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汉（206 B.C.—220 A.D.）

（一）汉朝律令繁琐

李悝所造《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据说是“集诸国刑典”而成的。后来商鞅传之相秦（359B.C.）改“法”为“律”，是为秦律。到了汉朝，萧何为相（201B.C.），捃摭秦法，加上户律、兴律、厩律三篇，是为“九章之律”。及至到了武帝时代（140B.C.—87B.C.），更非常迅速的发展。九章之外，又添了叔孙通的“傍章”十八篇，张汤的“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的“朝律”六篇，一起共六十篇，这是整个汉律的轮廓。于是纲禁周密，法令繁琐。《汉书·刑法志》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后来元帝（48B.C.），成帝（28B.C.），一再下诏删减律令，可是当时的官吏，没有材具，不能因时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只举数事，敷衍应命而已。到了后汉，二百年间，据《魏书·刑罚志》说，律章亦无大增减。和帝永元六年中（94A.D.），廷尉陈宠一度建议平定律令，要把当时的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减削到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以符吕刑中“五刑之属三千”之数。可惜未及施行，而陈宠以他事获罪。后来就再没有人谈起了。

（二）汉之春秋折狱

汉朝的法令，虽然发达，但同时以经义断狱，尤其以春秋决狱的风气，非常盛行。这里我想有下列三个原因。一、律令发展的太快，大家对于它们的认识，不够深刻和普遍，因之对于条文的引用和解释，都不熟练。二、汉室崇尚儒家的经术，而依儒家的见解，经书的权威（Prestige），根本高于法令。三、秦汉之际，儒家的学者本来众多。秦始皇焚书坑儒，只能使他们暂时敛迹，而民间习儒的，仍然不少。自然他们对于经义有所独长。至于春秋之特别见重，更属显然。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儒家不但认为春秋是孔门最高的学问，也认为是治国平天下最实用的工具。而春秋的三传，在汉朝最初发达的是公羊，而公羊最是喜欢从文字中探求微言大义，而认定每项记载皆包涵有褒贬赏罚的。再加上传公羊的董仲舒在汉朝的特别崇高的地位，和他对于政治和学术的深远的影响。我有时候想，汉朝之崇尚经术，是因为崇尚春秋，而汉朝之崇尚春秋，是因为董仲舒之以公羊折狱。即使不是如此，董仲舒春秋折狱之大有助于经学在汉朝之发展，是毫无疑问的。

《汉书·艺文志》载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来或称“春秋断狱”、“春秋决事”、“春秋决狱”、“春秋决事比”。《汉书·应劭传》说，“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此书至宋时已经失传。现在把古书所记载的，摘录三则，以示大概：

“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通典》六十九）

“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为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御览》六百四十）

“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御览》六百四十）

以上是董仲舒春秋决狱的例子。还有文帝时，淮南王安造反（174 B.C.），胶西王端引据春秋：“臣毋将将而诛”，说安应当伏法，安遂废死。景帝时，太后想立景帝之弟梁王为太子（153 B.C.），袁盎等说春秋以宋宣公死不立子为非，说服了太后，乃送梁王之国。昭帝时（82 B.C.），有人自称是武帝之子戾太子，朝野哄然，隽不疑谓春秋以卫辄之不纳蒯聩为是，立送诏狱。这三件案子，我认为对于春秋和经术在汉朝的地位，曾经发生了有决定性的影响。

程树德在他的汉律考中有春秋决狱考一卷，考证出的事实，有六十余条。研究汉律的，对之不能不特加注意。

（三）汉世法学昌明

汉朝的律令繁琐，固不免为后人诟病，可是两汉时法律学的发达，我们却不能不为之大书特书。原来汉朝的风气，治律有家，都是子孙并世其业，聚徒讲述，往往都是好几百人。举其最著者为例，西汉时有南阳的杜周、杜延年父子，延年所传的，人称为小杜律，传流后世。有东海的于公于定国父子，当时人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无冤”。有泰山的郑弘、郑昌兄弟，皆以通法律名于时；东汉时有颍川的郭弘、郭躬、郭晊、郭镇、郭祯、郭禧、郭旻，家世习法，一家中为廷尉者七人。有沛国的陈咸、陈宠、陈忠，有河南的吴雄、吴诉、吴恭，都是三代明法，而吴家且三代皆为廷尉。颍川钟皓，世善法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皓之曾孙钟繇，繇之子钟会，父子继业，闻名于时。程树德汉律考，搜辑两汉的法律家，凡得七十五人。汉代法学之盛，可以概见。而研究法学者既多，理论上自然不免就有了多少宗派。所以后来讲汉律的，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二千六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到了魏明帝时（227?），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这和罗马时代提欧斗修第二及瓦楞廷第三东西两帝（Theodosius Ⅱ Valentin Ⅲ）在纪元四二六年公布的解释法（Law of Citations）：一切古法的解释，各家学说有不同者，一律以五大家为准，五大家有不同者，一律以帕皮尼央（Papinianus 212）为准，正是若合符节，不过只是早了二百年罢了。我们再看何休注公羊，郑康成注周礼，都曾经引用汉律来解经，而许慎注说文，并且引汉律来解字。当时学者喜欢谈法律的风气，也是颇有趣的。

汉代的法律学，有这样的发达，所以汉律的权威（Prestige），异常之高，而使汉律支配了整个中国法系的传统。在《中国法制史》上，两个有重要贡献的朝代，在制定法律时，一方面在修改前一代的法典，另一方面，则无不是在直接采摹汉律——晋与北魏，皆是如此。汉律对于我们法律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们若仔细推求，也还可以找出若干痕迹。

汉律的文字，在六朝末年，尚有人引用过。到了唐代，即已完全佚失。宋末的王应麟（1223—1296），作过《汉制考》，这是后人考证汉律之始。可惜继起无人，一直到了清末，研究汉律的学者，才比较多起来。沈家本的汉律摭遗二十二卷（寄簃丛书），程树德的汉律考八卷（《九朝律考》），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著作。中国旧法律的刑名法度，现在有许多项目还可以很有把握的追溯到汉朝，都倚仗他们二人的功劳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