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社会科学家对各种被称为特惠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或区域一体化协定的国际制度的起源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无论如何命名，这些制度的目的是促进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这些国家通常（但绝不总是）位于同一地理区域。这些协定——我们称之为特惠贸易协定——旨在实现一系列目标，并存在各种制度差异。不过，所有这些协定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通过提升和稳固各成员对其他参与方市场的进入权来增进成员之间的经济一体化。
特惠贸易协定正在激增是广为承认的事实。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形成了超过400份此类协定，其中大约有300份目前处于生效状态。而且许多观察家认为，这一发展对全球经济和更为广泛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本书中，我们的目标便是解释这些贸易协定的政治和经济起源。
我们的核心论点是，国内政治对加入特惠贸易协定的决定具有强大影响力。拥有较少否决者的国家比拥有较多否决者的国家更有可能加入特惠贸易协定。自本书英文版2012年问世以来，我们仍在分析和完善这一论点。在之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将书中的数据扩展到了2011年，依然找到了对我们观点的支持（Mansfield and Milner 2015）。在近期发表的另一项研究中，我们发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尤其可能在经济衰退期间加入特惠贸易协定，且这样做往往会延长他们的任期（Mansfield and Milner 2018）。
在这篇中译版序言中，我们主要考虑中国在贸易协定方面的经验是如何与我们的论点相符的。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澳大利亚、智利、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冰岛、新西兰、巴基斯坦、秘鲁、新加坡、瑞士等经济体签署了特惠贸易协定。同时中国还向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提供单方面优惠。中国具有否决者较少的特点，而这或许有助于其在过去20年内迅速形成贸易协定。
撇开国内政治，中国至少出于五点原因签订了这些协定：（1）保证原材料和能源的稳定供应；（2）政治军事理由，并为了缓解东亚国家对其崛起的担忧；（3）促进全球生产网络；（4）避免被排除在现有的特惠贸易协定之外；（5）弥补其在世界贸易组织中遇到的问题。虽然书中没有强调这些因素，但是我们依据定量检验中纳入的变量对其中的一些进行了解释。
中国参与贸易协定的一个关键推动力是满足其不断扩大的能源需求，并确保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稳定供应。中国还利用这些协议锁定其产品出口市场。这些国家与中国签署协定的动机各不相同，但许多国家似乎将同中国的特惠贸易协定视为减少对欧盟依赖的一种方式。例如，就非洲国家而言，世界贸易组织已明确要求欧盟应以互惠协议取代《洛美协定》（Lomé Convention）和《科托努协定》（Cotonou Agreements）——这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单边优惠。就这类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s）进行谈判被证明是困难且漫长的，因为非洲国家认为，向欧洲公司开放市场会损害其国内产业并减少关税收入，而互惠协定将要求非洲出口商满足严格的欧洲健康及安全标准。部分基于上述原因，它们将注意力转向与中国达成协议。这样做的另一个动机是，与欧盟（和美国）的协议有时将贸易与援助同政治或经济改革挂钩，但中国对其合作伙伴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几乎没有兴趣。
此外，中国与东盟建立了特惠贸易协定，意在使其成员国安心，即中国不会损害它们的安全利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被认为是针对美国和日本“软制衡”（soft balancing）努力的一部分，上述两国都已开始在该地区推出多项特惠贸易协定。更一般地说，中国签署特惠贸易协定的举措也受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内部事态发展的推动。自2001年加入多边机制以来，中国经常成为正式纠纷的目标。作为获得成员身份的条件之一，中国同意在15年内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地位，这使得它在反倾销和保障措施案件中处于不利地位，导致其他国家积极追究此类案件。再加上世界贸易组织濒于崩溃的多哈回合谈判，这些因素使中国坚定并迅速地推进特惠贸易协定。
中国的崛起也促使发展中国家相互形成特惠贸易协定。发展中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培育可利用其大量低技能和非熟练劳动力的制造业来减少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依赖。然而，由于基础设施落后、面对的问题日益融入全球供应链，以及各制造业出口部门的技能溢价不断上升，这些发展中国家一直难以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在克服这些问题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并在低技能制造业市场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因此，发展中国家之间正在形成贸易协定，作为在全球经济中对抗中国的一种手段。这些南南特惠贸易协定促进了对生产的规模经济的利用，刺激了产业内贸易的增长，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谈判中的发言权，并且其造成的分配问题要比具有不同生产要素的国家间协议更少。
中国的崛起还导致发达工业国在亚洲缔结特惠贸易协定。例如，日本在2000年之前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形成特惠贸易协定，但在那以后，日本已制定了一系列这类协议。其中许多协定是与已和中国形成特惠贸易协定的国家达成的，包括《东盟日本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ASEAN-Japa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韩国也与东盟形成了一份特惠贸易协定。最近，美国寻求将重心转向亚洲，以此制衡中国的增长。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放弃了作为这一战略核心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但美国仍可能在该地区建立更多的特惠贸易协定，以帮助控制和管理中国的崛起。
特惠贸易协定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它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世界贸易组织，成为贸易政治的主要舞台。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指出的，尽管国际政治和经济因素同样引导着特惠贸易协定的形成，但国内政治推动这些协定的途径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研究。此外，虽然社会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仍在继续争论特惠贸易协定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不过几乎所有人都同意，这些协定将对国际关系和全球贸易体系产生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Mansfield, Edward D.，and Helen V. Milner.2015.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In Trade Cooperation：The Purpose, Design and Effect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eds.Andreas Dür and Manfred Elsi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nsfield, Edward D.，and Helen V. Milner.2018.“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in Hard Times.”World Trade Review 17（3）：371—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