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在密西西比河畔，一位叫乔治·米勒·斯滕伯格的美国军医试图重复托马西-克鲁代利和克雷白的实验。他在疟疾孳生地采集来土壤和空气样品，回到实验室里分离到细菌，然后给兔子注射，兔子如料出现高热。可是斯滕伯格觉得这种高热不像疟疾，觉得应该有对照组，于是他给另外一组兔子注射了自己的唾液，兔子出现同样的高热，斯滕伯格肯定自己不是疟疾病人，也就是说疟疾不是所谓的疟疾杆菌引起的。

因为疟疾杆菌的理论是如此的完美，微生物界彻底地忽视了两位不起眼的军医的发现，只有一位远在中国的英国医生注意到了。帕特里克·曼森出身很不错，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先后获得医学学士、外科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一毕业就跑到中国台湾，给大清朝海关当医生去了。在中国台湾呆了5年后，他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口岸工作了13年，并在香港行医。

曼森在台湾证明了丝虫病是蚊子传播的，第一次证明蚊子可传播疾病并创立了热带医学。在他的支持下，驻印英军军医罗纳德·罗斯在一只吸完疟疾病人血的按蚊的头里面看到疟原虫。

罗斯于1902年获得第二届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拉韦郎获得1907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这样诺贝尔奖颁发七年之内，就两次授予和疟疾病原和传播有关的研究成果，足见疟疾之重要。

与此同时，在已就任美国陆军医学总监的斯滕伯格的支持下，以军医沃尔特·里德为首的一组科学家在古巴研究黄热病中取得重大突破，证明了蚊子是传播黄热病的中间宿主。里德获诺贝尔奖的呼声极高，但他因为在古巴期间损害了健康，于1902年底去世。

另外一名军医威廉·戈加斯在哈瓦那组织灭蚊行动，半年之后哈瓦那黄热病绝迹。1903年，美国从法国人手中接手巴拿马运河项目，戈加斯在运河区大力灭蚊，使得一度猖獗的疟疾得到控制，巴拿马运河得以顺利完工。

二战期间，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简称DDT的杀虫药得宠。DDT早在1874年就由奥地利化学家奥特马·蔡德勒合成出来，但它的杀虫效果直到1939年才被瑞士科学家保罗·米勒发现，并因此获得1948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二战期间美国为了预防欧洲流行的伤寒和热带战场流行的疟疾而大规模筛选杀虫剂，发现DDT的效果最好，评价极高。

DDT一上市就引起美国农民的抢购。1944年DDT在美国的销售额为1000万美元，主要被军队买走了，1945年的销售额为1亿1000万美元，基本上被农民买去了。

洛克菲勒基金会抗疟疾项目于1946年进行撒丁岛灭蚊行动，1947年撒丁岛出现了75 000例疟疾，1951年项目结束，岛上只出现9例疟疾。

与此同时，美国开展了全国灭蚊行动，主要是在室内喷洒DDT，五年后疟疾在美国绝迹。其实在此之前，由于环境和卫生的改善，疟疾在美国的传播途径已经被切断了，疟疾的消失指日可待，但功劳完全归功于DDT。

受到鼓舞，希腊、委内瑞拉、斯里兰卡、意大利等国纷纷用DDT灭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全球范围内，粮食产量在1947～1979年之间增加了一倍，除了化肥的功劳之外，DDT居功甚伟。经过几年的喷洒，希腊已经很少见到昆虫了，橄榄的产量增加了25%。斯里兰卡的疟疾发病数从1947年的300万例下降到1956年的7300例。

在此基础上，世界卫生组织于1955年开始全球灭疟疾项目。

就在这个时候，生态学家开始提出警告，认为这样会导致生态灾难，耐DDT昆虫包括蚊子也相继被发现，但WHO和疟疾学家们依旧相信很快就能够彻底消灭疟疾。1958年美国政府为全球五年灭疟疾项目拨款，项目开展得很顺利，1960年，有十几个国家消灭了疟疾，另外十几个国家的疟疾病例骤减，印度从年发病7500万到少于10万，斯里兰卡的人均寿命从40岁上升到57岁，希腊、摩洛哥和印度尼西亚的稻米产量增加了10倍，在柬埔寨，土地的价值翻倍。

人们普遍认为，假以时日，治疗疟疾和其他热带病的药物渐渐退出市场，一度非常热门的疟疾专业没人学了，疟疾学家纷纷转行，人们开玩笑地说，在灭绝疟疾之前，疟疾专家先被DDT灭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