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处理顾顺章叛变事件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来来到敌人严密统治下的上海，在这里坚持了长达4年之久的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为了有效地保卫党中央机关，保障党中央对各地的联系和指导，周恩来创建了隐蔽斗争中所必需的保卫机构—中央特委（特科）。他在上海和党的其他活动地区，建立了秘密工作的网点，开辟了中央到各苏区的秘密交通线。为了能够准确及时地掌握敌情，进行有效的斗争，周恩来还亲自选送机智勇敢、忠实可靠的同志深入虎穴，打进敌人机要部门，直接从敌人手中获取情报。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党的一整套保卫工作迅速建立和开展起来，在推动革命事业发展和保卫党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共中央特科下属中央电台训练班旧址

1931年3月底，时任中央特科三科负责人的顾顺章和“红色牧师”董健吾奉命护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和沈泽民、陈昌浩等人从上海出发，经武汉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4月上旬，护送任务完成以后，顾顺章没有立即返回上海。他以魔术大师“化广奇”为名，在汉口新市场公开表演魔术。董健吾认为这样做违反党的秘密工作纪律，多次劝说顾顺章速返上海，但都遭到拒绝。

4月24日下午，顾顺章在演出后被叛徒尤崇新（此前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武汉市委书记）发现而遭逮捕。当晚，武汉行营侦缉处副处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派驻武汉的特派员蔡孟坚提审了顾顺章。

为了向国民党特务机构证明自己的重要性，顾顺章供出了中共驻汉口的交通机关和红二军团的驻汉口办事处，并且求见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顾顺章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对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了如指掌。他的叛变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4月25日，顾顺章与何成浚见面后，并没有把他知道的秘密全部说出来，而是待价而沽，提出了三个要求：第一，赶快送他到南京去，他要面见蒋介石，以便一网打尽共产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第二，要保密，不要打电报给南京；第三，要保证他的安全。

然而，何成浚和蔡孟坚邀功心切，没有听从顾顺章的意见，接连给南京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负责人徐恩曾发了六封电报，报告顾顺章被捕和叛变的情况以及押往南京的计划。幸好，徐恩曾那天去上海度周末了，电报被时任徐恩曾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被称为“龙潭三杰”之一的钱壮飞翻译和获悉。

在截获有关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六封电报以后，钱壮飞经过周密思考，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中央。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向他做了详细的报告。4月26日上午，李克农设法与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陈赓取得联系，但因那天不是接头的日子，直到4月27日凌晨才通过江苏省委交通站，把这一重要情报报告给了陈赓。4月27日上午，陈赓迅速向周恩来做了汇报。

1960年，周恩来、邓颖超探望当年中央特科工作人员李克农（右二）及其家人

面对千钧一发的险恶形势，周恩来以惊人的机智果断，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他把江苏省委的陈云调入中央特科，然后召集聂荣臻、陈赓、洪扬生、李强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第一，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适当换用新的领导秘书；第二，把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尤其是中央特科的同志，尽快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第三，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第四，废除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联络方法和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施紧急改变。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对中央特科的骨干成员进行了具体分工：陈赓、刘鼎负责转移党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同志；陈云负责转移江苏省委机关；李强负责转移共产国际远东局；陈养山协助陈赓通知潜伏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内线，并设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转移工作是一项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有四五百人的地下党组织和领导人被转移到安全地点。周恩来凭借非凡的意志和智慧，周密部署，高效率地做出了处置顾顺章叛变事件的正确决断。

聂荣臻后来这样回忆：“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事情过后，同志们怀着极其敬佩和感激的心情赞颂周恩来，其中有这样两句：“一生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这句诗正是对周恩来在这场对敌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伟大革命胆略和非凡组织才能的生动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