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唐（618—907）

中国法律，到了唐朝，达到了最圆满的发展。过去秦汉魏晋的法律思想和制度，到此得一总汇，以后宋元明清的演变，从此得其准绳。后人说三代之后，管理之法式，未有逾于唐律者，或者说古今之律，得其中者，唯有唐律，诚非过誉。而中国法律，影响及于朝鲜，日本，琉球，安南等东亚诸国，卓然自成一中国法系者，亦自唐律始。所以对于此最能代表中国法律系统的唐律，我们不能不比较详细的予以叙述。

（一）唐律的编制

唐高祖（618—626）命裴寂等以开皇律为准，撰定律令，于武德七年（624）奏上，是为武德律。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更加厘改，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637?），是为贞观律。高宗永徽二年（651），长孙无忌、李勣等奏上新撰律十二卷，是为永徽律。三年（652）五月，以“律学未有定疏”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于是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十九人，撰“律疏”三十卷，四年（653）十月，颁于天下。计分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十二篇，共三十卷。后人以疏文皆以“议曰”二字开始，误称之为“《唐律疏议》”。现传的律疏，其文字中之地名官号，曾经依照着开元（713—741）年间的制度窜改（Interpolation），以致有人认为此乃“开元律”，而非“永徽律”。实则这个说法，既缺乏充分的理由，也并没有任何重要的意义。

（二）唐律中的“礼教法律观”

唐律所代表的中国法律思想及制度，其第一个特点，即两汉以来整个控制中国政治思想的礼教法律观。

所谓礼教的法律观，即是认为法律的作用，在辅助礼教的不足，和法律的内容，是从礼教方面得其根据。此种基本观念表现在制度方面的，有以下四点：

1．唐律中有许多罪名，专门是为保障礼教规律而设的。例如，

职制，大祀不预申期条：“诸大祀（天地宗庙神州等为大祀），入散斋（斋官尽理事如故，夜宿于家正寝），不宿正寝者，一宿笞五十（无正寝者，于余斋房内宿者亦无罪，皆不得预秽恶之事）。”

户婚，居父母丧生子条：“诸居父母丧生子者（谓在二十七月内而妊娠生子者），徒一年。”

户婚，父母囚禁嫁娶条：“诸祖父母父母被囚禁，而嫁娶者，死罪徒一年半，流罪减一等。（若祖父母父母犯当死罪嫁娶者，徒一年半，流罪徒一年）。”

2.“律疏”解释律文，常常从礼经中取证。例如，

名例，十恶条：“四曰恶逆”……“问……夫，据礼有等数不同，具为分析？答曰：夫者，据礼有三月庙见，有未庙见，或就婚等，三种之夫，并同夫法……其有尅吉日及定婚夫等，唯不得违约改嫁，自余相犯，并同凡人。”

名例，“七曰不孝……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疏：“依礼，闻亲丧，以哭答使者，尽哀而问故。父母之丧，创巨尤切……今乃匿不举哀，或检择时日者并是。”

户婚，许嫁女报婚书条：“诸许嫁女，已报婚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疏：“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虽无许婚之言，但受娉财亦是。即受一尺以上，并不得悔。”

3．礼教规则，可以补充法律之不足，而被拿来作条文来应用。例如，

职制，匿父母夫丧条，疏：“问居期丧作乐……，律条无文，合得何罪？答曰：礼云，大功将至辟琴瑟……身服期功，心忘宁戚……须加惩戒。律虽无文，不合无罪。从‘不应为’之坐，期丧从重杖八十。”

名例，老小废疾条，疏：“问殴己父母不伤，若为科断？答曰：其殴父母，虽小及疾可矜，敢殴者仍为恶逆，或愚痴而犯，或情恶故为，于律虽得无论，准礼仍为不孝，老小重疾，上请听裁。”

4．最重要的，法律条文的引用及解释，可以不受严格的形式主义的拘束。唐律中本来已经有内容很富弹性的一项条文：

杂律，不应得为条：“诸不应得为而为之者（谓律令无条，理不可为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疏：“临时处断，量情为罪。”

此外还有“轻重相明”的办法：

名例，断罪无正条条：“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疏：“依贼盗律，夜无故入人家，主人登时杀者勿论，假有折伤，灼然不坐。此举重明轻之类。贼盗律，谋杀期亲尊长皆斩，无已杀已伤之文。如有杀伤者，举始谋是轻，尚得死罪，杀及谋而已伤是重，明从皆斩之坐。是举轻明重之类。”

再则有以多数条文，“比附论罪”之例。例如：

斗讼，告缌麻卑幼条，疏：“问女君于妾，依礼无服，其有诬告，得减罪以否？答曰，律云，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若妻殴伤杀妾，与夫殴伤杀妻同。又条，诬告期亲卑幼，减所诬罪二等。其妻虽非卑幼，义与期亲卑幼同。夫若诬告妻，须减所诬罪二等。妻诬告妾，亦与夫告妻同。”

有这样内容空乏的条文，和这样弹性的解释和引用的方法，再加上有特别案情，可以随时“上议请裁”、“廷讯”、“御审”等等，法律学家自然不会发觉有“法律空隙”（Rechtsluecten）的问题，社会上更不会感觉到司法制度有什么不敷应用的地方了。

（三）唐律之伦常立法

中国的礼教，是建立于“五伦”之上的，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在法律方面上，全受双方相对身份之支配。大体言之，可分以下数端。

1．君主的特别人格。唐律五百零二条中，刑名最重的，莫过于谋反（谋害国君）：犯者不分首绞皆斩，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贼盗，谋反大逆条）。事涉皇帝而致死罪者，凡有十八条。例如，阑入上阁内者绞，阑入殿内者绞，越殿垣者绞，非宿卫人冒名入殿内者绞，不承敕擅开宫殿门者绞，夜持仗入殿门者绞，宿卫人于御在所误拔刀子者绞，射箭至队仗辟杖内者绞，合和御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者医绞，造御膳犯食禁者主食绞，造御幸舟船误不牢固者工匠绞，监当主司误将杂药至御膳所者绞，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绞，谋反大逆者斩，盗御宝者绞，伪造皇帝八宝者斩，伪写宫殿门符者绞。诈伪制书及增减者绞。所以有人说，唐律之为后代君主所喜者，就是以其特别尊重皇帝的原故。

但是如若我们细读唐律，可以发现君主在唐律中有时是代表国家，有时是代表个人。例如“十恶”的次序，“谋反”（谋犯国君）和“大逆”（毁宗庙山陵），在最前面，而“大不敬”（乘舆服御物，指斥乘舆，对捍制使无人臣理），则在“恶逆”（谋杀祖父母父母）“不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之后，可见前者是以国家为主，后者以皇帝个人为主。职制律中，“署置过限”、“贡举非其人”、“刺史县令私自出境”之罪在先，而“和合御药不如本方”、“造御舟船不牢固”之罪在后，可见服务国家之事，重于侍候皇帝之事。斗讼律：殴皇家袒免亲，若亦为已之所亲，则各准尊卑服数为罪，不在皇亲加例。可见私人亲属关系，重过皇亲与平民间的关系。所以“君主为国家象征”这个意识，在中国过去的国家论中，并不能说是完全不存在的。

2．官吏的特殊地位。唐律判刑，居官者和平民不同。凡是九品以上之官，只要所犯的不是五流（加役流、反逆缘坐流、子孙犯过失流、不孝流、会赦犹流）和死罪，都可以去官抵罪，谓之“官当”：私罪，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公罪各加一年当。流罪比徒四年。其以官当徒者，罪轻不尽其官，留官收赎，官少不尽其罪，余罪收赎（名例，以官当徒条及以官当徒不尽条）。七品以上之官，流罪以下，皆减一等，谓之“减罪”（名例，减章）。五品以上之官，犯非恶逆，虽坐绞斩，亦听自尽于家（断狱，断罪应绞而斩条）。居官者虽是犯了五流而配流如法，也还是可以免居作之役（名例，牍章）。就是说，居官的犯了罪，纵是处死配流，也还是不役身，不受杖，而保全他一种光荣的身份。至于他们的舍宅，车服，器物，甚至祖先的坟茔石兽之类，都有一定制造的规定，来显著的（Conspicously）表示他们的品级（杂律，舍宅车服器物条）。唐律对于官吏在社会上的地位，确实是予以十分尊重的。

但是因此居官的人们，在一般作人的责任上，也比较平人为大。尤其在取与授受之间，显著的表示出法律对他们要求之严格。例如，

职制，监主受财枉法条，“监临主司受财枉法者：十五匹绞”。而平民窃盗，虽五十匹，也不过止是加役流而已（贼盗，窃盗条）。作监临主司而受财，就是不枉法（虽受有事人财，判断不为曲法），也要一尺杖九十……三十匹加役流（监主受财枉法条）。甚至于“有事先不许财，事过之后而受财者事若枉，准枉法论，事不枉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职制，有事先不许财条）。

再看：

职制，受所监临财物条：“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不因公事，而受监临内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乞取者加一等（非财主自与，而官人从乞者）。强乞取者（以威若力，强乞取者），准枉法论。”

职制，因使受送馈条：“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馈，及乞取者，与监临同。”

职制，贷所监临财物条：“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若贾买有剩利者（官人于所部卖物及买物，计时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

职制，役使所监临条：“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及借奴婢牛马驼骡驴车船碾硙邸店之类，各计庸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

职制，监临受供馈条：“诸监临之官，受猪羊供馈，坐赃论。”

职制，率敛监临财物条：“诸率敛所监临财物馈遗人者（谓率人领物，成以身率人）。虽不入己，以受所监临财物论。（若自入者，同乞取法。）”

职制，监临家人乞借条：“诸监临之官，家人于所部，有受乞借贷，役使卖买有剩利之属，各减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与同罪，不知情者，各减家人罪五等。”

职制，去官受旧官属条：“诸去官而受旧官属（前任所僚佐）士庶（旧所管部人）馈与，若乞取借贷之属，各减在官时三等。其因官挟势，及豪强之人乞索者（挟持形势，及乡闾首望豪右之人，乞素财物者），坐赃论减一等。”

看上面出差即不能受礼物，部下的财物，即借用亦不许，家人敛索，主人不知情也要得罪，虽去官仍不能受部属的馈赠，法律之防闲官吏者，可谓周密极了。

再则作官吏的，对于国家的公物，更有特别爱护的责任。例如，

职制，增乘驿马条：“诸增乘驿马者，一匹徒一年”。疏：“给驿，三品以上四匹，四品以上三匹，五品以上二匹，余官一匹；数外剩取，是曰增乘。”

职制，乘驿马枉道条：“增乘驿马辄枉道者，一里杖一百，五里加一等。经驿不换马者杖八十。”疏：“问，假有人乘驿马，枉道五里，经过反复，往来便经十里，如此犯者，如何处断？答曰：律云枉道，本虑马劳，又恐行迟，于事稽废，既有往来之里，亦计十里科论。”

职制，乘驿马赍私物条：“诸乘驿马赍私物（谓非随身衣仗者），一斤杖六十，十斤加一等。罪止徒一年。”

杂律，乘官船载衣粮条：“诸应乘官船者，听载衣粮二百斤。违限私载，若受寄及寄之者（若受人寄物，及寄物之人），五十斤及一人，各笞二十。一百斤及二人，各杖一百。每一百斤及二人，各加一等。”

厩库，假借官物不还条：“诸假请官物（谓有吉凶应给威仪卤簿，或借帐幕毡褥之类），事讫过十日不还者，笞三十。十日加一等。”

厩库，监主贷官物条：“诸监临主守，以官物私自贷，若贷人，及贷之者，无文记，以盗论，有文记，准盗论。（文记谓取抄署之类。虽无文案，或有名簿，或取抄及署领之类皆同。）”

厩库，监主以官物借人条：“诸监临主守之官，以官物私自借，若借人，及借之者，笞五十，过十日，坐赃论减二等。”

杂律，应给传送剩取条：“诸应给传送（一品给马八匹，二品六匹，三品以下，各有等差），而限外剩取者，笞四十。若不应给而取者，加罪二等。强取者各加一等。主司给与者，各与同罪。（强取而主司给与，亦与强者罪同。）”

像上面最后一条的规定，虽是被人强迫，仍然不能免罪。作官吏的责任，不可谓不严格了。

3．亲属身份在法律上的重要作用。这个可以分六项来讲。

（1）缘坐。贼盗，谋反大逆条：“诸谋反及大逆者……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并没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谋叛条：“诸谋叛已上道者，妻子流二千里。若率众百人以上，父母妻子流三千里。”造畜蛊毒条：“诸造畜蛊毒（谓造合成蛊，堪以害人者），及教令者绞。造畜者同居家口，虽不知情，皆流三千里。”这就是本来无罪之人，只因为和犯罪者有亲属关系，因之被连带到配流，没官，以至处死。

（2）减赎。皇帝袒免以上亲，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犯死罪，皆条所坐及应议之状（议者原情议罪，称定刑之律，而不正决之），先奏请议，议定奏裁。流罪以下减一等（名例，八议）。皇太子妃大功以上亲，犯死罪者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名例，请章）官爵得请者（五品以上）之祖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各从减一等之例（名例，减章）。官品等减者（七品以上）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又以上四等人，犯流罪以下皆听赎（名例，赎章）。这就是本来犯罪之人，只因为和某种人有亲属关系，遂得减等科刑或纳铜赎罪。

（3）量刑。依贼律谋杀期亲尊长条，侄杀伯叔父母姑者，皆合斩刑，谓之“恶逆”（名例，十恶条），而伯叔杀侄，则只合徒三年（斗讼，殴兄弟姊妹条）。弟殴兄者徒二年半（斗讼，殴兄弟姊妹条），谓之“不赎”（名例，十恶条），兄殴弟虽伤无罪（殴杀者徒三年，参殴兄弟姊妹条）。妻殴夫者徒一年（斗讼，妻殴夫条），夫殴妻，伤者减凡人二等，不伤无罪（斗讼，妻殴夫条）。可见同一犯罪行为，惟以双方的亲属关系中之身份不同，而刑罚之轻重，就大不相同了。

（4）定罪。职制，府号官称犯名条：“诸府号官称犯祖父名（父名‘卫’，不得于诸卫任官，祖名‘安’，不得任长安县职），而冒荣居之，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委亲之官者，徒一年。”和前面说过的居父母丧生子徒一年，祖父母父母犯罪囚禁而嫁娶者徒一年半，这都是本来很正常的行为，但因为其亲属中有某人在某种状况之下，而这些行为就成了罪名了。

（5）破法。名例，犯死罪非十恶条：“诸犯死罪非十恶，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上请，犯流罪者，权留养亲。”犯罪共亡条：“诸犯罪共亡，轻罪能捕重罪首者，除其罪。”但缌麻以上亲，犯罪共亡者，则不合告言，若捕亲属首者，但得减逃亡之坐，其本犯之罪不原，并且还须依伤杀及告亲属法治罪（同条问答）。同居相为隐条：“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疏：“假有铸钱及盗之类，事须掩摄追收，遂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谓报罪人所掩摄之事，令得隐避逃亡。”这都是本来应该执行的，或者应该免除的，和应该判决的罪名，但是因为犯者的亲属关系，而都“破格”不用了。

（6）特制。户婚，子孙不得别籍条：“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别生户籍，财产不同），徒三年。”斗讼，祖父母为人殴击条：“诸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击，子孙即殴击之，非折伤者勿论。折伤者，减凡斗折伤三等。”贼盗，杀人移乡条：“诸杀人应死，会赦免者，移乡千里外。若死者家无期以上亲，或先相去千里外，不在移限。”这些都是特别为维护亲属关系而设的制度。而最后的一条，一方面既赦免犯罪者的死刑，另一方面又恐怕不能安慰被害者家属的报仇心理，而规定了这种强迫移民的办法，其顾虑的周详，真可说是无微不至。

（四）唐律中的社会观念

唐律的基本观念，是一种礼教的法律观，礼教的目的，是维持社会的善良关系。所以唐律也表现出一种很发达的社会观念。这一点可以分作两方面来讲。

第一，它有一套很完备的社会防罪制度，就是说，把防止犯罪的责任，一部分付托给社会本身。例如，它规定人民于犯罪发生时，因被动而有动作的义务者。

捕亡，邻里被强盗条：“诸邻里被强盗及杀人，（五家为临，五邻为里），告而不救者杖一百，闻而不救者减一等。力势不能赴救者（谓贼强人少，或老小羸弱），速告随近官司。若不告者，亦以不救助论。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窃盗者各减二等。”

捕亡，道路行人捕罪人条：“诸追捕罪人，而力不能制（不能拘制），告路道行人，其行人力能助之而不助者，杖八十。势不得助者勿论。（谓隔川谷垣篱堑栅之类，不可踰越过者。官有急事，及私家救疾赴哀，情事急速，亦各无罪。）”

还有人民于犯罪发生时，有时不须被动，即自动的有动作的义务者，例如，

斗讼，强盗杀人条：“诸强盗及杀人，贼发，被害之家及同伍（同伍共相保伍者），即告其主司。若家人同伍单弱，比伍为告（每伍家之外，即有比伍）。当告而不告，一日杖六十。”

斗讼，监临知犯法条：“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其家唯有妇女及男年十五以下者，皆勿论。”

杂律，见火起不告救条：“诸见火起，应告不告（须告见在及邻近之人共救），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

捕亡，被殴击奸盗捕法条：“诸被人殴击，折伤以上，若盗及强奸，虽傍人（虽非被伤被盗被奸家人及所亲），皆得捕系以送官司。”

斗讼，密告谋反大逆条：“诸知谋反及大逆者，密告随近官司，不告者绞。知谋大逆谋叛不告者流二千里。知指斥乘舆及妖言不告者，各减本罪五等。”

以上可见社会本身对于防止犯罪的各种责任。

第二，唐律中有很明显的警察意识，来保障各种公益。例如，

户婚，脱户条：“诸脱户者（一户之内，尽脱漏，不附籍者），家长徒三年。”、“里正知情者，同家长法”（里正不觉漏条）；“州县知情者，从里正法”（州县不觉脱漏条）。

杂律，城内街巷走车马条：“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无要速事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若有公私要速而走者不坐。以故杀伤人者，以过失论。”

杂律，在市人众中惊动条：“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故杀伤一等。”

杂律，筎船不如法条：“诸船人行船筎船，写漏（筎船，谓筎塞船缝；写漏，谓写去漏水），安标宿止（行船宿泊之所，须在浦岛之内，仍即安标，使来者候望），不如法，若船筏应回避而不回避者，笞五十。以故损失官私财物，坐赃论减五等。”

杂律，舍宅车服器物条：“诸营造舍宅车服器物，及坟茔石兽之属，于令有违者，杖一百。”疏：“舍宅者，营缮令，王公以下，凡有舍屋，不得施重拱藻井。车者，仪制令：一品青油，通幰虚偃。服者，一品衮冕，二品鷩冕。器物者，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坟茔者，一品方九十步，坟高一杖八尺。石兽者，三品以上六，五品以上四。”

杂律，失时不修堤防条：“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

杂律，盗决堤防条：“诸盗决堤防者（盗水以供私用，若为官检校虽供官用亦是），杖一百。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罪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之。其故决堤防者（非因盗水，或挟嫌隙，或恐水漂流自损之类），徒三年。”

杂律，医合药不如方条：“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徒二年半。故不如本方，虽不伤人，杖六十。”

杂律，侵巷街阡陌条：“穿垣出秽污者（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

贼盗，以毒药药人条：“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仍科不速焚之罪）。”

杂律，施机枪作坑井条：“深山迥泽，及有猛兽犯暴之处，施机枪作坑井者，仍立标帜，不立者笞四十。”

贼盗，山野物已加功力条：“诸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

杂律，卖买不和较固条：“诸卖买不和而较固取者（较谓专略其利，固谓障固其市），及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谓卖物以贱为贵，买物以贵为贱），若参市（谓负贩之徒，共相表里，参合贵贱，惑乱外人），而规自入者，杖八十。”

杂律，器用绢布行滥条：“诸造器用之物，及绢布之属，有行滥短狭、行滥谓器用之物不牢不真，短狭谓绢匹不充四十尺，布端不满五十尺，幅阔不充一尺八寸之属，而卖者，各杖六十。”

杂律，私作斛斗秤度条：“诸私作斛斗秤度不平，而在市执用者，笞五十。因有增减者，计所增减准盗论。”

杂律，校斛斗秤度条疏：“校斛斗秤度，每年八月，诣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官校，盖印署，然后听用。量，以北方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为龠，十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一斗，十斗为斛。秤权衡，以秬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一两，十六两为斤。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一尺，十尺为丈。”

贼盗，盗毁天尊佛像条：“诸盗毁天尊像佛像者徒三年。”

贼盗，发冢条：“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

杂律，国忌作乐条：“诸国忌日废务日作乐者，杖一百，私忌减二等。”

杂律，得宿藏物条：“得古器（谓得古器钟鼎之类）形制异（形制异于常者），而不送官者，准所得之器，坐赃论减三等。”

卫禁，私度关条：“诸私度关者（无公文），徒一年。越度者（谓关不由门津不由济而度者）加一等。”

卫禁，不应度关条：“诸不应度关而给过所（有征役番期及罪谴之类，不合辄给过所），若冒名请过所而度者，各徒一年，即以过所与人，及受而度者，亦准此。”

以上这二十几条条文，只是一些有代表性的选择，已可看出户籍警察、交通警察、营建警察、水利警察、卫生警察、山林警察、经济警察、宗教警察、古物警察、边界警察这些观念，在当时不但存在，并且是很发达的了。

（五）唐朝的司法制度

唐律司法制度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要点之一，即法官对于其断案之曲直，负有绝对之责任。唐律中，无罪之人被判罪，谓之“入罪”，有罪之人被放纵，谓之“出罪”。其处罚的规定如下。

断狱，官司出入人罪条：“诸官司入人罪者（或虚立证据，或妄构异端，舍法用情，锻炼成罪），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从轻入重，以所剩论。从笞杖入徒流，从徒流入死罪，亦以全罪论。其出罪者（谓增减情状之徒，足以动事之类。从重出轻），各如之。即断罪失于入者，各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条。”

就是说，法官裁判，故意违法的，皆随其所判得罪；就是以过失而误判的，也要减等论罪，而不能诿谢其责任。

至处各级裁判机关之管辖权，则“徒断于州，杖断于县”，是一般地方上的管辖范围。徒刑以上归大理，其下由京师法曹参军事与诸司断之，是京城里的管辖范围。县申州，州申省（刑部），是一般“覆审”的程序。凡鞫大狱，特召刑部尚书、御史中丞、大理卿同案之，谓之“三司使”，是一种特别法庭。邀车驾，挝登闻数，上议请裁，廷讯御审，是一种非常裁判。

断狱，应言上而不言条：“杖罪以上县决之，徒以上，县断定，送州覆审。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断徒，申省覆审。大理寺及诸州断流以上，皆连写状申省。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即封案送。若驾行幸，即准诸州例，案覆理尽申奏。”（断狱，死囚覆奏报决条）疏：“死罪囚，奏画已讫，应行刑者，皆三覆奏讫，然始下决。即奏讫报下应行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这就是说，杖罪以下断于县，一审即可执行。徒以上罪断于州，必定要经过一次的“覆审”。流以上罪，必须经过“申奏”，而死罪必须“覆奏”三次，和奏准了之后，再过三天，才能执行。

唐律刑狱之制，非常薄罚而慎杀。累犯笞杖，决之不得过二百。累犯流刑，流不过三千里。累犯流徒，役不过四年（名例，犯罪已发条）。死刑不出绞斩，废除过去种种不人道的酷刑（名例，死刑二条）。缘坐入死，限于父子，再无族诛之事（贼盗，谋反大逆条）。而其笞杖的粗细长短，有一定的限制。背、腿、臀分受，有明白的说明。捶人而滥施大杖，徒流应送配所而稽留不送者，都有严格的制裁（断狱，监临以杖捶人条，徒流送配稽留条）。而且秋分以前，立春以后，正月五月九月（断屠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至三十日（禁杀日），皆不得决死刑。一年之中，能杀人的，算起来一起还不到八十天。

唐朝对于狱讼之淹迟不决，也想过控制的办法。一般的规定：职制，稽缓制书条，“依令，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徒以上狱案，办定须断者三十日程。其通判及勾，经三人以下者，给一日程，经四人以上，给二日程，大事各加一日程，若有机速，不在此例。”后来宪宗元和四年（809），敕“刑部大理，没断罪囚，过为淹迟，足长奸幸。自今已后，大理寺检断，不得过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过十日。如刑部覆有异同，寺司重加不得过十五日，省司量覆不得过七日。如有牒外州府节目，及于京城内勘，本推即日以报牒到后计日数。被勘司却报不得过五日。仍令刑部具遣牒及报牒月日。牒报都省及分察使，各准敕文勾举纠访。”穆宗长庆元年（821），牛僧孺奏：“天下刑狱，苦于淹滞，请立程限：大事，大理寺限三十五日详断毕，申刑部，限三十日闻奏。中事大理寺三十日，刑部二十五日。小事，大理寺二十五日，刑部二十日。一状所犯十人以上，所断罪二十件以上为大。所犯六人上，所断罪十件以上为中。所犯五人以下，所断罪十件以下为小。其或所抵罪状并所结刑名并同者，则虽人数甚多，亦同一人之例，违者罪有差。”

唐制徒以上罪，不断于县而断于州府者，因为州府都设有专门司法幕僚：州有司户参军事及司法参军事，上中州各二人，下州各一人；府有户曹参军事及法曹参军事，上中府二人，下府一人。户曹及司户参军，“掌判断人之诉竞，凡男女婚姻之合，必办其族姓，以举其违；凡井田利害之宜，必止其争讼，以从其顺”。法曹及司法参军，“掌律令格式，鞫狱定刑，督捕盗贼，纠逖奸非之事，以究其情伪，而制其文法”（唐六典卷三十）。可见当时民事和刑事，不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唐朝对于司法人才的选拔，也很注重。当时每岁的贡举，都有“明法”一科。考试的项目，是试律令各十帖，试策共十条（律七条，令三条）。全通为甲，通八以上为乙，自七以下为不第（通典卷十五）。比起“明经”、“秀才”各科，都有甲乙丙丁四第者，可说是选拔的标准，更为严格。

以上所述，是唐朝法律制度的大概。至于实际上执行的情形，是否和制度的理想，能相去不远，这就要看整个的政治情形为断。大体说来，太宗（627—849）代宗（762—879）宪宗（806—820），都是宽仁恩恕之君，这时候的司法情形，都是为当时及后世所称道的。武后（684—705）最称滥刑，天下之人，为之侧足。玄宗（712—856）初尚宽仁，晚年屡兴大狱。懿宗（860—873）以后，无可称述者矣。沈家本说，“法之善者，仍在有用法之人，苟非其人，徒法而已……大抵用法者得其人，法即严厉，亦能施其仁于法之中。用法者失其人，法即宽平，亦能逞其暴于法之外。此其得失之故，实筦乎宰治者之一心。为仁为暴，朕兆甚微。若空言立法，则方策具在，徒虚器耳。”（历代刑法考，刑制总考卷四，页三）这句话更说中了任何时、任何地，整个“法制”和“法治”的关键所在，更不限于唐朝一朝，或中国一国的法制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