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革”穷日子
1963年，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在我刚出生的时候，家里的条件还算优渥。祖父留给父亲的家产还都在—除了锦园的房子以外，父亲手头还有一些面粉公司、棉纺公司的股份，每年都能拿到分红。除此以外，作为工程师的父亲每月能拿到109元工资，这在那个年代算得上是很高的收入标准了。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依然能住宽敞的房子，吃得好穿得好，还有佣人伺候，几乎算得上是衣食无忧。
然而，好日子没过多少年，家道便在整个国家的动荡中中落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文革”时期经常提到的“阶级敌人”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坏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社会把这些人统称为“黑九类”。爸爸拿过国家的“定息”，便直接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受牵连自是难免的。
最先是被批斗。红卫兵冲到家里来，把爸爸、妈妈，还有我，全部抓到外面去游街示众。这个叫作“游斗”，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我父母以及其他一些挨批挨斗的大人，每人脖子上都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他们的“罪行”。我那时还小，只有三四岁，小学都还没有上，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很“细致周到”地替我准备了一块小一号的牌子，同样挂在脖子上，上面写了些什么罪状我是完全不明白的，总之被押出去和大人们一起游街示众。
“文革”的遭遇给我全家，特别是我的父亲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痛。但对我而言，回想那一段经历，似乎只是一段荒唐的笑谈。现在的我也说不清楚，那时究竟是因为年纪太小，记不得那些不愉快的事，还是因为年纪太小，红卫兵觉得我没啥批斗的价值。总之“文革”被批斗的经历，我有，但印象不是很深。
比起被批斗，家中经济状况突然变得窘迫，我是印象深刻的。
工厂停工闹革命，父亲的工程师显然是干不成了，被迫下放劳动改造，每月109元的工资也停发了。公司的股份都成了废纸，年底也领不到“定息”了……到最后，就连我们一直居住的锦园的房屋也被占去了大半—红卫兵把我们统统赶到了四楼的几间房间，楼下住进了好多不知从哪里来的“革命群众”，这些不速之客莫名其妙就成了我家的“邻居”。
总之，日子过得越来越艰难。家中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了，家里雇了好多年的佣人也陆续离开，洗衣、做饭之类的家务劳动便平均分担到了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上。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上五点出头就得起床，跑到东诸安浜路的菜场去买菜，回家后按照妈妈教的步骤来淘米、烧饭。这种事，放在现在的小孩子身上，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我们那个年代，则是再寻常不过了。
然而，无论环境多么恶劣，生计多么困难，我父亲依然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着知识分子固有的生活习惯。父亲每天早上风雨无阻的两个习惯，看起来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一个是喝咖啡，另一个是打太极拳。他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先在弄堂里打一套“杨氏太极拳”，接着坐20路公交车从愚园路赶到外滩，去中央商场里喝一杯咖啡，再看上一个钟头的书报杂志—那时在中央商场，还能看到日文版的《人民中国》，这也是仅有的阅读外国杂志的途径—然后再坐公交车去杨浦区军工路上班。
年复一年，家里的储蓄越来越少，日子越过越紧，很快就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状况。在这种情形下，父亲只能和其他大户人家一样，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以维持生计。家具、首饰之类的卖完了，就开始卖书。父亲爱读书，在家收藏了好多珍贵的外文书籍，有的还是当初从香港乃至国外带回来的。在我家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父亲就是依靠变卖这些珍贵的外文书籍来维持家中开销的。
再说回那些突然住到我家楼下的“革命群众”。那时候有资格住进来的，都是所谓“根正苗红”的家庭。在他们眼里，我们全家都是“阶级敌人”，所以从骨子里看不起我们。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楼下的一对姐妹，对我家的态度特别恶劣，时不时就会和我家闹出一些矛盾，发生一些争执。
锦园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整体的隔音不是很好，一旦住的人多了，自然会互相影响。每天晚上，只要我们楼上的小孩儿发出一丁点儿声响，这对姐妹就会跑上来大吵大闹。碰到这种事情，我的爷爷、父亲总是尽量忍让，避免和她们发生冲突。记得有一次，她俩冲到楼上来骂我父亲，我父亲实在是太老实了，束手无策，而我那时虽然年纪小，但实在被骂得忍无可忍，一时怒火中烧，一手抄起把菜刀，一手提起个热水瓶，对着她们大喊：“你们谁要再敢骂，我拿开水浇你们！”
当然，如果母亲在家，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我母亲没有知识分子那样懦弱的性格，“口吐莲花”的才能少有人能企及，她可不像家里的男人们那样好欺负，每次和楼下吵架都能全胜而归。所以，她们看到我母亲特别害怕，只敢在她不在家的时候欺负我父亲。
艰难的日子经历了6年之久。1972年，虽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但另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使我家的生存环境稍稍得到了改善。那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上海联合公报》，宣告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
在那之后，远在美国、香港的亲戚们渐渐与父亲有了联系，我们家的“海外关系”一下子就派上了用场。亲戚们知道大陆物资极端匮乏，就定期给我们家寄送生活必需品。美国的叔叔间或会给我家汇上些许美金，香港的亲戚也会时不时给我们寄些罐头火腿、固态食用油等“上档次”的生活物资。至此，我家靠变卖藏书才能填饱肚子的苦日子可算结束了。
又过了几年，“文革”结束，我父亲的工资又重新调回了109元，我家的经济条件又重新回到了“小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