一种动人的意义。

“你等着，下次我带一本书来给你，你看了这本书，还可以懂得更多。”最后他这样说。

就在下一课上，布特凯维奇给我带来一本小册子，这好像是基辅出版的书。封面上有一个题目，如果我不记错的话，这是《丘普林纳和乔尔托符斯》；扉页上画着一个死了的哥萨克人，这人头顶留着“额发”，嘴上长着浓密的髭须，张开两只强壮的手臂，躺在一个翻倒的大树桩上……

这故事里所写的是一个参加追击盖达玛克党人的哥萨克佣兵的叙述，这群党人是两个德聂伯河哥萨克人丘普林纳和乔尔托符斯所领导的。盖达玛克人袭击波兰，杀害贵族、犹太人和教士，烧毁贵族邸宅和城堡。波兰军队在哥萨克佣兵们的帮助之下把他们赶到了一个环绕着河流和泥沼的岛子上。盖达玛克人在那里作了防御工事，长久地抵抗。后来有一天夜里，那个哥萨克佣兵给波兰人指示了渡过泥沼的方法……第二天早晨，波兰军队袭击他们的防线，盖达玛克人拼命地自卫，然而终于全部覆没，最后，徒党的首领“丘普林纳和乔尔托符斯”也死在同胞哥萨克人的手里；扉页上所画的就是两个首领中的一人。这故事的结束是一个相应的教训：这个哥萨克佣兵开导他的同僚们，说他们跟同胞盖达玛克人作战是不应该的，因为盖达玛克人是为了争取自由才和波兰压迫者斗争的……

这本小册子对我并没有发生像布特凯维奇所预期的影响。这故事是一个哥萨克佣兵的叙述，但是我并不是哥萨克佣兵，而且不知道什么叫做哥萨克佣兵。这故事的教训意义是说不应该歼灭盖达玛克人，而应该帮助他们。然而盖达玛克人现在早就没有了，波兰戏剧中能够引起我想象的明显的情景和形象也没有了。只有这篇全无趣味的故事，叙述着盖达玛克人来杀波兰贵族，而波兰贵族在“勇兵”的帮助之下歼灭了盖达玛克人……故事的叙述者自己附带说：盖达玛克人的行为是好的，而“勇兵”的行为是不好的；但是这两者与我都毫不相干。

布特凯维奇对我的启示似乎只产生了一种结果：我既然不是俄罗斯人，那么我的旧朋友库恰尔斯基就没有理由疏远我。这念头发生在我心里，然而一种委屈的骄傲不允许我首先自动提出和解。我的小朋友斯托茨基就替我去做这件事。有一次我和他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碰到了库恰尔斯基，他照例独自走着。斯托茨基用他所习惯的猴子一般敏捷的动作抓住了他的手说：

“喂，库恰尔斯基，跟我们在一起吧。你要知道他不是俄罗斯人。布特凯维奇说他是小俄罗斯人。”

库恰尔斯基站定了一会，仿佛在踌躇，但是后来他的眼色中又照旧显出固执而悲哀的表情……

“那更坏了，”他慢慢地挣脱了自己的手，这样说，“他们把我们的人活埋在地里……”

这句简单的话打破了那个乌克兰教师的企图。后来布特凯维奇用乌克兰话对我讲“丘普林纳和乔尔托符斯”的时候，我低下头，红着脸，默默不语。

也许还有一种原因促使我表示这样的态度。我们家里的作风是很率直的。我从来没有听见父亲说话时有过一点做作的语气。母亲也是这样。大概因为这缘故，我们对于一切做作的话是很敏感的。而这位新教师的整个姿态在我也许觉得很新奇，甚至很有趣味，但是……似乎有些不真实。无论城里人或乡下人，没有一个人穿他那样的服装。薄薄的哥萨克上衣，系着带子的烟袋，宽裤袋里的短烟斗，哥萨克式的连鬓髭须——这一切都好像不是真实的，不是天生的，不是自然的，而是故意的、造作的。他说话不像一般人那么单纯，而仿佛是在强调着：你们瞧，我讲乌克兰话。我觉得，如果我照他的要求也用乌克兰话（我的乌克兰话讲得很不好）来回答他，那么这一定也不是真实的，而是故意的，因此是“可耻”的。

我这态度似乎使布特凯维奇觉得有些懊恼。他把我的固执归结于“波兰化”，有一次他谈到我母亲的时候称她为“波兰婆娘”……这是他所能说的话里面最坏的一句。我一向很爱我的母亲，而现在我这种感情已经达到了崇拜的地步。我关于布特凯维奇的回忆就以这个小小的插话为止。

童年的幸福的特征——直观印象和勇往直前的明朗生活的激流——也不容许我长久停留在这些关于民族的回忆上……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劝诱我做乌克兰人的企图并没有成功；我为这破裂的儿童友谊忍受了一场小小的痛苦，而我的“民族”问题，还是停留在不明确状态中……

这问题虽然无定形而不解决，却还是存在于我的意识的深处；到了夜里，当白昼的形形色色的印象静息了的时候，它就化作种种形象来支配我的梦境。

我特别清楚地记得这些梦之中的一个。

时候已经是清晨了。我在睡梦中听见母亲在隔壁房间里讲话，她叫人把百叶窗打开。女仆走进卧室来，拨开窗闩，然后走到院子里去开百叶窗。当房门“呀”的一声，女仆走出去之后，我又继续做尚未消散的晨梦。我在梦中看见自己变成了拿破仑。

我有了拿破仑的相貌，我穿着他的灰色礼服，戴着三角帽，挂着宝剑。我来到俄罗斯，为了要在这里做一件重要的事，并且必须保护某一个人……要做什么事，谁在等待我来保护——都模糊不清。在无定形的病态感觉的朦胧的云雾中，奔走着雷赫林斯基家的人、兵士阿法纳西、我的啼啼哭哭的母亲、斯特罗诺夫斯基的母亲……某处传来几下枪声、喊声和呻吟声……我在纷乱的惊慌和危险中很长久地走来走去，找寻我所需要的人，可是找不到。最后有人俘获了我，把我关进维尔街上的那所小屋子里，据传闻这就是有名的女郎普斯托沃托娃——好比法国的起义者贞德——被禁闭的地方。小屋里还很暗，但是百叶窗缝里射进白昼的明亮的光线来，门口有兵器的铿锵声。突然有许多兵闯进房间来。他们排成了一行。我面对他们站着，解开了我的衣服。突然枪声齐响，我胸口感觉到一下打击和一股温暖之气，发出射击的地方就闪出耀目的光线来……

我醒了。这时候百叶窗正好打开，太阳光射进房间里来，枪声原来就是百叶窗的铁闩落下去的声音。我竟不能相信：我这个包含找寻、失败、闯入等情节的长梦，能够全部容纳在女仆从外面开百叶窗时所需要的几秒钟之内……

我的心惊慌地跳动着，胸口还感觉到温暖和打击。这种感觉当然立刻就过去了。然而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怀着多么纷乱的惊慌在梦中找寻我所需要的人；同时在我旁边，在混沌的梦境中，有人在哭泣，呻吟，挣扎……现在我觉得，这混沌是由三种“民族主义”结合而成，其中每一种都向我提出权利，要支配我这个无保障的心灵，并且要我执行仇视和压迫某种人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