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魏晋及南朝

（一）魏

1．魏律

曹魏称帝，最初还是承用汉律，所以明帝有“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之诏（227?）。但他即位不久，即下诏改定刑制，令陈群、刘劭等采汉律，为魏律十八篇。可是这十八篇的名称，现在已弄不清楚。据《唐六典注》的说法，魏律是在萧何的九章律外，增加劫掠、诈伪、毁亡、告劾、系讯、断狱、请求、惊事、偿赃等九篇。而《晋书·刑法志》所载的魏律序略，则在此篇之外，还举出刑名、兴擅、乏留、免坐等四篇，而说“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它又说“刑名”就是原来的“具律”，惟依“篇章之义，冠于律首”，“厩律”久成虚设，所以予以删除。那么九章律中余下的还有盗、贼，囚、捕、杂、户、兴等七篇，然则去掉那两篇，才能符合序略中“五篇”之说呢？但是无论如何，此十八篇之“于正律九篇为增，于傍章科合为省”，则是一件很明显重要的事实。不过当时军国多事，用法深重，科纲繁密，此新律并不能深满人意。且中叶以后，王室渐微，因之流传不远，所以才到了随朝，魏律就已经失传了。

2．肉刑之议

此外曹魏一代，有四议肉刑之事，值得我们一述。原来中国旧律，有刺面（墨）、截鼻（劓）、断足（剕）、去势（宫）等惨酷的刑罚。直到汉朝，还有黥、劓、刖左右趾等三种“肉刑”。文帝时，淳于公坐法当刑，他的少女缇萦，上书天子，说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愿没入官婢，以赎父罪。文帝为她的孝思所动，下令除肉刑（167 B.C.）：把黥面改作“髡钳”，劓改作“笞三百”，刖左趾“笞五百”，刖右趾“弃市”，一时号称仁政，为历代所称道。但是把刖右趾改作弃市，已是把活罪改成死罪，把刖左趾和劓改作笞五百和三百，又往往加笞未毕，受者已死。所以外有轻刑之名，实则反是加重。因之后来不断有人提议恢复肉刑。汉末献帝初年（196?），名儒大才，如崔实、郑玄、陈纪等，都主张恢复肉刑，但是当时朝廷没有加以理会。曹操当政时（208?），荀彧作尚书令，又曾博访百官，欲申前议，但是为孔融所反对而罢。及曹操为魏王（216），他是一向主张复肉刑的，于是令御史中丞陈群（第一次），申其父（纪）论，而相国钟繇，亦赞成之。但奉常王修，不同其议，重被搁置。及曹丕称帝（220），又议肉刑（第二次），而详议未定，适值军事，所以又未实现。明帝时（227），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议（第三次），司徒王朗甚不谓然，而议者百余人，多与朗同，帝以吴蜀未平，又寝。后来废帝正始年间（240），夏侯玄、李胜等又追议肉刑（第四次），卒不能决。这是曹魏时四议肉刑的经过。后来西晋武帝（265）时的刘颂，东晋元帝（317）时的卫展、王导、庾亮（反对者周、桓彝）安帝（397）时的桓玄、蔡廓（反对者孔琳之），也都主张过恢复肉刑而未蒙采纳。最后到宋神宗时（1068），韩绛曾布先后请复肉刑，也全都没有结果。肉刑之议，这大概是最后的一次了。

至于两派的理论：主张恢复肉刑的陈群，他说“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也。”（魏志陈群传）刘颂说：“议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轻违王圣之典刑……今死刑重，故非命者众，生刑轻，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晋书·刑法志》）而反对复肉刑的孔融，则认为“末世凌迟，风俗坏乱，政浇俗替，法害其民，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也。”（后汉书孔融传）王朗说：“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残酷，是以废而不用。不用以来，历年数百。今复行之，恐所减之文，未彰于万民之目，而肉刑之问，已宣于寇雔之耳。”（魏志钟繇传）可见恢复肉刑的主张，从司法观点言之，不能不认为有充分的理由。但从政治观点言之，则恢复肉刑，并不是减少犯罪的根本办法，如孔融所说，亦自成理；而废除已历数百年的肉刑，一旦予以恢复，则在心理上，将给与一般民众以极恶劣之印象，王朗之说，更是不易之论。后来历代屡议肉刑，而始终未能恢复者，大概这一点是最有力的理由。

（二）晋

1．晋律

晋自司马昭秉政魏室，在咸熙之初（264），即议改定律令，命贾充等十四人任其事，其中郑冲，荀，羊祐，杜预，裴楷，荀煇等，都是一时俊彦。历时四年，到武帝（司马炎）泰始三年（267）表上，四年（268）颁布，是为晋律：计刑名、法例、盗律、贼律、诈伪、请求、告劾、捕律、系讯、断狱、杂律、户律、擅兴、毁亡、卫宫、水火、厩律、关市、违制、诸侯、凡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比汉魏旧律，蠲其苛秽，存其清约，真一时杰作。故史称新律颁于天下，百姓便之，盖当日已众论翕然矣。

晋律不但本身简要得体，而同时又得着两个大法律家为之作注：明法椽张裴有“律解”二十卷，河南尹杜预有“律本”二十一卷，皆为世所宗，晋后的刘宋萧齐，都一直承用所谓“张杜律”。前后施用，凡二百三十七年，六朝诸律中，行世之久者，再没有超过晋律的了。

但张杜两家注释，不是没有异同。南齐永明七年（489），尚书删定郎王植之上表说：“晋律文辞简约，取断难释，张裴杜预，同注一章，而生杀永殊……臣集定张杜二注……取张注七百三十一条，杜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

2．张杜之注

晋律在北宋时，似尚有传本，金元乱后，遂遭佚失。但是张裴上律解的表（269?），《晋书·刑法志》上，抄录了一大段。此一伟大法律家的文字，因之尚有一部分能流传至今。现在把其中最重要的几句，摘录如下：

“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为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意谓之道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

“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求，囚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理似故纵，持质似恐独：如此之比，皆为无常之格也。”

“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如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猲，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名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目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后取为盗贼，输入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于官为擅赋，加殴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

“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机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供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恐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

杜预的“上律令注解奏”中，也有一段：

“法者，盖绳墨之断例，非穷理尽性之书也。故文约而例直，听省而禁简。例直易见，禁简难犯。易见则人知所避，难犯则几于刑厝。刑之本在于简直，故必审名分，审名分者必忍小理。”

这样精密深刻的法律文字，即是和同时的罗马几位大师相比，也可以说是无愧色已。

（三）梁律

刘宋（420—478）萧齐（479—501），都是沿用晋律，没有去另立新制。到了梁武帝（502—549），欲议定律令，“得齐时旧郎济阳蔡法度，家传律学，云齐武时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合为一书，其文殆灭，法度能言之，于是以为兼尚书删定郎，使损益植之旧本，以为梁律”，凡二十篇。篇目次第，全和晋律一样，只是盗律改称“盗劫”，贼律改称“贼叛”，请赇改称“受赇”，捕律改称“捕讨”，删诸侯一篇，而在水火和厩律中间，增加“仓库”一篇而已。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条，是天监二年（503）完成的。

（四）陈律

陈氏承梁季丧乱，刑典疎阔，武帝思革其弊，即位之初（557），即使范泉、徐陵等参定律令，制律三十卷，其“篇目条纲，轻重简繁，一用梁法”。程树德说：“陈时修律诸人，多非律家，不过摭拾旧注，恣其粉饰，故条文虽增于梁，而纲领则毫无出入，史称博而非要，盖确论也。”

所以梁陈二律，实即晋律，其增损仅在文字之间。盖当时柄国诸臣，优于词章，而疏于掌故。蔡法度范泉之流，亦不过略有传习，而实不足当创制显庸之任。所以在梁书陈书里，蔡范二人均未获列传，大概就是这个缘故。两律在唐书中尚有记载，宋史则不载，大概是在南宋时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