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研究意义

谢天振教授认为中西翻译史大致可划分为“宗教文献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阶段”这样三个大的发展阶段（谢天振，2012），而我们现在正处于非文学翻译阶段。根据国际上的粗略统计，目前90%以上译者所做的都是非文学类翻译，从字斟句酌务求严密的法律典籍，到表述微妙暗藏玄机的外交文件；从专业艰深的科技论文，到类型复杂的商务文本……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非文学类翻译的需求量日益增多，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显现（樊丽萍，2010）。然而，即使当前翻译所处的时代语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的翻译研究者对非文学翻译研究仍旧不够重视，外宣翻译更是如此。相对于文学翻译研究，外宣翻译研究的历史较短，体系不够完善，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以案例分析为主的感性总结上，缺乏兼具微观与宏观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理论剖析。即使已有的一些理论研究，由于其翻译理念大都建立在千百年来以引进、译入外来文化为目的的“译入翻译”（in-coming translation）基础之上，很少甚至完全不考虑翻译行为以外的种种因素，诸如传播手段、接受环境、译入国的意识形态、诗学观念，很难有效地指导今天的“译出翻译”（out-going translation）的行为和实践（谢天振，2012）。正因为上述原因，本书转向被人忽视的外宣翻译，并希望在批判继承叙事学理论的基础之上，从叙事学角度对外宣翻译进行全面解读。

本书的主要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叙事学以研究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为主，本书将叙事学应用于文学之外的外宣翻译领域，既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也开拓了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

其次，在批判继承叙事学的基础上，本书从译前叙事选材、译中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叙事接受三个方面对外宣翻译进行全面的叙事学阐释，尤其是揭示出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本质上是译者针对中外叙事差异，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的一种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

最后，通过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联姻，本书将形成兼顾微观和宏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研究成果，这不仅能揭示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本质，开拓外宣翻译研究视野，进而丰富整体的翻译研究，也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服务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