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掉下红烧肉
本来准备缩紧胃口，让小蛮腰显现，可在香港一周，每日遍尝美味，原计划泡汤。最后一晚在中环著名的镛记，盼了许久的烧鹅端上来，那鹅又肥又香，皮脆肉嫩，吃到嘴里既不油腻也不干涩，酱汁咸淡恰到好处。环视周遭桌子，全点了这菜，难怪镛记始创人甘穗辉先生被称誉为“烧鹅辉”。
这个年代，吃如此烧鹅，得到如此名店，否则那鹅的肥让人受不了，谁都怕胖。时光倒退几十年，在我小时，若是用猪油酱油拌米饭吃，那如同过年一般快乐。
谁怕肥肉？谁都不怕，且谁都不胖。
家里有客，才有可能用肉票。排长队为的是大肥肉，第一可以打牙祭，第二可以熬些油存着做菜。做了回锅肉，有汤、有肉，还可以熬油，一举三得。
平时是父亲做菜，但是家里来客人，母亲会亲自操刀。她把煮熟的猪肉捞起来，切得又薄又整齐，青蒜苗辣椒加上泡姜泡萝卜。母亲炒菜时不像大厨房里的邻居们摆家常，她不说话，做得专心。之后，她把菜装好在一个大碗，再装在一个小碗里。家里总有人不在，回家晚了，母亲就会在一扫而光的桌子上，把小碗端出来，给后到者夹上几块肉。
我们家很少吃红烧肉，记忆中有过一次，好像是五花肉烧豆筋棍，那种香，几天都溢满房子不散。日后我寻找那豆筋棍烧肉，自己试着做，也寻访过无数餐馆，都找不到那小时吃过的红烧肉滋味。想来是那时猪肉与现时猪肉不同，不会用饲料添加剂，更不会遇黑心猪贩子往肉里灌水，自然那时豆筋也不同，纯绿色食品。
还有一次吃红烧肉是在一个亲戚家。那时我上小学了，跟着母亲去一个亲戚家，是二姐夫的舅父，似乎他家里出了什么事。我们半夜去的，在一个小巷子里拐来拐去，最后停在一幢房子前，走上吱吱乱叫的楼梯，进到一个灯光昏暗房间里，好些大人站着，在唉声叹气，锁着眉头嘀咕着，还有几个小孩子，歪七倒八躺在床上。隔了好久，天都要亮了，问题似乎有了办法解决，舅妈才端出两个锅来。一个锅是大米饭，很稀罕的，因为大米紧缺，一般都配有杂粮；一个锅里是野山菌烧肥肉，锅盖一揭开，香气扑鼻而来，房间里死气沉沉的气氛顿时变得活络起来。那肉是猪坐墩肉，结结实实，即便是烧的野山菌，也没裹掉多少油，吃在嘴里，油星四溅，舒软有致，都舍不得吞进喉咙。
之后好些年，我都总爱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摸黑走路去找一个楼梯，可总是找不到那舅父家，自然也找不到那野菌烧的香喷喷的肥肉。
差不多三十多年过去，这个炎夏我在意大利度假。这个位于西帕尼尼山顶的福祉镇，不管是猪羊牛肉，还是水果蔬菜，大都是绿色食品。一周前向镇上肉店订了一个七八公斤大猪头，这日按约去取回家，店老板帮助用电锯，把意大利大猪头砍成两半。我花了一个下午处理这个怪物。先把猪头放在火中烧掉猪毛和腥味，清水洗净。再分解成几块，有的放冰箱里，有的放在速冻箱里。用大锅煮猪脸，不到一个小时汤就纯白，飘出肉香来。夹猪脸出来，稍冷却，便切成片。我专门剔出肥肉，取盒盛好。
晚上烤海鱼吃时，未放黄油，替代放肥肉。家人称赞这鱼与以往不同，奇嫩无比，配着红葡萄酒，下口爽得恨不得高声欢叫。
也就是这个夜里，我又梦见了家乡山城，一个人在梦中找舅父家。这次居然找到了，还是那些愁眉苦脸的大人，我还是那么小小的。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最后，还是舅妈揭开锅盖，盛出野菌红烧肉。人很多，我没有座位，就站在桌子边，急急地吃着。这时母亲走过来，对我说，傻孩子，慢慢吃，今天红烧肉多，有你吃的。
我不相信，端着碗走到锅边守着。果然那锅里的肉，量始终不少，一会儿瞧似烧白，一会儿瞧似东坡肉，一会儿瞧似粉蒸肉，肉格外厚笃笃、温情实在，让人一看就安心，一吃就满心欢喜。亲戚们吃着吃着，说笑起来。母亲居然放下碗，走到屋中央，也就是灯泡下一块空地，她穿着一双高跟皮鞋，对着地板，哒哒哒跳起舞来。舅妈过来牵我的手，跟着母亲跳起来。没一会儿，整个小房间里的大人孩子都跳起舞来，嘴里唱着动听的歌。
我醒了，母亲去世两年了，少有梦见她，记忆中她从未穿过高跟皮鞋，也从未见到她在众目睽睽下起舞，也从未看见她那样开心，我的亲戚们那么放声大笑。
但是有什么不可能的呢，因为他们吃了世上最美味的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