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与宗教

阮：不管人与照相机的关系再怎么变幻莫测，一件艺术品是否能普遍被接受，在于创作者的“个人经验”和人类“共同经验”的叠合程度，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新影像作家的照片，是不是可以说他们注定在走着一条不大能普遍被接受的路子了？

陈：可以这么说，自传式的东西还是比较难被接受。

阮：这是否意味着，一位摄影家对心灵挖掘的努力，应该有一个限度，他人的隐私毕竟不足为人道也！

陈：我想重点并不在于限度上，而是在于摄影家对待题材的心态上。极度的“个人经验”，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和“共同经验”背道而驰。我举捷克的两位摄影大师苏德克（J. Sudek）和寇德卡为例子来说好了。他们两个都是十分个人化的，而寇德卡拍吉卜赛人，是在拍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他用极端个人化的手法来表现，却达到了“共同经验”的人性问题。他是否有把自己或对象的隐私情感去除，并不是重点所在。问题是他是如何看待对象（吉卜赛人），他们到底把对象看成“公众事物”或“个人事物”。如果他把对象看成是“个人”的，那他所表现出来的就很隐私；如果他把对象看成“公众”的，而表现出来的就自然能够与别人分享、能够感动人。

而苏德克就比较超现实，他把自己的心灵语言影像化了，对一般人而言到底了解多少呢？

阮：反过来看，如果一位创作者过度追求“共同经验”，那又是什么情形呢？

陈：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拿维加（Weegee）和一般的新闻摄影记者来比较。由于一般的新闻摄影手法，太过于讲求何时、何事、何地、何物的影像掌握，使拍摄者落于无名氏的身份，没有在现场的记录中留下任何自我的痕迹。这样的摄影家变成一个完全客观的角色，因此也使他的摄影行为变成一种任务的执行，使他的照片成为现场的证据而已。这就是太过追求“共同经验”的结果。维加就不同了，他的照片总是有一种“我”在现场的感觉。同时他不管在什么条件下都利用闪光灯的拍摄手法，变成他十分特殊的签名式，就如同卡帕（R. Capa）的战争照片一样，每一幅都有他在枪林弹雨中的感受，每一幅都签上自己的名字。

阮：签名式可否解释成——自传体的叙述方式？

陈：比较起来，它较像电影的“作者论”，是一直以“我”在那里陈述。维加的“我”并不是一直在讲话，而只是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我”的存在而已。

阮：自传体的摄影手法是否不足为取？

陈：它是一种类型，家谱照片就是最广泛被接受的自传式作品。

阮：以这个角度来看，拉帝格（Jacques-Henri Lartigue）的作品全部是自传体了。

陈：他又是另一种类型了。辛蒂·雪曼和杜安·麦克斯（Duane Michals）和李·佛兰德又是一种类型，他们既想展现自己又想掩饰自己。

阮：毫无疑问，在“共同经验”的题材上，用过度“个人经验”的手法来表现，难免会出现大问题。

陈：当然，这种的表现非但不能在影像上形成个人风格，反而会使影像的意义丧失。我们总不能用拉帝格的手法去拍维加的题材。

阮：换句话，寻找“个人经验”与“共同经验”的最佳管道，才会使影像语言清晰明朗化。

陈：可以这么说。大部分的摄影家一辈子就是在追求这两种经验的结合。不同的是每一个人所追求的“共同经验”的层面不同。报道摄影家们追求的是意识世界的“共同经验”，而纯摄影的影像作家，却是在追求潜意识里的“共同经验”。比如说晚期的史蒂格立兹和米诺·怀特（Minor White）则是一直在追求一种神秘主义的经验，他们几乎把摄影当成一种宗教行为。

阮：提到宗教，我倒想到举威廉·詹姆斯（W. James）在他的名著《宗教经验之种种》里的一句话作为参考。他说：“我们是否接受一个宗教意见，可以用三点原则去考虑它：一、是否有直接的洞知力；二、在哲学上是否合理；三、在道德上是否有益。”

我们是否可以用这三点原则去看待纯摄影的创作经验和影像表现呢？

陈：我想可以吧！关于“洞知力”这点，4纯摄影一直是努力在使对象从约定俗成的意义下透过相机解放出来。至于“哲学上是否合理”这点，纯摄影是以直观来代替理性的分析而已。至于第三点“道德上是否有益”，我想纯摄影的影像对某些人来说，的确对人的心灵有净化作用。

阮：以报道摄影所要传达的人文精神来看，纯摄影所能传达的人文信念是否比较稀薄？

陈：没错，纯摄影的“共同经验”较少，因为它所要表现的经验比较原始和原型，这并不意味着稀薄。只能说他们所关心的世界，并不是世俗的世界，而是心灵的世界。