奎宁出现后，人类对疟原虫占了上风，经过一百多年，炼成了耐药本领的疟原虫开始卷土重来了。

阿的平的事没有被深入追究，因为有了氯喹。

1934年，德国拜尔公司又研究出一种新的抗疟疾药氯喹，经过试验发现对人体毒性大，就没有推广。二战中，美国科学家对上万种化合物进行了抗疟筛选，发现氯喹的效果最好，而且副作用相对较小，1944年起提供给盟军使用。

1947年，美国药厂开始生产氯喹，这是第一个大众化的抗疟疾药，经过临床试验，发现氯喹比奎宁的效果高8～32倍，很快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使用。二战之后，市场对奎宁的需求严重萎缩，荷兰人对奎宁的垄断一去不复返了。

合成药氯喹解决了抗疟药物的来源和成本等问题，它的成功推广给了人们消除疟疾的信心，人们普遍认为疟疾会和天花等传染病一样被人类征服。

太小看历史悠久的疟原虫了。

1957年，在哥伦比亚和泰国相继发现耐受氯喹的恶性疟原虫。

两年后越战爆发，使得耐药性疟原虫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

在东南亚潮湿的丛林里，生活着两种来自西太平洋岛上的蚊子，斑须按蚊和大劣按蚊，这两种蚊子很适合疟原虫特别是恶性疟原虫的生长，1957年偶然出现在泰国和柬埔寨的耐氯喹的恶性疟原虫在这两种按蚊中进一步发生基因突变，在其他疟原虫被氯喹杀死或者抑制的情况下，这种耐药性疟原虫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成为东南亚和西太平洋地区占主要地位的疟原虫。

这种疟原虫的基因突变是针对氯喹类合成药物的，氯喹的作用是进入疟原虫消化食物的食物泡，对这种不能消化的食物，疟原虫尽力将之排出体外，但速度太慢，在没有排除之前就死了。但具备PfMDR1基因的疟原虫排出氯喹的速度为其他疟原虫的50倍，这样就能够在被药杀死之前把药排出体外。这种基因突变的疟原虫就这样被氯喹选择出来。不仅对氯喹，对其他按照同样思路研制出来的抗疟疾药物也一样，包括20世纪50年代初问世的阿莫地喹，70年代中期问世的甲基氟氯喹，80年代初问世的卤芬酯和奎纳定。

由于耐药性疟原虫群体已经形成，新的合成药物很快被耐受，根本用不着像氯喹那样等12年。乙胺嘧啶在应用于泰国的当年就出现了耐药性疟原虫，甲基氟氯喹于1975年上市，一年后耐药性疟原虫出现。

北越和南越冲突开始时，正是耐药性恶性疟原虫刚刚出现之际。大批从来没有在疟疾疫区生活过的南越人来到北越，被安置在疟疾横行的地区，这些人对疟原虫没有任何免疫能力，为疟原虫的基因变异提供了最优良的大量宿主，耐药性疟原虫得以在这批人中肆无忌惮地繁殖，之后的5～10年之间，越南丛林成为世界上耐药性疟原虫的培养箱。除了恶性疟之外，间日疟和三日疟也在越南存在。

从1965年开始，美国开始全面卷入越战，对北越进行轰炸，并封锁北越的海港，迫使北越在丛林中开辟“胡志明小道”，将人员和物质运往南方。这样一来大批的军人和民工在耐药性疟疾流行的丛林中长期生活，使得耐药性恶性疟不可控制。经过一个月的行军，北越的一个1200人的团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战斗，一个113人的连队，死于战场上的有11人，死于疟疾的则有23人。美军对北越俘虏进行检查，12名俘虏中有8名血中有恶性疟原虫。胡志明小道旁边，死于疟疾的军人墓地一共有22座。

美军也好不到哪里去，1962～1963年期间，驻越美军出现20例疟疾，其中19例是恶性疟，然后逐年增加，有些战斗部队的战斗力因为疟疾而减半，疟疾造成的伤亡再一次超过战场上的伤亡。1965～1970年之间，陆军出现4万多例疟疾，70人死亡。连海军和海军陆战队都有24 606例疟疾，46人死亡。疟疾有关的疾病占各种疾病的70%。越战中有10万多美军患疟疾，军人回到美国后，也把疟疾带到美国，多次出现小规模流行，这些退伍军人由于疟疾的存在而继续出现健康问题。

于是越战双方面临这一个难题：耐药性恶性疟。

美军进行了世上最大规模的药物筛选，一共筛选了25万种，到了第142490号，找到了甲基氟氯喹，于1975年投入使用，越战都打完了。

五角大楼不可能等着从第1号到第250 000号挨个筛选，又投资研究疟疾疫苗，一共研究出二十多种，无一成功，最有效的也只有65%的有效率。

好在这种耐药性疟原虫还没有发展出对奎宁的完全耐药性，使用奎宁可以大大降低死亡率，虽然美军有1800多人得了耐药性疟疾，只有12人死亡，就这么熬过了越战。

可是北越熬不过。

氯喹一出，奎宁一落千丈，有了便宜又大量的合成药，谁还扒树皮呀？奎宁市场迅速萎缩，越南手头只有氯喹，现在听说奎宁管用，被美国封锁成那样，唯一的办法是去香港的黑市上买奎宁，可怜巴巴地买到一点点，无法满足部队的需要，无奈中找中国老大哥帮忙。

可是中国的疟疾也很严重，手头那点奎宁根本不够用，更谈不上支援越南了，只有氯喹管够。

越南问能不能给点新型抗疟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