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五代（907—959）

唐朝末年，司法的制度虽然中衰，但是无害于“律疏”本身的完美，它确实是称得起“捐彼凝脂，敦兹简要，网罗训诰，研核丘坟，实三典之隐括，信百代之准绳”。无怪乎唐亡之后，天下五易其主，而一代一代的差不多全都是捧着唐律作为他们的法典。

（一）梁（907—922）

梁太祖（朱温）称帝之后，曾经修改过唐朝的法律，和焚毁过唐朝的法书。旧五代史刑法志载，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御史台奏“本唐朝法书，自朱温僭逆，删改事条，或重货财，轻入人命，或自徇枉过，滥加刑罚。今见在三司收贮刑书，并且伪廷删改者。兼伪廷先下诸道，进取本朝法书焚毁”云云，可见一斑。又载高祖开平三年（909），诏李燕萧顷等删定律令格式，四年（910）十二月，中书门下奏上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见五代会要（卷九）。宋史艺文志有梁令三十卷，梁式二十卷，梁格十卷，而不言律及律疏。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后梁所用的“律”和“律疏”，根本就有唐朝遗下来的原本，所以不予以重复的记载。前所云删改事条，当时大概皆以格敕行之，而不一定要对律和律疏，加以删改也。

（二）唐（923—935）

后唐（李存勖）本来自认为是唐朝的中兴，所以称帝不久[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就敕定州节度使，所库藏的唐朝格式律令二百八十六卷，写副本进上。三年（925）二月，刑部尚书卢质纂进“同光刑律统类一十三卷”，这大概是唐律以外，一种适应当时需要的编纂。明宗天成元年（926），御史大夫李琪奏请“废伪梁之新格，行‘本’朝之‘旧’章”。同年，御史台刑部大理寺又奏，“开元朝与开成，隔越七帝，年代既深，法制多异。若将两朝格文并行，伏虑重叠舛误。开元格（737）多定条流公事，开成（838）关于刑狱，今欲且使开成格”（见五代会要）。明宗长兴四年（933）龙敏张鹏等又奉敕详定“大中刑法统类”，所指大概就是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刘琢等编修的“大中刑法统类”。凡此种种，都可见后唐一代，是完全继续承用唐朝的律令格式的。

（三）晋（936—946）

后晋石敬瑭之承用唐律，有两个明证。五代会要（卷九）说：“天福三年（938，高祖），中书门下奏，伏睹天福元年（936）十一月敕，唐明宗（926—933在位）朝，敕命法制，仰所在遵行，不得改易”，此其一。五代史刑法志，开运三年（946，出帝）十一月，左拾遗窦俨疏：“臣伏睹名例律疏云，死刑者，古先哲王……”云云，所引用的，正是唐律疏的文字，此其二。

（四）汉（947—950）

后汉（刘知远）的天下，前后不到四年（947—950在位），始终没有脱离军事时期。史书上没有修订律令一类的记载，大概是因为当时也没有这一类的史实。

（五）周（950—959）

后周（郭威，951—959）在制法上，比较前四代都有贡献。五代史刑法志说，世宗（柴荣）显德四年（957），中书门下奏：“今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后唐以来至汉末编三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方属盛明之运，宜申画一之规”，于是命张湜，剧可元等编集刑书，五年（958）七月奏上，“其所编集者，用律为正。辞旨之有难解者，释以疏意；义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废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与该说未尽者，别立新条于本条之下。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朱字训释。至于朝廷之禁令，州县之常科，各以类分，悉令编附。凡二十一卷。目之为《大周刑统》，欲请颁布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格，编敕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可见后周时，唐朝的“律疏”和“令”和“式”，依旧的有效，另外则有一部“刑统”。而刑统也是以唐律的律文为主，不过对于疏文，则有增有减，另外则把一切格敕禁令常科，凡是有关的，一一编纂在一起，完成了一次大清理。只有这四种法书——唐律疏，唐令，唐式，大周刑统——有效，此外则一切过去的格敕等等，一律不得引用。这个办法，不但是后来宋朝以“唐律”、“刑统”并用的先河，也间接的开启了明清两代把“律”和“例”混合编纂的办法。这一个研究到历代法令名称及编纂的问题，当于下面（附录）另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