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唐律之与《中国法制史》

唐律在全部《中国法制史》中，据最高之地位。实以其上集秦汉魏晋之大成，下立宋元明清之轨范。故历朝法典，无与比伦。兹分言之如下。

1．承先之唐律

中国自有史以来，论法之著者，首推李悝法经。其后汉有萧何九章之律。魏晋北齐，皆号明法。而此千余年来之法律思想制度，皆自唐而得一总汇。观唐律各律篇首之疏，对秦汉魏晋间各篇之增损因革，既叙述綦详，而律内各律之因袭于前代者，亦多可借他书考证。名例律之篇首疏不云乎？“远则皇王妙旨，近则萧贾遗文，沿波讨源，自枝穷叶。”自叙尤明。则秦汉魏晋之律虽无存，实已假唐律而存矣。（唐律之承用汉律者，沈家本有汉律摭遗二十二卷，考证甚详。承用其他前代律者，尚待考证。）

2．启后之唐律

唐律自永徽疏成后，遂为历代制律之准绳，其脉传之迹，较其所以集前代之大成者尤显。盖五代六十年，率皆沿用唐律：后梁之大梁新定律令格式，后周之同光刑律统类，其律皆仍唐之旧，后周之刑统，亦止“申画一规”，别无创作，后晋后汉尤无论。宋初沿用后周刑统，见之史册。建隆四年，重定刑统，全部实为唐律。后虽以敕代律，而律实未见更改。故终宋之世，其律未尝离唐律范围。元初循用金律，而金律者多承于辽，辽律即唐律也。其后颁至元新格式，为目二十，其面目始稍变，而犹同于唐者九。其异者十一，大体在命名分章，至八议十恶官当之制，皆仍唐也。明律尤直承唐律。李善长等议律，谓“今制宜遵唐旧”（见《明史·刑法志》）。盖太祖尤倾心唐律，洪武元年，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也。明律初以六部为依归，名例居后；继又援用唐篇目。而最后修订（洪武二十二年），仍以六部为纲，而以旧律各目，分属其下。其内容十之七八，无改唐律。清律屡经修校，其篇目一同明律，而损益尤微。故明清两代之律，其形式固有异于唐，待详考其实，则唐律之规模，盖依然也。（以上参陈顾远，《中国法制史》）暨清末变法，民国制典，西洋法之影响遂著，然史地之环境不移，唐律之迹，终不至荡然无存，详见下章。耶士卡勒（Escara）有言：“从唐律起，中国的法理专门学问，和法律的准则与解释，方才开始发展。”又言：“中国司法制度的进化，起始于西历六百五十年，至一千九百一十年。经过一千二百六十年，都进步的很缓慢，并只有轻微的改订而已。”（见杨鸿烈：《中国法律发达史》,343页）持论虽非尽当，然其于唐律之所以启后开来，所见固甚明也。

综上所述，唐律在中国法制史上之价值，灼然甚明。盖研究中国法者，苟非专攻某一代以为长者，如不能尽取历代法典而详读之，惟有读唐律，可以知历代法制之常之正，而他律可略。不知唐律，但习明律清律，则仅见其变其偏而已。（刘孚京沈刻唐律议疏叙：“盖自余释褐，备官刑部，寻绎律意，四十年于兹。至于义有所不瞭，文有所不明，考之群书，遍及故牍，犹未晓彻。及求诸唐律，而后因革之迹，变通之意，昭昭明矣。大抵明以来所变革，虽因世为轻重，要其经常，一当以唐律为正。”）不知其渊源本末，未识其刑罚之中，尚无论焉。（关于历代制法经过及法典内容，参阅程树德、朱方、陈顾远各家之《中国法制史》，杨鸿烈之《中国法律发达史》及黄秉心之《中国刑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