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比医病重要

1939年7月10日下午，周恩来在延安去中央党校做报告的途中，由于延河水涨，坐骑受惊，周恩来从马上摔下来，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

周恩来在延安做了一个半月的治疗。治疗期间，他仍然坚持工作。当时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柯棣华大夫在回忆中说：“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你猜他在干什么？他正伏在桌上用左手练习写字。骨折以后是很痛的，他的脸上都是汗。当我们给他脱下衣服检查时，看见他的内衣都湿透了。想想看，他是用多么坚强的毅力在坚持工作啊！我们心痛地责备他不应该这样不爱护自己的身体。可你知道他说什么呢？他说：‘一个人只要还活着，就应当为党工作。’在八路军里，我常常听到同志们说这句话，可在当时，我却忍不住地掉泪了。”

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赴苏联治疗臂伤前和刘少奇在延安合影

8月18日，三位印度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胳膊进行检查，发现臂骨的愈合很不理想，尽管用力地按摩并做了热敷，右肘仍处于半弯曲状态，无法伸直，肌肉也出现萎缩。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到苏联去治疗。

1939年8月27日，周恩来离开延安，先坐重庆派来的道格拉斯飞机于当天抵达兰州。中途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短期停留后继续乘苏联专机飞至阿拉木图，最后乘火车抵达莫斯科。

1939年9月14日下午，由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联系，周恩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进行治疗。

苏联政府对周恩来的臂伤十分重视，请了一批医学专家给他治疗，先后进行了三次大会诊，讨论治疗方案。每次会诊周恩来都要求参加。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周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骨。好处是愈合后胳膊可以运转自如，缺点是所需要的时间较长，痛苦太大，而且比较冒险，有手术不成功的可能。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采用按摩的方法，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将来胳膊只能在四十至六十度以内活动。周恩来听后，断然地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周恩来选定了后一个方案。

虽然采用第二个方案，治疗的过程仍是异常痛苦的：第一步，麻醉以后，用强力把胳膊扳到一定的伸缩角度，然后加以固定。麻药效力过后，疼得他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第二步是按摩，使萎缩的肌肉恢复生机，但也痛苦难忍。对这些，周恩来都以极大的毅力忍受过来了。

治疗过程中，周恩来心里仍然惦记着工作，他经常不顾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劝阻，忍着疼痛在病房里着手起草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国问题备忘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的秘书师哲每天都到医院去看望他，帮助解决和处理日常事务。有一次，周恩来对师哲说：“工作比医病更重要嘛！”师哲劝他：“你是来医病的，还是先把病治好为宜。”周恩来却说：“我这是外伤，影响不了我的思路和工作。我头脑清醒，精力旺盛，有时兴奋之至。”他以顽强的毅力忍受住多次拉伸的痛苦，对治疗密切配合。治疗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时间不长，周恩来的右臂基本上能做小幅度的屈伸活动，他高兴地说：取得这样的效果，我很满意，我又能正常工作了！

1940年初，周恩来、邓颖超在莫斯科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前排右二）等合影

周恩来在医院里住了两三个月。新年前几天，周恩来出院了。一出院，他又投入到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中。1939年12月29日，他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送交了一份长达116页的《中国问题备忘录》。1940年元旦，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举行的新年联欢会。

2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临行时，共产国际赠送了一部小型电影放映机和电台器材。

3月26日，周恩来一行到达延安。第二天下午，在延安杨家岭沟外的大草坪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因为大家都关心他的臂伤治愈的情况，会后，他还亲自用手摇放映机，给大家放映了从莫斯科带回来的新拍影片《大战张鼓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