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的教训除了疏忽之外，对传染病防控体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不管是病毒也好、衣原体也罢，呼吸道疾病是通过空气传播的，疾病控制先要尽可能切断传播途径，但SARS初期的时候则因为不正确的病原诊断而从治疗着眼，而未从切断传播途径入手。不要说SARS不能治，就是有药能治，还是应该先从控制传播入手，让尽可能少的人得病，而不是等得病后再去治。SARS入京后，国家采取了大规模的严格隔离的办法。

SARS过后，追究责任，从上到下撤了一批责任人，其好处是传染病防控受到极大重视，其不利是导致卫生防疫预防由慢病转向传染病预防，导致了慢病有抬头趋势。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成功的传染病隔离是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时伍连德先生指挥的隔离，方法是将鼠疫病人及其家属隔离，以及将传染中心傅家甸隔离，在百日之内成功地控制鼠疫大流行。SARS的隔离措施和猪流感的隔离措施也是一样的。

SARS之后，国际上分析了每一例病例，发现无一例外和禽流感一样，需要感染肺深部细胞，不容易通过打喷嚏传播，可见SARS的医源性传染比例很大，SARS的消失，很可能是疾病自身的发展，或者是因为天热而消失。2004年，国际上一直在喊SARS会卷土重来，但除了三例实验室泄漏外，全球就没见到SARS。

SARS结束后，全球对中国政府采取的隔离政策大加赞扬，前情如此，才有了2009年的猪流感隔离。

卫生防疫是社稷柱石，疾病应急机制更是国之重宝，不可轻示与人，一旦动用，都会引起社会动荡和民众恐慌，因此到万不得已之时才能启动。

1918年之后，全球针对流感启动的应急机制并未有出师告捷。

原因主要在于流感本身。

隔离并不是近代才开始的，早在黑死病的时候就出现隔离了，黄热病、西班牙大流感等流行中，都实施过隔离。

2009年中国疾控中心检查了两千多可疑病例，其中只有130多个猪流感，其余的大多是人流感，加上少数的普通感冒。所谓可疑病例，就是已经隔离了，无论猪流感也好禽流感也好，只能靠流感症状来区别，主要是测体温。

春季本来就容易得呼吸道传染病，而且有很多人得呼吸道传染病，美国流感疫苗接种的人口比例冠于全球，每年还有20%的人口得流感。中国肯定高于这个比例，即便20%的人也将近3亿了，难道出现大流行的时候把几亿人全隔离了？

对于流感这种得病人数众多，大多数人症状很轻而且传播能力太强的传染病，采取隔离的办法效果并不好，很难快速区别得的是猪流感、禽流感还是人流感，隔离的作用是有限的。

1918年大流感期间，很多地区就采取了隔离的手段，但只有一个地方成功了，那是太平洋上美国托管的一个小岛，采取的办法是与世隔绝，彻底切断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在如今全球化背景下，隔离的实施难度已经比过去以往的难度大大增加，全球化的浪潮本身就是传染病发生的动力，置身在这个大潮之中，是不容许独善其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