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北朝及隋

（一）北魏律

东晋之末，海内分为南北。南朝的宋齐梁陈，尽文采风流之致，以清谈相尚，轻视名法，所以在法律上无所贡献，而使统治北方的拓跋氏，独擅一代法制典章之盛。并且后来经过北齐的递介，垂之隋唐，以后宋元明清，相继因袭。所以讲述《中国法制史》，北魏律实乃一非常重要的阶段。

原来拓跋氏乘五胡之乱，跨据中原，历代君主，都知道法律之重要：太祖、世祖、高宗、高祖、世宗、出帝，自天兴元年（398），至太昌元年（532），百余年间，其改定律令者，前后不下十余次。他们之看重法律何等明显。至其改定大概，见诸记载者，有世祖神麚四年（431）崔浩所改定者，据说有三百九十条，正平元年（451）游雅、胡方回、高允等所改定者，三百七十条，高祖太和五年（481）自己刊定的，八百三十二章。至其篇目名称，从《唐律疏议》中可以考证出来的，有刑名、法例、官卫、建制、户律、厩牧、擅兴、贼律、盗律、斗律、系讯、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诸篇，其他就不得而详了。

北魏法学甚盛，代有名家，如李冲、封琳、郑懿、李彪、崔挺、常景、孙绍等，而有两个人尤特别须要指出，即世祖时的崔浩、高允。崔浩长于汉律，是一个不世出的大政治家，高允深通公羊决狱之学，据律平刑，三十余年，内外称平。（《高允传》）北魏律之大率承用汉律，不尽袭魏晋之制，应该归功于二人者不少。

同时，北魏修律，还另外有一种重要意义，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之。他说：“元魏刑律，实综汇中原士族仅传之汉学，及永嘉乱后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发展之汉魏晋文化，并加以江左所承西晋以来之律学。此诚可谓集当日之大成者。若较南朝承用之晋律论之，大体似较汉律为进化，然江左士大夫多不屑研求刑律，故其学无大发展。且汉律学自亦有精湛之义旨，为江东所坠失者，而河西区域所保存汉以来之学术，别自发展，与北魏初期中原所遗留者亦稍不同，故北魏前后定律，能综合比较，取精用宏，所以成此伟业者，实有其广收博取之功，并非偶然所致也。”

北魏修律之重要性既如此，而高祖孝文帝拓跋宏（471—499）这个人，更值得我们大书特书。他不但是以夏变夷的一个彻底汉化的外族人（鲜卑），他废弃胡姓而自改姓元，他禁止他的同种人胡俗胡语，而他对于法律，尤其具有任何君主所未有的爱好。在他一个人的朝代之中，就曾经有四次议订法律之事。第一次在太和元年（477）九月，第二次在三年（479），到五年冬才完毕；第三次在十一年（487），第四次在十五年（491），次年颁布。他每次议命律令，总是召集群臣，聚议一堂（太华殿、东明观），并且“润饰词旨，刊定轻重”，多半都是自己动笔。太和四年（480），他“辜廷尉籍坊二狱，引见诸囚，轻者免之”。二十年（496）二月八月，他四至华林园听讼，亲详囚徒。可见他不但了解法律条文，并且还懂得审判案子。而且他改律的结果，“死刑止于三等，永绝门诛。慈祥恺恻，有逾文景。中叶以后，重禁止屠杀含孕，以为永制。仁及禽兽，迥非后世所及”。后魏法律之见称后世，孝文帝的功劳，应不在小。

（二）北齐律

东晋之末，朝分南北，南以文章盛，北以法制盛。北魏之末，再分齐周，周虽灭齐，而齐之法制独传，这是我们不宜忽略的。

北齐的法律，最初是沿用东魏的“麟趾格”。麟趾格是在天平年间（534），高欢当政时，由封述删定，于兴平三年（541），高澄当政时颁布的。到了高洋称帝（文宣，550），不久就命群臣议造“齐律”，但是积年不成，到了第四代的武成帝，频加催督，到了河清三年（564），才告成功。这部齐律分十二篇，据《隋书·刑法志》所称，计为名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讯、贼盗、捕断、毁损、厩牧、杂律。定罪凡九百四十九条。

齐律的制订，若是从麟趾格算起，可以说是历时三十年，参与删定的，有崔暹、封述、封隆之、李洋、魏收、崔昂、封绘、辛术等好几十人。这样的精细慎重，所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在当时已有定评。朝廷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所以当时齐人多晓法律。后来隋文帝承禅后周，不沿用周律，而多采后齐之制的，可以说是善于取法。

北齐律在宋时已不见于著录。但是从现存的唐律中，是可以略窥梗概。譬如“唐律与齐律，篇目虽有分合，而沿其十二篇之旧。刑名虽有增损，而沿其五等之旧。十恶名称虽有歧出，而沿其重罪十条之旧。受罪枉法处绞刑，轻重亦与唐律同……齐律于是乎不亡矣”。

北齐法律之能有这样的成就，程树德认为因为高氏是渤海蓚人，而渤海的封氏，世长律学：封隆之参订麟趾格，封绘议定律令，而齐律实出于封述之手，可说是祖宗家法，具有渊源，而制律的时间长，删定的人数众，也是一个原因。

（三）北周律

北周的宇文氏，也是鲜卑人，其以夏变夷，也不下于北魏的拓跋，而尤其是醉心于上古周朝的时代。所以不但其军国词令，朝廷文告，都要用尚书体，而其官名仪制，一切皆以周礼为依归，即文字亦必求其相似。宇文泰相西魏时（535?），命河南赵肃为廷尉卿，撰定法律。肃积思累年，遂感心疾而死。乃命司宪大夫拓跋迪掌之，至周武帝保定三年（563）乃就，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为刑名、法例、祀享、朝会、婚姻、户禁、水火、兴缮、卫宫、市廛、斗竞、劫盗、贼叛、毁亡、违制、关津、诸侯、厩牧、杂犯、诈伪、请求、告言、逃亡、系讯、断狱。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条。“比于齐律，烦而不当。”

周律“以科刑之典，丽于尚书周礼之文，削足适履，左支右绌”，真是“今古杂糅，礼律凌乱”，“陷于矫枉过正之失，乖夫适俗随时之义”，隋氏代周，“一扫其迂谬之迹”，无怪周律至唐时之久已散失也。

（四）隋律

近代考证制度源流的学者，都认为唐朝许多重要和优良的制度，多半都是因袭隋代。这句话对于法律，尤其适用。不过隋律有开皇、大业二律之分，我们必须予以辨别。

隋文帝在开皇元年（581），即命高颖等更定新律，于十月中颁行。到了三年（583），认为“律尚严密，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盗贼、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自是“刑纲简要，疏而不失”，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开皇律。

开皇律虽是以北律为蓝本，但是在刑罚制度上，它却作了一次革命性的人道化的改革。他废除了鞭刑、枭首及轘裂之法（开皇元年）；它删除了宫刑；它废了孥戮相坐（开皇六年）；它定了讯囚加杖不得过二百之制。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余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唐以后一千多年来中国的刑罚制度，全是在隋初奠定其基础的。

文帝一生狠和佛家思想接近，他生下来由尼姑带大的，他曾经（开皇二十年，600）下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者，以“恶逆”论，百姓以“不道”论。因此有人认为隋律之把刑罚人道化，是受了佛家的影响。但是我们看文帝晚年，愈信佛法，用刑愈是严酷，后来唐朝的武后，及她的几个亲信也都是同样的侫佛和残忍。而隋文帝在北周从政多年，亲眼看见北周末年间重刑峻法之失去民心，而他即采用缓刑薄罚的手段来争取民众，这是见于史书的。所以我们与其说开皇律之轻刑，是文帝受了佛法的影响，不如说这是他在政治上从经验中得来的卓见，较为切实而合理。

炀帝即位，说是开皇律禁网深密，于大业二年（606），敕牛弘等重修律令，三年（607）四月班行，凡十八篇，计名例、卫宫、违制、请求、户、婚、擅兴、告劾、贼、盗、斗、捕亡、仓库、厩牧、关市、杂、诈伪、断狱，共五百条。其五刑之中，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程树德说大业律之于开皇，大抵增其篇目，仍其条项。隋末刑罚酷滥，本出于律令之外，唐初袭汉高入关约法之故智，因而废之，非必其律之果不善也。

唐高祖受禅，于武德元年（618）六月，废隋大业律令，又使裴寂，萧瑀等撰定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于武德七年（624）上之。程树德根据隋唐两律的篇目、刑名、次序，认为“今所传唐律，即隋开皇律旧本”。因为“唐初修律诸人，本非律家，开皇定律，源出北齐，而齐律之美备，载在史笔，人无异词，执笔者不敢率为更改……仅择开皇律之苛峻者，从事修正，其他条项，一无更改”云云。所言甚为合理。隋氏两律，都在宋朝散失，中国历代法律，现存之最古者，只有唐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