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与致谢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协定便一直处于扩散之中。社会科学家们对这一现象的原因表现出浓厚兴趣。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协定的根源在于它们许诺会提升签约国的福利。另一些研究者则指出，贸易协定取决于全球的政治条件。然而在既有研究中，国内政治所起到的作用却被忽视了。在本书中我们将表明，国内政治对政府决定加入贸易协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推动力。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政体类型以及每个国家存在的“否决者”数量。民主国家尤其可能加入贸易协定，而当潜在成员国国内“否决者”的数量增加时，它们签署这类协定的概率就会降低，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书中解释其原因。
本书的写作历经很长时间。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便分别致力于探讨国际合作的国内起源（Milner 1997；Milner and Rosendorff 1996，1997）以及区域与特惠贸易协定（PTAs）的政治经济学问题（Mansfield 1993，1998）。我们在分析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贸易领域的合作时形成了合力。多年来在这个课题上的工作使我们欠下了大量的“人情债”，其中要特别感谢两个人。一些我们关于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是与彼得·罗森多夫（B.Peter Rosendorff）一起取得的（Mansfield, Milner and Rosendorff 2000，2002）。之后我们与乔恩·皮夫豪斯（Jon Pevehouse）写作了一组论文，涵盖本书中涉及的一些问题（Mansfield, Milner and Pe-vehouse 2007，2008）。彼得和乔恩都是极好的合作者、极具才华的研究者以及好友。我们感谢他们对本书所作出的诸多贡献。
我们也要对帮助我们进行本项研究的一群非凡的个人表示极大的谢意。雷蒙德·希克斯（Raymond Hicks）孜孜不倦地汇编了我们使用到的特惠贸易协定批准日期数据库。他、戴维·弗朗西斯（David Francis）与鲁米·森岛（Rumi Morishima）帮助我们开展了本书大部分的数据分析。最近，托本·贝默（Torben Behmer）和萨拉·萨尔文（Sarah Salwen）帮助我们编辑了书稿，詹森·麦克曼（Jason McMann）提供了研究协助。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我们还要感谢大量对全书或部分章节进行过评论的学者。2009年9月，我们举办了一次关于本书的讨论会，会上乔安妮·戈瓦（Joanne Gowa）、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莉萨·马丁（Lisa Martin）、罗纳德·罗戈夫斯基（Ronald Rogowski）、彼得·罗森多夫、肯尼思·舍维（Kenneth Scheve）、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迈克尔·汤姆兹（Mi-chael Tomz）给予我们许多优秀的意见与建议。那次活动中他们的确提供了太多出色的想法，以至于我们花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来修改书稿，并且即便如此也只解决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问题。对这一非常杰出的团体愿意提供时间和专业知识，我们深表感谢。由于他们的洞见，本书肯定大为改善。
此外，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们也从许多其他人对全书或部分章节的意见中受益颇多。我们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尼豪斯全球化与治理中心（Niehaus Center for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的多位研究员：特里·查普曼（Terry Chapman）、格克切·格克泰佩（Gökçe Göktepe）、苏珊·海德（Susan Hyde）、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巴萨克·库斯（Basak Kus）、亚当·利德基（Adam Luedtke）、希瑟·麦吉本（Heather McK-ibben）、安德烈亚·米哈拉齐（Andreea Mihalache）、克日什托夫·佩尔茨（Krzysztof Pelc）、克里斯蒂娜·施奈德（Christina Schneider）和T.坎伯·沃伦（T.Camber Warren），他们不厌其烦地阅读了本书的各个部分。另外，里昂纳多·巴奇尼（Leonardo Baccini）、戴维·鲍德温（David Baldwin）、克里斯蒂娜·戴维斯（Christina Davis）、亨里克·霍恩（Henrik Horn）、马雷克·克莱内（Mareike Kleine）、马克·梅雷迪思（Marc Mere-dith）、鲁米·森岛、本·谢泼德（Ben Shepard）、达斯廷·廷利（Dustin Tin-
gley）、约翰尼斯·乌尔佩莱宁（Johannes Urpelainen）和凯特·韦斯（Kate Weiss）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我们在2010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会议、2009年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会议，以及在2009年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研讨会上都获得了有益的反馈。
若没有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支持，这项研究不可能完成。我们特别感激宾夕法尼亚大学克里斯托弗·H.布朗国际政治中心（Christopher H.Brown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s）和普林斯顿大学尼豪斯全球化与治理中心的资金与后勤支持。特别感谢尼豪斯中心的帕特·特里妮蒂（Pat Trinity），她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行政支持。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编辑查克·迈尔斯（Chuck Myers）在本书完成的这些年里给我们鼓励和周到的建议。我们感谢他在编辑上的专业、耐心以及幽默感。
本书部分内容曾在其他地方发表，我们感谢出版方允许我们将这些之前的文章用于此处。具体说来，第一章的部分内容以“区域主义的新浪潮”（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为题发表在《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9年第3期。第四章的部分内容以“政体类型、否决点与特惠贸易安排”（Regime Type, Veto Points, and Preferential Trading Arrange-ments）为题发表在《斯坦福国际法期刊》（Stanford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0年第2期。
最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家人。曼斯菲尔德感谢夏洛特·曼斯菲尔德（Charlotte Mansfield）、凯瑟琳·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和安德丽娅·卡斯特罗（Andréa Castro）。她们一直是爱、支持与洞察力的源泉。即使本书的写作挤占了其他需要完成的任务，她们也都同样地保持和蔼亲切。我要特别感谢夏洛特对本书进展坚持不懈的询问以及她在难免得知进度比计划慢时坚定不移的鼓舞。
米尔纳感谢戴维·鲍德温，没有他本书不可能写成。他为我完成这项耗时多年的工程提供了充足空间和智力补给。我应对他表示深深的谢意。在写作期间，作为系主任意味着我几乎没有时间做其他事，而戴维确保所有事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好让我找出时间完成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