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理论框架

叙事学（narratology）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在已走过将近6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分为“经典”与“后经典”两个不同阶段。经典叙事学（classical narratology）受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颇深，它以文本为中心，力求从不同作品中寻求叙事的一般规律，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后经典叙事学（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受政治批评和文化研究影响，将作品置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当中，注重跨学科研究，关注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

经典叙事学可依据研究对象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俄国形式主义学者普洛普（Vladimir Propp）为代表的叙事研究。1928年，普洛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出版，成为经典叙事学的先驱之作。这一类型的叙事研究仅关注被叙述的故事结构，着力探讨事件的功能、结构规律和发展逻辑。第二类是以热奈特（Gerard Genette）为代表的叙事研究。这一类型的叙事研究扬弃了对故事结构的探讨，从时间、语式、语态等语法范畴出发对叙事作品进行分析，集中对叙述故事的方式即叙述话语展开研究。第三类是以普林斯（Gerald Prince）和查特曼（Seymour Chatman）等人为代表的叙事研究，他们认为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都很重要，因此在研究中兼顾两者（申丹、王亚丽，2010:5）。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典叙事学遭到后结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的夹攻，后经典叙事学应运而生，它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后经典叙事学家在作品分析中关注读者的能动作用，关注社会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对作品创作和接受的影响，产生了认知叙事学、修辞叙事学，以及女性主义叙事学三大流派；其次，它更加关注文学之外（口头、新闻、法律）和文本之外（电影、戏剧、绘画）的叙事，大胆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拓展了叙事学的范畴，形成了所谓的“泛叙事观”（pan-narrativity）（申丹，2005），叙事学也从原来单数的“narratology”变为复数的“narratologies”（Herman，1999:1）。英国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蒙娜·贝克（Mona Baker）教授在《翻译与冲突：叙事学阐述》（Translation and Conflict：A Narrative Account）中，不仅将叙事学、翻译学、政治学、传播学等融合在一起，探讨翻译作为叙事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而且还关注各种叙事，特别是非文学的新闻叙事，这种关注社会语境和泛叙事的叙事思想本质上仍然属于后经典叙事学范畴。

目前，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叙事学都主要用于文学批评，特别是小说批评研究中，叙事学与翻译的结合还是一种新的趋势。本书采取“泛叙事观”，认为“叙事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日常故事”（Narratives are the everyday stories we live by）（Mona Baker，2006:3）。因此，用世界乐于接受的语言向国际社会讲述中国故事的外宣翻译本质上也是一种叙事，而且是一种跨国家、跨语言、跨文化的再叙事（re-narration）。在此基础上，本书批判继承叙事学中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特别是贝克教授的叙事学理论）的优势，从叙事学角度对外宣翻译译前叙事选材、译中叙事建构、译后叙事接受进行全面解读。本书认为，在译前叙事选材中，外宣译者应在我国对外宣传的叙事框架（narrative framing）下，兼顾叙事赞助人的意识形态、叙事接受者的接受需求和对外传播规律，做到三者的有机统一；在译中翻译建构中，外宣译者应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参与人的再定位）进行建构，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narrative communication），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narrative competition），这种建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跨国家、跨语言、跨文化的再叙事协调；在译后叙事接受部分，外宣译者要根据叙事接受者的差异、外宣翻译的双重属性，采取“归化”“异化”二元并存的翻译策略，适度使用“中国英语”，同时面向叙事接受者采用删减、增添和重构等“编译”方法，以切实提高外宣翻译的叙事接受效果。笔者期待通过叙事学视域研究外宣翻译，能更好地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在国际社会建构中国良好的形象，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