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季羡林先生曾言：“倘若拿河流来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林煌天，1997：序言）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中华文化曾经多次受到“新水”的滋养，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文革”之前的文学翻译和70年代至今的实用翻译等历次翻译高潮都对我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西学仍在东渐，中学亦应西传。中国五千年悠久而璀璨的历史文化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中国理应对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蔡武，2009:107-108）。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这种呼声更加强烈，我国各个相关部门也一直在不懈努力：1951年《中国文学（英文版）》创刊，1981年起“熊猫”系列译丛陆续出版，1995年新闻出版总署《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工程启动，2004年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创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6年“中国文化走出去”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首次批准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4年中国翻译研究院成立。显而易见，中国文化由“引进来”到“走出去”，反映出我国政府和人民迫切期待把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和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介绍给国际社会。

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希望更多地了解与认识这个既古老又现代的中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中国在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2010年中国在上海成功举办第41届世界博览会，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60多年来，中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一步步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为提升，全方位外交成绩显著，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的发展模式和理念也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衡孝军，2011：前言）。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不仅希望了解中国美丽多姿的自然风光、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古老文明，更希望了解现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科技力量、军事实力等方面的内容，以及中国的“崛起”可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中国的发展究竟是“黄祸”“冲突”“威胁”，还是“世界的机遇”？

面对“走出去”的内在愿望和国际社会了解的外在需求，对外宣传工作是一条沟通两者至关重要的途径。目前，为了更好地“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中国已经形成了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领导下的中央与地方互补，由图书、报纸、杂志、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互联网、国际会议等构成的全方位、立体的对外宣传格局。国家级对外宣传媒体主要包括两社（新华社、中新社），两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三网（中国网、国际在线、中国日报网），五刊（《人民中国》《中国报道》《人民画报》《今日中国》《北京周报》），五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CTV-4、CCTV-9、CCTV-E、CCTV-F）（何国平，2009:85-116），地方对外宣传媒体有《上海日报》《深圳日报》《广州英文早报》等，还有各级对外宣传机构发行的图书、报刊，创办的电台、网站，召开的国际会议等。

由于对外宣传工作的目标受众是外国人，外宣机构和媒体在进行对外宣传时通常使用外语来进行信息采写与对外传播，有些媒体虽然在工作中尝试“采、编、译”一体模式，“但从我国大部分地方和领域来看，直接用外语来写作和表达在很长的时间内都难以实现，因此我国各种形式的外宣品大多数采取先制作中文，再译成外文的办法，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翻译领域——外宣翻译”（衡孝军等，2011:5）。可以讲，外宣翻译是我国现阶段对外宣传工作中重要的现实途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宣翻译的质量。由此可见，外宣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现实也不容乐观：在实践层面，虽然外宣翻译在政治、新闻、经济、科技、旅游、法律、典籍等领域都有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整体而言，外宣翻译“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情况仍旧明显。这既是由于全球化趋势下西方国家掌握着传播优势，又说明我国外宣翻译水平还亟待提高（宁慧霞，2011），传播效果有待提升；在理论层面，虽然众多学者分别从语言学理论（如语用理论、语篇理论、认知理论、关联理论、话语理论、建构理论、模因论）和翻译学理论（如功能理论、目的理论、顺应理论、操纵理论、变译理论、编译理论），还有学者从修辞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来对外宣翻译进行跨学科解读，但本书认为外宣翻译研究的视角还需拓展，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入。叙事学的发展历经经典、后经典，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拥有了兼具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阐释功能。本书认为叙事学不仅可以应用在文学批评领域，也可以运用于翻译领域，甚至是以非文学为主的外宣翻译领域。我们可以利用叙事学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来揭示外宣翻译的本质，在实践层面改善外宣翻译的传播效果，在理论层面丰富外宣翻译的研究视角，拓展外宣翻译研究的理论深度。因此本书认为，叙事学是外宣翻译研究可以借鉴的理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