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识张学良

1935年10月，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蒋介石“剿共”之心不死，重新制订了“围剿”工农红军的计划，让东北军进攻红军。

东北军的首领是张学良，对日本帝国主义，心怀着国仇家恨。东北军跟红军交手，吃了几次败仗。大家又感到家乡沦陷的痛苦，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意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这种情绪也影响到张学良。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张学良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实行不抵抗政策，受到全国上下的唾骂。现在东北军屡屡失败，又受到蒋介石的冷遇，使张学良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

西安事变期间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对做东北军的工作十分重视，还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193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准备离开陕北东征，周恩来又留在瓦窑堡负责做好东北军的工作。周恩来工作的目的是争取张学良及其所部停止反共，走向抗日，为东征的红军消除后顾之忧。

张学良像

无巧不成书。1936年元旦，周恩来在一次阅兵式前的讲话打动了一位东北军军官的心。他就是高福源，东北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在同红军作战时被俘。他的思想起了变化。一天，他向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提出：愿意回去劝说张学良同红军联合抗日。李克农向周恩来汇报后，周恩来立刻同意了他的要求。

高福源见到张学良，他们谈了整整一夜。最后，张学良痛快地说：“你谈得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你的意见。你休息一两天就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正式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

1936年3月4日，张学良见了李克农，双方商议由中共方面再派出全权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延安同张学良面谈。会谈结束后，李克农赶到山西向中央报告谈判情况。中共中央立刻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肤施（今延安）同张学良谈判。

4月7日，周恩来和李克农率领二十多个骑兵警卫，带着电台向肤施进发。4月9日晚，由高福源引路，周恩来一行进入肤施，来到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得知周恩来到达，张学良赶忙迎出教堂。周恩来同张学良一见面，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学良说：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周恩来很奇怪地问：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张学良爽快地回答：我原来抽大烟、打吗啡，后来听了张伯苓的规劝，完全戒除了，因此拜张伯苓为师。二人彼此寒暄后，就开始正式谈判，气氛十分和谐。

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信张学良，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和自卫原则，并提出两党派代表正式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在谈到一些基本问题时，比如对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完全同意。但他在公开抗日之前，还需要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驻红军所在的苏区。鉴于李克农的身份公开，双方商量另留一个可靠的人在张学良处工作。这个人就是曾留学德国、红军的兵器专家刘鼎。

会谈中，张学良承认红军是真心抗日的，他不愿打红军，但他现在不能离开蒋介石，财政上也依靠蒋介石，所以他很苦闷。他说：他希望蒋介石抗日，同时也承认蒋介石的左右有很多亲日派，因此蒋介石不能下决心抗日。如果蒋介石真投降日本，他就辞职干别的去了。张学良认为：根据他两年来的观察，蒋介石有可能抗日。张学良主张，他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说他愿意把这些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答复。这促使了中共中央四个多月后做出“逼蒋抗日”的决定。

周恩来和张学良的初次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点才结束。张学良凝望着周恩来，激动地说：听了周先生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们一定要忠实于我们谈判的协议，永不毁约。周恩来也表示：我们共产党人说话历来是算数的，对于我们达成的协议，一定要执行到底。两人握手相别，周恩来一行骑马向瓦窑堡飞驰而去……4天后，周恩来回到瓦窑堡。留在瓦窑堡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立即召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谈判结果。会议同意谈判结果，并派刘鼎继续去张学良处工作。

这次会谈，周恩来的人格精神完全折服了张学良，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爽朗、决心和勇气也赞不绝口，他们从此成了终生的好友。这次秘密会晤，也揭开了西北大联合的序幕，我党和东北军的关系也进入了新阶段。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当时，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局势并不了解，张学良也急切地盼着周恩来的到来。周恩来身负重任，前往西安。此时的西安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国民党、东北军、国际社会等等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角力。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讲话稍有不慎，都会引发形势变化。周恩来多次和张学良沟通，阐述联蒋抗日的必要性，最终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形成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合作的新时期，成为历史转折中的关键。周恩来在谈判中表现了卓越的政治家风采。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周恩来在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周恩来为抗战工作建立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