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是精神病院的护士，她天资聪颖、做事麻利，且有远见卓识。我的一生，受母亲的影响非常之深，特别是在我小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件足以改变我命运的事情，当时母亲的应急处置，充分体现了她不同于常人的智慧与气魄。

母子

那时我读小学二年级，我家对面有一个“烟纸店”，我经常会在下课回家的路上买个梨，边走边吃。那天我像往常一样走去“烟纸店”买零食，在路上走着走着，忽然从我后方快速驶过一辆三轮机动车，一下子就把我撞倒在地。

那时候的我不算太胖，但也是个“大块头”，三轮车这么一撞没把我撞飞，却鬼使神差地把我挂在了车尾，往前拖行了好几米。路上经过的行人见了，赶紧叫司机停车。司机起初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回过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撞到了人，吓得脸色苍白，赶紧把我送到附近的长宁区中心医院。中心医院的医生一看，撞得还真不轻，不敢贸然处置，只是给我做了简单的包扎，然后转往瑞金医院进行治疗。

经瑞金医院的大夫诊断，我的左脚胫腓骨骨折了。那时候处理骨折唯一的方法就是上石膏，先把骨头正过来，然后用石膏做伤腿做一个笨重的“套子”，连脚带脚踝、小腿一起包起来，慢慢等骨头愈合。

然而，我总觉得有点儿不大对劲儿。起先是感觉石膏里的脚有点儿疼，我心想估计是骨折的缘故，也就没多在意；可过了几天越来越疼，而且似乎疼的位置和骨折的伤口不在一块儿，那显然就是有问题了。

不过当时我毕竟只是一个小孩儿，疼也不敢跟大人说，担心大人觉得是我是在“作”，所以只好忍着。那时候我的“忍功”真的是一流，也不哭也不闹，觉得痛了就做数学题，通过转移注意力的方式来忘却脚上的疼痛。

整整几天，几乎没有人察觉出我的异样，但母亲看出来了。她问我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儿，我起初不敢说，后来实在瞒不住，就告诉了她。母亲做了那么多年护士，怎么说也是个专业人士，她判断一定是石膏绑得有问题，便立刻带我去医院复诊。

医生稍微看了看，也没在意，说有点儿疼是正常的，过两天就好。但我母亲却不认可医生的诊断，坚持让医生拆开石膏重新检查。医生不答应—石膏可不像鞋子，想脱就脱想穿就穿，在伤势没有痊愈的时候拆开检查，就意味着要把石膏砸碎，检查完还得重新做一个。这一方面费钱，另一方面医生也觉得麻烦，没必要。

但在这件事上，母亲却是据理力争，她跑去找到骨科主任，对他说：“如果你觉得没必要拆开石膏检查，就给我写个证明，万一将来孩子的脚有什么问题，我要跟你打官司！”骨科主任见我母亲那么坚决，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得把我脚上的石膏拆开重新检查。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因为石膏绑得太紧，患处局部已经发生了坏死！

后来医生说，幸亏母亲及时发现，并且坚持要拆开检查，如果再拖两天，我的这只脚很有可能就要截肢了。只是作为后遗症，在我的脚踝处至今还留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疤，每次我看到这个疤，就会想到我的这条腿是母凭她敏锐的观察、科学的判断、强硬的坚持才被保全的。

这件事，到这里似乎就算是结束了，可是10年之后，却意外地出现了“后文”—后来我考上了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是二医大的附属医院—教我骨科课程的老师竟然正是那个为我诊治的瑞金医院骨科主任。都说无巧不成书，即使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也会有那么多的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