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植物药提取，起码要用水提取一次，再用脂溶剂把不溶于水的东西提取出来，美国做抗癌药物筛选就是这样做的。做中药筛选，除了按熬中药的办法加水烧开，还将蒸馏出的气体冷却成液体进行检测，以免有效成分丢失。

“523项目”和屠呦呦他们之所以一开始没有发现青蒿的抗疟功效，就是因为拘泥在中草药熬制手段上，失败之后才跳出这种局限，采用国际上植物提取的办法，用脂溶剂把青蒿中有效成分提取出来。

青蒿素的优势是和奎宁、氯喹等药物的杀疟原虫办法不一样，因为来自植物，副作用相对小，对疟原虫的杀伤范围更大，对当时的耐药性疟原虫一样有杀伤作用。青蒿素在越战后期投入使用，使得北越的恶性疟病死率下降了30%。

青蒿素是中国微生物学和药学一项伟大的成就，在短短五年中，居然能够找到除奎宁之外的另外一种天然药物，这本身就已经非常了不起，而青蒿素对于疟原虫的杀伤效果还出乎意料得好，是用现代医学技术对传统医学的成就进行去粗取精的一个典范。但是青蒿素的成功和发现奎宁一样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是无法复制的，植物本身并没有预防和抵御疟疾的必要，奎宁和青蒿素都是毫不相干地存在的天然成分，除了这两者外，迄今没有找到其他的天然药物。

由于青蒿素出现在越战之间，这种强力抗疟疾药物对于战争的走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青蒿素直到若干年后才被国际认可，即便在中国，直到1980年之后才普遍使用，从1980～1990年，中国的年疟疾病例从200万例下降到90万例，完全是青蒿素的功劳。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上对青蒿素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外界渐渐了解到中国有这样一种抗疟疾药物。由于当时中国制药业与国际质量控制标准不完全一致，世界卫生组织拒绝认可这个药，除非在美国生产，这一点中国方面坚决不同意。中国和西方科学界之间的不信任使得青蒿素的制剂生产和临床研究也受到影响。

1994年，诺华制药和中方签署协议，进行蒿甲醚-本芴醇复方的研制和生产，于1999年以商品名Riamet问世，2002年已被载入WHO基本药物目录，被多个非洲国家首选为一线疟疾治疗药，被WHO、无国界医生组织和全球基金推荐为援助用药。和一剂量氯喹只需24美分相比，一个疗程的Riamet要44美元，后来迫于压力，降为2美元一片，以Coartem为商标。

因为种种原因，青蒿素从发现到被广泛应用在疟疾治疗上间隔了30年。

药物的发现与应用，牵动疾病防控的大局。

19世纪末，疟疾的病原和传播途径终于搞清楚了。

对于是什么东西引起疟疾，上千年来一直认为是坏空气或者邪气。

1717年，意大利医生乔瓦尼·兰锡西认为疟疾总是在蚊子很多的沼泽地流行，在排水后会一度消失，很可能其毒性不是因为空气而是因为蚊子而传播的。1822年，美国医生艾伯特·金列举出蚊子传播疟疾的19条证据。1854年，路易斯·博泊也认为蚊子是传播疟疾的罪魁祸首。但这些见解由于没有科学上的严谨证据而不被广泛认可。

1871年意大利病理学家科拉多·托马西-克鲁代利和艾德温·克雷白在罗马的沼泽地里采集了空气和泥土的样本，在显微镜下从这些样本中看到了杆菌，将这些杆菌给兔子注射后，兔子出现发热和寒战，在兔子的身体中，他们找到了这种杆菌。1879年，他们公布了这个发现，把这种杆菌称为疟疾杆菌。

这个发现马上被以科赫为代表的微生物专家肯定了，因为非常符合当时微生物学的大潮流，而且也很好地解释了疟疾广泛传播的原因，因为空气中有这种细菌，从科学上给了“坏空气”一个解释。这样一来，下一步就可以制备细菌疫苗，从而从根本上征服疟疾。

1880年11月，法国军医阿方索·拉韦郎在阿尔及尔的康斯坦丁用显微镜观察疟疾病人的血液样品。当时做显微镜观察时要将血样在化学物中浸泡一下，这个程序把疟原虫都杀死了或者分解成不可见的形状，而拉韦郎则直接观察新鲜血样。新鲜血液如果还是温的话一样不能观察到疟原虫，拉韦郎也一直观察新鲜血样，也就是滴一滴血在玻璃片上，但这一次他放好血样后并没有立即观察，而是去喝了一杯咖啡，15分钟后回来观察，这段期间内，玻璃片上血样已经冷却了，疟原虫变得活灵活现，这是人类第一次看到疟原虫。

拉韦郎重复了很多次，而且发现给病人服用奎宁后血样中的疟原虫消失了，这种东西不是细菌。但他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回到欧洲后，他发表了自己的发现，受到微生物界的一致反驳，法国的微生物权威认为这个军医把血样污染了，托马西-克鲁代利认为那是死细菌，如日中天的微生物大师科赫同样反对，在一片反对声中，拉韦郎提出另外一个没有人相信的理论：这种微生物是通过蚊子传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