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课后习题详解

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小说创作的分析及其主要的特点。

答：（1）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小说创作的创作分析

①建国之初的小说创作仍然保持了较为强劲的活力。

②50年代末期，由于政治形势的持续“左”转，小说逐渐走入了褊狭的困境。但依然较多地留存有某些“隐形”的传统结构与叙述模式、民间性的艺术因素，因而得以保持相对丰富的审美内蕴和艺术价值。

③这一阶段小说的创作取得一定的业绩，主要表现为乡村题材小说、“红色历史小说”、 “干预生活”潮流、“历史创作热”、“样板小说”等短篇或长篇。

（2）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小说主要的特点

①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责任感，服务于政治意识形态，担负起传播主流政治理念、叙述革命历史、帮助解释和认识新的社会现实的重任，尽其所能地去践行其使新政权合法化、使新的社会生活审美化、使革命历史与新制度下的人物道德化、英雄化的使命。

②在意识形态的夹缝与政治运动的间隙中，当代作家们在文学自身规律的作用下，并没有放弃富有人性意味和艺术精神的探求，特别是在反映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批评社会现实中的不良现象等方面，做出了执著的努力

2．17年小说的历史特征及其局限。

答：（1）17年小说的历史特征

①具有一种对于宏大叙事与“史诗”气派的热烈追求。如红色历史叙述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如此，《红日》、《保卫延安》、《红岩》等都是追求这种宏大场景、史诗规模与崇高风格的经典力作。

②具有一定历史和时间跨度，采取党史的结构模型作为叙事线索的方法，在结构上追求某种“断裂性”和“阶段性”的效果，以凸显关键性历史事件的标志性作用。如《红旗谱》、《三家巷》等结尾显示的前景是“胜利”、“曙光”、“青春”、“成长”、“成熟”、“进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③具有一种二元对立式的矛盾格局，使得小说在艺术上产生了看起来不可调和的剧烈冲突，情节显得格外庄严紧张，从而造就了“革命叙事”所特有的“紧张美”。

（2）17年小说的局限性

①文艺观念上具有简单化和片面化。在艺术上一味地强调“现实主义”，强调“典型塑造”，强调写出“社会的本质”，使小说艺术变成了社会形态的简单描摹。例如很有才华和功力的作家柳青，为了写作《创业史》，他甚至到陕西长安县的皇甫村住了14年之久，但他却未能写出一部“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创业史》，而是按照概念写出了一部“虚伪的作品”。

②题材的简单化和表面化。仅在社会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创作的资源，把纷繁的大千世界、多样的社会生活，简单地分为“农村题材”、“工业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等几个方面，甚至以“工业题材”的概念，覆盖和遮蔽“城市生活”和“都市文化”的普遍存在。

③批评的简单化和粗暴化。批评者常以“革命”和“正确路线”、“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的捍卫者和代言者的身份出现，使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小市民的低级趣味”、“反现实主义”等概念，否定有人性探求与情感实验的作品。如丁玲曾在1951年的《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一文中，就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问题对作者进行“上纲上线”的指摘。

3．建国后赵树理小说的主要特色。

答：建国后赵树理小说的主要特色包括：

（1）延续民间化、通俗化的创作思路，注重小说的艺术讽喻功能，体现强烈的问题意识。

（2）自觉地“配合当前政治宣传任务”，不断揭示“新问题”，自觉描绘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性变化以及中国农民所创造出来的“新经验”，彰显现实使命感。

（3）创作越来越受到政治化文学思潮的规约，作品中的民间文化因素也呈递出减趋势。

（4）擅长写民间意味浓厚的“中间人物”，重视民俗内容的描写，追求大众化的语言风格，注重民间艺术形式的吸取，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喜剧化和通俗化的艺术风格。

（5）在人物刻画方面，赵树理最擅长塑造中间人物和落后人物。把从作者熟悉的农村底层生活中提炼概括出来的人物，塑造得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4．《创业史》的特点和局限。

答：（1）《创业史》的特点：

①政治情境急剧变化。作家介入“合作化小说”这一历史运动，采取了悲剧性和批判性的视角。

②宏观与敏感的主题表达。小说中回答“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这一问题。通过一个村庄各个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为、思想和心理的变化过程表现出来，并且构成这部小说的具体内容。

③小说具有壁垒分明、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方式，奠定当代小说中关于农村社会生活和阶级斗争最基本的叙述模式。

④人物性格与立场的处理脸谱化和概念化。其中，用力最多的人物形象是梁生宝。这是作者所要着力刻画的一个优秀的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形象，在其身上既有勤劳节俭、朴实忠厚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又初步具备了共产主义的思想品质，胸怀开阔、大公无私、富于自我牺牲精神。

（2）《创业史》局限性：

①按照社会学和阶级论的概念去理解和书写，尽管构造了宏阔的历史画卷，却没有、也不可能写出真正的历史复杂性。

②小说虽然在局部有很细腻精彩的描写，但这总体上仍然比较苍白和平面化，缺乏内在的丰富性、深度和应有的艺术魅力。

③小说中人物的描写总体上完全按照“阶级属性”的脸谱来刻画。郭世富们利用“合法身份”公开与集体道路作对；姚士杰们则躲在阴暗的角落煽风点火。这种描写在后来的农村题材小说中，几乎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程式。

④《创业史》在当代文学史中是一个值得记取的悲剧性例证，表明体制化的文艺生产不仅不能催生出更多成功的艺术作品，而且还会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作家的艺术能力。

⑤作品自觉地迎合主流的文艺观念缺少生命力，作品中所保留下来的传统的和民间的艺术因素很少，艺术价值比较稀薄。

5．孙犁小说的艺术个性。

答：孙犁小说的艺术个性包括：

（1）富有特色的描写乡村风俗人情与历史变迁性。如成名作《荷花淀》中的诗情画意显然盖过了对于战争的概念化描写。

（2）善于描写乡村风情和乡间人物。作品尽管大部分取材自战争时期，但许多篇章却富有优美的乡村风情与乡间人物描写，特别是对女性人物的刻画，更具有风情画的意味。如《白洋淀纪事》。

（3）表现当代社会生活，如《铁木前传》不但富有风俗意味，而且体现出作者对无关主旨的民间风情与“另类人物”旁枝斜出的刻意描写。

（4）小说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传统艺术中的结构要素、审美趣味同样可以渗透在当代的主流艺术创作中。

6．20世纪50年代“类史诗叙事”的主要特点。

答：20世纪50年代“类史诗叙事”的主要特点包括：

（1）作品的美学风格具有特别宏大和壮美的特点，注重宏大场景和英雄人物的刻画，叙述格局开阔恢弘。

（2）小说历史线索的系统性和时间跨度大等特点。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叙述红色历史，对于大多数当代作家来说，既是一种现实的使命，又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课题，需要在艺术上摸索出其特殊的写法和规律。

（3）不同于俄国“史诗”和“史诗性’的美学概念，虽具有史诗性作品的外形，但在艺术质地上尚有较多欠缺。

（4）梁斌的《红旗谱》具有“类史诗性”，是完全按“党史模式”来构建故事与情节发展进程的小说。另外《保卫延安》和《红日》也属于比较典型的“类史诗叙事”。

7．《红旗谱》中朱老忠的形象塑造。

答：（1）朱老忠是小说中的第二代反抗者，是第一代反抗者朱老巩的儿子。他构成了革命的基本主体。这也是对毛泽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理论的一个形象解释。

（2）朱老忠这一形象具有“成长”的属性，性格不断发生质变甚至升华。早期的他即已具有了一般农民的特点：勤劳、善良、忠直、勇敢，苦大仇深，但同时他又比一般的农民更有见识和阅历。

（3）人物形象具有非同寻常的“传奇”色彩，具有传统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某些特征，诸如侠义豪爽、豁达自信、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有江湖闻名的感召力等。

（4）人物身上民间英雄的传奇性描写受到压抑，夸张甚至拔高了他身上的阶级性，使他接近于一个“无产阶级英雄”的性格素质。但违背了“传奇人物”是“无成长”的规律，有人为造作的痕迹。

8．《红岩》的艺术成就。

答：《红岩》的艺术成就包括：

（1）《红岩》是一部在口述历史的基础上经由体制介入、集体加工而产生的作品。出版后获得了“史诗”的称誉，是革命文艺生产的典范之作。

（2）《红岩》所描写的监狱生活，是极为特殊的阅读经验。这种特殊的经验成为小说最大的魅力所在。

（3）在结构方式上，小说采用了非常传统的形式类似《水浒传》的“折扇式”或者“串珠式”的结构法，以人物刻画为核心，通过事件与空间场景的转换，来转移人物描写单元，最终形成了“英雄群像”的格局。

（4）小说刻画了众多正面人物形象，加强作品的思想和美学深度，催人思考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使用“传奇式”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正反人物塑造得各有特色。

（5）具有“类史诗性”的品格，最主要体现在小说当中的群像效果、恐怖气氛，以及献身与牺牲的神圣色彩。

9．以《林海雪原》为例，谈谈50年代“类传奇叙事”的主要特征。

答：（1）作品内容上具有传奇性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小说《林海雪原》中关于“土匪”、“匪类”生活的想象，迥异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有效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恶魔式的嘴脸、妖魔化的外形、淫荡或是杀人不眨眼的匪类做派，以及关于这些“匪类”究竟又是如何被剿灭的悬念等，都是小说最深层的叙述动力和阅读需求。

（2）作品形式上具有传奇性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就其结构和情节而言，小说大致描写了四大战斗，“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千里草甸大周旋”、“决胜四方台”。

②采用典型的传奇式的结构与叙述方式：人物性格是定型的，没有“成长”；情节是大同小异的，只有具体内容的变化；叙述方式和套路则是一定的；结局总是可以预知的，尽管始终处在惊险和紧张之中，胜利永远属于主人公；每段传奇故事都可以相对独立，但总体上又很容易统一起来。

③小说对神秘迷人的自然环境的描述也很有特色。林海茫茫，雪原辽阔，其中山崖耸立，险象环生，气候变化莫测。这样的背景再加上许多林海传说、民间歌谣、山中奇人的描写，更加强化了小说的传奇色彩和氛围

10．20世纪50年代“类成长小说”的主要特点。

答：20世纪50年代“类成长小说”的主要特点包括：

（1）小说主人公处于成长过程之中，由最初的幼稚状态、自发反抗旧势力到最终接受党的领导、在革命实践中锻炼成长为坚定成熟的组织当中的一分子，突出党的决定性作用。

（2）小说中“历史的发展”是“人物的成长”的推动力，而历史的发展是由党来组织和代表的。所以只有描写两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才能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在政治上的要求，解释出历史运动的“真正规律”和“本质真实”。

（3）革命叙事比较避讳“个人主题”，避免个人中心、夸大个人作用，尽管大部分红色叙事中的人物都具有某种“成长性”，但是真正典型和纯粹的“成长小说”寥寥可数。杨沫的《青春之歌》、欧阳山的《三家巷》，高云览的《小城春秋》可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部作品。

11．《青春之歌》叙事构成中的复杂性。

答：《青春之歌》内部不但有丰富的“隐形结构”，而且还成功地在其中掩藏了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叙事”的若干主题。是当代文学中罕见的一个复杂而多重的叙事现象。其叙事构成中的复杂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表性层面而言。小说表现了政治主题：以1931年9·18事变到1935年12·9运动之间的社会政治风云为背景，通过一位年轻的知识女性林道静的成长道路，表明了知识分子只有把个人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同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崇高事业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出路，从而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2）就隐性层面而言。小说实际上是一个蕴涵复杂的文本。在红色意识形态的装裹下，成功地植入了多种不同的传统叙事因素，满足了那个特殊年代里读者们无意识的心理期待。主要包括：

①小说首先是一个“才子佳人”的传统套路，然后是另一个“英雄美人”的故事，最后将其“改装”为一种革命叙事。

②三场爱情戏构成了《青春之歌》叙事结构的主干。小说实际上是把一个“小资叙事”、一个带有“自传性的个人叙事”、一个常态的“人性叙事”，经过悉心改装，变成一个“革命叙事”。

③表面的政治色彩下面是“很旧很俗的东西，但这却是小说真正具有原始的叙述动力和阅读魅力的基本原因”。包裹的实际上是一个不安分于现实和命运的知识女性在情感生活上的一段追求、波折和遭遇。

④从小说可以看到其他叙事类型的痕迹：如小说强调了“她”“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强调了这一成长过程中党的指引作用，而作为“党的化身”的人物又主要是男性，大大地淡化了它的女性主义色彩就被。

12．《百合花》中的心理描写与结构艺术。

答：（1）《百合花》的心理描写

①百合花被绣在一床新婚的棉被上，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延伸出“一个关于身体的想象”，使小说中的三个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a．最初，新媳妇不肯借出，不但是因为这是“唯一的嫁妆”，更是因为它隐喻着新媳妇“新婚”的情感体验。

b．最后，她又毅然地将这床被子盖在这位牺牲者的身上——他那未曾恋爱过，更未曾近距离地接触过女性的年轻生命，现在得到了一个充满神圣的献祭意味的亲近和关爱。

②新媳妇通过破口子认出小通讯员之后暗示：“我”眼中看到通讯员肩上的破口子而引起的“后悔”，也就是新媳妇心里的“后悔”，表面上叙事人在写自己对小通讯员的感想，其实是新媳妇内心世界的暗示。

（2）《百合花》的结构艺术

①从叙事手法上看，它的一反常规，故意用了轻描淡写的手法、反衬式的描写，塑造了一个英雄作为普通人的本质。英雄通讯员的日常生活状态，稚嫩、不善言辞、朴素。

②从叙事详略上看，小说前三分之一是写“我”眼睛里的小通讯员形象，中间三分之一还是写“我”眼中的通讯员和新媳妇，而他们俩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则完全被虚写，读者并不知道新媳妇对通讯员的真实态度。直到小说的最后三分之一的篇幅里，小通讯员牺牲了，新媳妇的感情才汹涌澎湃地爆发。

③从叙事逻辑上看，小说前部分的逻辑是由“我”来完成的。新媳妇从那破口子上认出小通讯员以后， “我”退到了很不重要的位置上，重彩放在描写新媳妇缝衣服上面。

13．《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主要人物分析。

答：《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主要人物分析：

（1）刘世吾形象分析

①刘世吾一方面作为组织部的第一副部长，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工作经验，善于处理应对复杂的事务。另一方面，他却又很少真的发扬这种优点，更多的是对现实、对工作的麻木、疲倦和冷漠。

②刘世吾的口头禅是“就那么回事”，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是其思想观念和人生态度的生动写照，其中的含义极为复杂。

③小说并没有把刘世吾简单处理成一个概念化的官僚主义者形象，而是写出了他在一定程度上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其人性之善“瞬间流露”。

（2）林震形象分析

林震朝气蓬勃、单纯正直，带着高度的工作热情和理想精神，不仅深入基层了解实际情况，思考问题，而且敢于和种种不良现象作斗争。林震的理想人生还有一个支点，就是对赵慧文的爱情渴望。对其形象的塑造浸透了作者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3）赵慧文形象分析

赵慧文是先于林震到组织部工作的另一个“青年人”。她与林震说工作、谈理想、听音乐、赏绘画、吃荸荠，志同道合，情意融融。林震两次离开她家，赵慧文都在门里，“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然而这个完全不现实的爱情故事的结局，将暗示着林震的另一场挫折。

总体来看，将林震、赵慧文、刘世吾这三个人物连成一线会悟出这篇作品的深层意蕴所在。小说流露的信息表明，刚到组织部不到半年的林震是“敢想敢说敢做”，到了三年的赵慧文是“敢想不说不做”，而在机关工作多年的刘世吾则是“不想不说不做”。时间在这里成了改变一切的重要因素。

14．《红豆》中爱情心理的复杂性。

答：宗璞的《红豆》是描写青年人理想与成长主题的小说，也是20世纪50年代为数不多的描写爱情主题与人性探索的作品之一。其中爱情心理的复杂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小说将一位“女革命者”的爱情感受描绘得缠绵脆弱，让感伤温情的爱情话语，挤压了铿锵有力的革命话语。

（2）爱情悲剧之外，夹杂着人性和情感的某些一致性。小说的爱情悲剧是复杂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尖锐冲突，然后确有着一致的共同爱好，源于青春心理甚至是潜意识的相互吸引。

（3）小说在历史进步的思想逻辑中，彰显个体生命体验的真实性，人类情爱的超越性，它在“革命”之外拓展了人性的深度。

（4）外在环境、氛围烘托和渲染爱情心理的复杂性。江玫和齐虹从一见钟情开始，到痛苦地分手，都爱得十分痴迷。作者在美好的自然风景和音乐、文学的诗意境界里，极力渲染他们浪漫、纯情、唯美而又略带淡淡忧伤的爱情。

15．《第二次握手》的叙事特点。

答：《第二次握手》的叙事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第二次握手》采用通俗文学的模式，符合“传奇”特点。与固定套路稍微不同的是，小说的结尾没有安排男女主人公“终成眷属”，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种变通和妥协的方式，让他们变成了科学事业上的合作者，共同为祖国服务。

（2）人物一男二女的三角关系，是一种模式化的安排。此外，刻意将女主人公的身份神秘化，将之写成一个核物理学家，也是卖点之一。另外还有“小人”形象、美国特务从中阻挠，这些都是旧式“才子佳人”小说中常见的情节模式。

（3）小说将十足旧套路的小说改装成相当革命的叙事。表明传统的东西总会借助某种叙事过程，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它在任何时候都是最能够迎合读者的心理需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