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贵有自知之明，扪心自问，笔者有撰著《经方用药法律》的根基吗？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回顾一下自己研究仲景医学的经历。

于40年前（1974—1977年），笔者梦寐以求的上了大学。3年毕业后留校从事《中药学》的工作，工作的第一年就脱产学习了一年的四部经典、医古文及日语。一年后调至河北省中医院内科工作。在内科工作的10年期间（1979—1988年），于1984年又脱产参加了河北省卫生厅举办的 “中医理论提高班”，时间是一个学期，这个班实际上就是学习四部经典，期间聆听了慕名已久的刘渡舟教授讲学。上述一年半两个班的学习以及平时的背诵积累，让我在中医经典上打下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临床上学着用经方，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疗效，使自己增强了学好经典、用好经方的信心。在这10年期间，我先是在病房5年，这5年为了工作需要，在西医内科等方面也下了一番工夫；后5年是独立门诊及带教，这期间看了中药、方剂、内科及古代名著等中医方面的 “杂书”。总的来说，这10年期间的主攻方向是学习经典，学用经方与内科临床。

由于几种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笔者于1988年调至河北中医学院《金匮要略》教研室任教。

如果说上述10年是学经典、用经方的阶段，那么自执教至今的近30年则是在教学、临床（我从医院到学院之后，始终在课余时间坚持临床门诊）中边干、边学，潜心研究的阶段。这期间，我三十年如一日，只争朝夕，夜以继日地在教学、临床之余看书学习，收集素材，结合心得，撰写论文上百篇，编撰专著十余部。这些论文、论著大多数是研究经典、经方方面的理论心得与临床应用，是学用结合、编著并举的成果。笔者研究的方向，先是《金匮要略》为主，后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系统研究。其内容，先是以编为主，以著为辅，后期则以著为主了。诸如：我的第一、二本书《大黄实用研究》《金匮杂病论治全书》皆以编为主。我主编的《仲景方药古今应用》第1版（2000年）编的成分多，第2版（2016年）则著的成分增加了。我的《金匮要略注释》（2003年）与《张仲景方剂学》（2005年）乃既编又著。于2010年至2014年连续出版的5本书，即《伤寒杂病论研究大成》《中医经典名医心悟选粹》《经方新论》《仲景医学心悟八十论》《张锡纯活用经方论》，或以编为主，如《选粹》；或以著为主，如《新论》与《八十论》；其他两本则编与著并重。

于此加一段插叙：笔者与李士懋先生（第二批国医大师）、田淑霄先生夫妻，可以说是亦师（我接受继续教育时期的老师）亦友（与二老之年龄虽相差14岁，但学术上为知音朋友）。我的上述著作出版了，多赠书呈请二老赐教，二老也把新作惠赠于我。我赠予二老新作时，李老几次对我说：志杰，不要总写编著类的书，应写自己的。我回答说：写这些书首先是自我学习、自我提高的过程，其中有自己的心得、领悟，故既编又著，等我到了二老的年纪和水平，一定写以著为主的著作。

笔者这本《经方用药法律》具备了两个基础：一是40年之前10年学习经典、经方的基础；二是后30年研究经典、经方的基础。特别是《仲景方药古今应用》第1版、第2版的编著，更是奠定了本书的基础。本书是笔者独立思考、潜心研究经方用药之方法规律的结晶。这些解读，是几十年来不断学习，深入研究，日积月累，积粟成山，滴水成河，以流淌的热血，精心“酿制”的成果。这个成果及每一本书的出版，都是无数个节假日、双休日及平时一个个日日夜夜魂牵梦绕，苦思冥想的结果。确实，著书立说是苦了点，但苦中求乐，乐在其中，这是每一个自愿著作者的心境。为了中医事业的传承与发展，为了给有志于中医而特别专注 “经方用药”的读者们写出喜闻乐读的精品，再苦也值得。

总之，这本书是笔者累积几十年学习与研究经典、经方以及许多名著而提炼的作品，这是心血凝成的作品，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荀子曰：“学不可以已”。孟子曰：“心之官则思”。学习要思考，思而有得要动笔。勤学、深思、善记与践行，这是成就一部优秀作品的四个要素。让我以这本书为新的起点，再学习、再研究、再实践、再创作，精心凝炼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